字是谁发明的(汉字阻碍中国的进步?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称:汉字有“三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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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汉字问题》,引发了知识界有关汉字兴废的一系列讨论。

在文章中,钱玄同指出,中国现有汉字难以辨认,又没有什么文法,应当尽快废除。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甚至,就连现代思想解放先驱鲁迅,也曾公开表态,支持汉字废除的相关工作。

面对如此激进的观点,中国的老派学者章太炎不得不出面调停,表示汉字是古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可以适当改动,但不能完全废除。

但在风风火火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章太炎的振臂高呼,并没有消减大众对汉字的憎恶。

反而是国外学者罗素,在了解了中国文化后,选择坚定的站在章太炎身边。

作为一个曾获诺贝尔奖的英国天才,罗素在历史、文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新旧交替状态下的中国掀起了“罗素热”的风潮。

1922年,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不遗余力的赞美了汉字之美。

但同时,他也不留情面的指出,如今的汉字仍有“三大缺陷”。

这“三大缺陷”究竟都是什么?

仅仅在中国旅居一年,罗素的观点真的站得住脚吗?

汉字第一缺陷:笔画繁琐、书写困难

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一直都是让国外友人大呼头疼的“语言必修课”。

特别是在1956年之前,当时繁体字还在大面积使用,书写繁琐、识记困难便成为了大多数人对中国汉字的第一印象。

“轰”为例。繁体版本的轰写作“轟”,不仅与“蠹”“譶”“嚞”字形近,笔画也十分复杂,不利于书写与识记。

作为传承两千年的历史符号,繁体字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文化价值,反而硬生生劝退了不少国人。

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咬文嚼字的国文不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繁体字的市场便更加缩紧了。

但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文字来代替,国人不得不继续使用晦涩繁杂的繁体字,错字、别字的情况时有发生。

就是在这样新旧不接的环境下,罗素来到中国进行了自己的学术访问。

可想而知,在习惯了使用简洁的英文书写系统后,看到繁体字的罗素自然会感到不适。

所以在《中国问题》中,罗素一针见血地将“笔画繁琐”的缺点,放在了汉字的“三大缺陷”之首。

罗素认为,繁体字的书写太过繁琐,耗时耗力不说,还存在不少读音完全相同的异体字,这大大加深了日常书写的困难指数。

站在当时的环境中来看,罗素的观点其实并没有错,甚至还意外的拥有一丝超前意味。

“封建”时代,文字是阶级的代名词。

由于识记困难,当时大多数普通家庭并不识字,只能出卖劳力来换取生活所需。

等到了更为严苛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还进一步加深了汉字的阶级烙印,试图禁锢普通百姓的反抗意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繁体字的使用范围更小,也就失去了随时代变化的先决条件。

有调查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民众的文盲率高达80%。

除去一部分接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外,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都是没有读过书的。

即使后期有过识字的欲望,很多人也会被繁琐的字形劝退,甘愿做个什么都不懂的“文化沙漠”。

当然,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文人也意识到了繁体字存在的硬性问题。

在名作《孔乙己》中,鲁迅也曾对繁体字展开过批判。

他笔下的主人公孔乙己,就是时常吹嘘自己懂得“茴”字四种写法的落魄文人。

由此可见,不仅是大胆发声的罗素,当时的中国文人也都意识到了繁体字的症结所在。

但从汉字的发源来看,罗素将繁体字书写繁琐的弊病,归结为中国汉字的“缺陷”,依旧是较为短视的看法。

作为文明社会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文字的产生,成为了人类跨越野蛮的重要标志。

早在五千多年前,苏美尔人便发明了楔形文字,古老的埃及神庙中,也有着最原始的文字记载。

相比于西方,中国的汉字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晚,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人们赋予汉字浪漫的起源故事,结束了神农氏“结绳而治”的漫长历史。

但按照真实历史的记载,汉字的出现却并不是史官仓颉恰到好处的灵光乍现。

考虑到结绳记事的不足与缺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古人不得不采用类似图画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眼见用来表意的图画越来越多,为了能及时将新生图画与原始图画区分开,近乎抽象的字形得以形成。

这就是最初的象形文字。

不同于之前的结绳记事,随着象形文字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人有意识的将象形文字分为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个门类,以便提升汉字的实用功能。

可以说,作为世界上仅有的表意文字,无论是从历史价值还是实际功用上来看,汉字都具有无法被取代的文化力量。

但是,虽然经过了历史的洗涤,繁体字出现了行书、隶书等不同分支,但字形、笔画等方面仍有进步的空间。

1956年1月,为了能更好的推行汉字,国务院推行《汉字简化方案》,将544个繁体字简化为515个简体字。

相比于之前的字形,简化后的版本在原有表意的基础上,也照顾到了日常书写的需要,相对更容易识记。

仅仅是“横、竖、撇、点、折”这几种基本笔画,就能区分出成千上万的中国汉字。

对于当年的罗素而言,虽然眼光犀利,但他对汉字的评价多少有着时代局限性。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如今的汉字书写早已甩开了“笔画繁琐”等不利标签,成为一种简单方便的社交符号。

汉字第二缺陷:没有固定顺序,无法整行排字

“没有字母顺序,无法用铸造排字机。”

在提及了繁体字的繁琐之后,罗素将注意力放到了汉字特有的部首偏旁上。

与英文中的26个字母不同,中国汉字的结构比较复杂,仅仅是常用的部首偏旁就有53个,《说文解字》中收录的偏旁总数更是高达540个。

如此庞杂的知识量,让汉字的初学者望而生畏。

在古老的纸书手写时期,汉字的书写速度还能随着熟练程度而有所提高。

但到了工业时代,汉字的不足便被再一次放大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人威廉?伯特制造了一部名为“排字机”的书写机器,并在不久后取得了美国专利。

虽然这部排字机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凭借着26个字母的顺序组合,排字机还是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书写速度,逐步告别了漫长的手写时代。

而在1868年,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肖尔斯更是对现有的排字机重新改革,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字母键盘。

在第二版排字机的帮助下,英文的书写速度被大大提升,纸笔书写时代正式被机器手打时代代替。

久而久之,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发明的排字机逐渐传到了西方的各个国家,极大的便利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现代环境下,罗素自然而然对书写的便利程度非常重视。

来到中国后,罗素发现,此时的中国不仅尚未接触到排字机,就连单纯的汉字书写都十分困难。

为了能改变国内的现有问题,罗素曾试图尝试将汉字编入排字机系统,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汉语文字还并没有与英文字母融合,根本不适合排字机的工作原理。

甚至,在尝试赋予汉字固定的顺序时,罗素还意外发现了汉字的种种不“不合理”之处。

罗素认为,中国汉字在发明时并没有遵照固定的规律,比如说象征着慈爱与亲情的“母”字,在加上特定的偏旁部首后,竟会变成毒药的“毒”字,文字的意思已经完全改变。

显然,汉字的这一特点,与拥有着固定时态和语态的英文完全不同。

也正是因此,在察觉到汉字只能依靠手写时,罗素才会将这一缺点放到自己的书中描述。

但其实,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所能传达出来的特指意味是绝无仅有的。

在英语中,在表达兄弟关系时,人们常常会用“brother”来一笔带过。

作为一个固定词语,“brother”既可以用来表示哥哥,也可以用来表示弟弟。

一旦离开了固定的语境,英文的特指意味便会被稀释,甚至还有前后矛盾的可能。

但在中文中,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

形容类似于“brother”的关系时,除去“堂哥”、“表哥”这样带有血缘区分意味的词汇之外,汉语词汇中还有着像“大哥”、“二哥”一类的年龄区分。

这样的精确指代,是含义单薄的英文系统所无法到达的高度。

当然,罗素对汉字缺点的表述也并不是毫无道理。

想要让汉字跟随时代的脚步,向现代社会发展,就必须要尽快找到汉字之间存在的顺序关系。

早在东汉时期,编写《说文解字》一书的许慎,就创造了部首检字法,将汉字按照偏旁部首的顺序加以分类。

根据“六书”的原则分析字义,再将其按照部首分别编入不同的章节,部首检字法将形态复杂且又极不规则汉字归纳在了540个部首里,大大方便了人们查阅。

但是,部首检字法虽然足够方便,却只局限在手写或查字的范围内,不适于在字母键盘上表达。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推行汉字注音方案,倡导民众使用音节拼音的方式来拼读汉字。

相比于之前的部首检字法,拼音字母表更适合在字母键盘上使用,而凭借着这些字节拼音,汉字的书写速度也被大大提高。

为了能更好的传承汉字,拼音字母表还首创了语言声调,这是英文系统并不具备的。

直到现在,大部分的汉语字典中,仍有部首检索拼音字母这两种方式供国人选择,汉字不利于排版的问题也不再存在。

汉字第三缺陷:无法很好表达外来词汇

清朝末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失去了与现代社会接轨的通道。

为了能将国家从混沌不堪中拯救出来,当时的先进志士东奔西走,终于敲开了国内外商品流通的大门。

但是,由于缺乏对这些外来物品的汉语定义,在形容他们时,人们往往会在物品名称前加一个“洋”字来区分。

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火柴,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传入中国。

在此之前,国人想要取火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打火石引燃柴火,一种则是使用专门的火折子。

相比于这两种工具,火柴的适用面积更广,取用也更加安全,所以在传入中国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出于对新鲜物品的好奇,再加上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当时的中国民众便约定俗成,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外来物品打上了标签。

甚至,在面对远道而来的国外使者时,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也十分简单粗暴,那就是笼统带过,将他们全部称为“洋人”。

很显然,这样的称呼方式并不能发挥它原本的区分作用。

相传,当时有一位外交使者来中国商议政事,在席间听到中国大臣口中的“洋人”二字之后,竟直接愤然离席,并拒绝后续的所有沟通。

他的理由是,中国大臣的“洋人”称呼,在他看来有歧视的意味,并不是个友好交流的信号。

从这场闹剧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在舶来品称呼上的不足与疏漏。

所以,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深感其痛的罗素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罗素表示,由于受到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影响,中国人在面对外来词汇时,很难百分百还原出它原有的意思。

在欧洲语言体系内,想要形容固定的科学用语,可以利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方式表述。

但是,这个方法却不适用于中文词汇。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面对这类完完全全的新鲜词汇,汉字只能从原本的语库中抽调音节,重新组成一个新词汇。

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当做舶来品的外来词汇到了中国市场上,还会面临表意缺失的尴尬问题。

以常见的英文单词“copy”为例。英文词典中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有复制、摹本、副本等含义,这些含义会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替换。

但是到了中国,人们在用汉字形容它时,往往会使用音译版的“拷贝”二字。

相比于原义,汉字对这一外来词语的解释就有些单薄,除了能尽可能还原它的读音之外,“copy”本身的含义被削减到仅剩“复制”这一层含义。

这样的改动,即使国外友人能欣然接受,也为国人理解英文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显而易见,罗素提出的这第三点“缺陷”,其实是站在中国角度上的诚意劝告。

中文含蓄深远,而英文简单直接,在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如果仅仅是将概念简单拼凑,很容易引起双方的误解。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外来文化,其实并不是近代人的原创。

早在明清两代,借着丝绸之路的便利,中原就曾与接壤国家有着物品的传递。

像是如今熟知的蚕豆,就是宋元时期从异邦传来的食物。

不过在当时,人们习惯性将蚕豆称之为胡豆,因为它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农作物。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胡豆的说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这一农作物的定义,所以胡豆才摇身一变,成为了今天的蚕豆。

由此可见,在面对外来词汇时,中国常用的做法就是先为其框定大致范围,再任由其自我命名。

类词缀,就是中文在吸收过英文的精髓之后,在汉字上的具体体现。

在参考过英文系统中的时态表达后,中文创造性的发明了前词缀类后缀这两种表达方式。

比如说,英文语言系统习惯用“un”为前缀表达否定,于是产生了“unofficial”“unnatural ”等词语。

所以为了能尽可能还原英文本意,在使用前词缀后,中文中也出现了“非官方”、“非典型”等相应汉字。

虽然在吸收外来语汇的过程中,中文翻译的用时较长。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于英文,中文的翻译有种古老的浪漫。

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就曾有过几个精妙绝伦的经典翻译。

在翻译毛主席的《为女兵题照》时,许渊冲就将句子“不爱红装爱武装”翻译为“To face the powder,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通过巧妙运用同源词语,许渊冲最大程度还原出了毛主席句子中的同异格,将中国汉字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相比于中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浪漫,留给英文的表达形式,恐怕只能仅仅局限于“so beautiful”这样的简单词汇。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罗素提出的汉字“三大缺陷”都已不复存在。

站在特定时代的角度,罗素对汉字的质疑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语言,汉字历经沧桑却仍不改其意,它的存在,早已跨越了时代的界限。

结语

与其他语言不同,汉字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每个字都凝结着先人的远见与智慧。

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相对滞后的情况。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接棒先人,在保护好中国文化的同时,让汉字拥有更多时代的可能性。

编辑:予粥

责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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