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有新人#

甲骨文著录的单字已达5000字，目前识读出2000字。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阶段识字量为2400个，中学要求3800个，整个中学要求识字量为6600个。 一般人的汉字常用字大概也就2000多个，

汉字构成的“六书”中，殷墟甲骨文已具备象形、会意、形声、指事、假借，甲骨文无疑已经是一套成熟的文字。因而，一般都认为这不是最早的文字。在安阳殷墟甲骨文之前，甲骨文的酝酿期有多久，有说至少五百年，有说需要一千年，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夏代应该有文字，因而，认为甲骨文是商人继承夏人的文字，这就有点想当然了。

有这个可能，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我更倾向相信：殷商在前人基础上迅速发展出了文字系统，且或专门用于占卜。

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出土卜骨，卜骨上有两个刻符，多认为其属于文字范畴。

夏代有文字，这是自然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发现，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夏代有多少文字？有文字系统吗？至少目前考古发掘尚未发现夏的文字系统。

二里头遗址，夏晚期都城。遗址内有许多重要发现，宫殿、青铜礼器群、铸铜作坊等等，唯独缺少文字方面的重要发现。

这些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些刻画符号，有些已经很复杂，如果说是象形文字也不过分，部分还能在甲骨文中找到类似的字形。

二里头的这些刻画符号不仅有独体象形字，如“皿”“井”、“矢”等，还有很复杂的复合会意字。

和殷墟甲骨文不同，二里头遗址的这些符号大多刻在大口尊这种陶器上，也有刻在其它陶器上的，因此被称作陶文。但是，与殷墟甲骨文相比，二里头的文字还是太少了，有文字但不成篇章，没办法作深入的解读。

郑州商城，作为商早期都城，面积比殷墟商城还要大，但是遗址内没有发现甲骨文，因而，有理由相信，甲骨文或许直到商晚期才出现，是由当时的某一群人有意识的创作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贞人。

殷商，给人的感觉就是“鬼气森森的”。甲骨文的内容可以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测，占卜的整个过程，在外族看来，也是“施法”的过程，而甲骨文就是“咒语”。占卜与文字，是商王室的秘密武器，是其神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它方国来说，能起到一定的恫吓作用。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与商王朝同时代的三星堆文明、新干大洋洲遗址，明明有着旗鼓相当的青铜文明，但却均未发现文字。因为这套文字系统是殷商王权发明的，并且，密不外传！甲骨文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如果不是商王室亲授，外族也很难学会。

当然，功劳也不能全给殷商。中国文字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陶文一样，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也多刻在陶器上，还有玉器、龟甲、兽骨、木质材料上。

贾湖龟甲刻符，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500年-前5000年）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符是刻在龟甲上的，且契刻手法与殷墟甲骨文类似，三个符号很像是文字，但可惜，数量太少，很难说明问题。

双墩遗址刻画符号，距今7300年左右

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双墩村北，故而得名。遗址内出土了陶器、石器、骨角器、动物骨骼等，最受瞩目的是遗址内发现了607个刻划符号。鱼形刻符，数量最多的一类。

双墩遗址刻符与甲骨文、金文对比

学者分析，这些刻符涉及的内容范围非常的广，山川、河流、太阳、动物、植物、房屋，也有捕猎、养蚕、编织、饲养等方方面面。

这些刻符主要是刻在遗址内出土的陶碗的外底部，这些陶碗又都是实用器，所以，可以肯定这些刻符并不是装饰纹样，而是某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标记，或者简单记录。

西安半坡遗址的情况与此有点类似，在一类饰有宽带纹、大的垂三角纹的陶器上发现了刻符113个。后来，也在仰韶文化的其它遗址中发现了不少刻符，但都比较简单。

“物勒工名”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或许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双墩遗址、半坡遗址上这些刻符也可能是制作者刻上去的标记，刻符看着也比较简单、随意。

在原始社会时期，需求简单，也社会性质简单，文字之所以被发明主要是用以区分物品所属，证明这件陶器属于“张三”或者“李四”，或者说明一件陶器是由“张三”或者“李四”烧制而成的，所以，所见的陶文都很简单。

如果说双墩遗址、半坡遗址的刻符属于“张三”、“李四”，大汶口、良渚遗址的刻符更为复杂、严整，很像是代表了“重要人物（群）”，应该具有某种文字含义。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刻符，公元前4100年-前2600年

大汶口文化的不少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类刻符，主要分为“日火”组合与“日火山”组合，有学者推测可能与“少昊族”、“太昊族”有关。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符，公元前3300年-前2000年

古埃及陶尊上的法老名

良渚文化有类似的发现。在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中有一类“鸟立高台”的刻符，不太像普通的图案，更像是具有某种含义的文字符号。古埃及的法老王名图形结构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良渚的这类符号是否代表良渚王的名号，很难求证。

根据《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刻符陶片、石器、玉器共554件，刻符总计656个。除了上述“鸟立高台”刻符，意义重大的还有于1986年、1987年在余杭南湖沙土下发现的陶文刻符。

黑陶罐烧成后在其肩腹部顺时针方向连续刻出8个刻符，8个刻符排列紧凑，很像是一句话。著名的学者李学勤释读为：

意思是朱某去到石地，在石的境界网捕老虎。

除此之外，其余基本都是零散的刻符，不成篇章，解读困难。

史前的陶文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看着很不一样。史前文明如满天星斗一般，不同文明使用不同的刻符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就目前所见来说，在殷墟甲骨文之前的所有文字（刻符）发现，均不成规模，与殷墟甲骨文之间有明显断层。

就像忽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殷商王朝迅速发展出文字系统，或许，真如有些学者推测的那般，“族名、族徽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陈梦家《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整理出的氏族名多达145个。

甲骨文中的“亚”字徽

以甲骨文的复杂程度来说，也不太像是由普通群体自然而然酝酿出来的，一定是需要某一些人群，遵循一定的规则，有意创造出来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很难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汶口、良渚文化的图腾刻符与此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