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诧异，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孟老先生，何以竟有如此之超前意识。以至于这种观念，放到现今之中国，亦不谓不惊世骇俗。

后来读《左传·文公十三年》，至这样一段史录，仿佛才忽然明白了一些。“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长短，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国的国君邾文公，想把国都迁到绎这个地方去。找人占卜。史官说：迁都对百姓有利，而对您不利。没想到邾文公竟然没有首先考虑自己，而是说“对百姓有利，也就是对我有利。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设置君主，就是用来给他们利益的。百姓得到利益，我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看看，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作为一个国君，在利益面前，竟然能够做到先民后己，真是让两千六百多年之后的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见此情况，左右随从劝谏说：“生命是可以延长的，您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邾文公说：“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死的或早或晚，是时运决定的。百姓如果有利，迁都就是了，没有比这再吉利的了。”于是就迁都到绎地。到了五月份，邾文公死了。君子都夸他是真正懂得天命。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真实版。孟子的这种理念或许正是受了邾文公的启示。

此并非妄言。孟子是邹人，邹和邾娄在文献中与邾是不同的称谓。所以孟子也即是邾国人。邾文公生活在公元前六百多年，孟子生活在公元前三百多年。两人相距不过二三百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鲁国的德礼土壤滋养了孔子一样，由邾文公开创的邾国这种先民后国，贵民轻君思想，势必会对孟子有所浸染。

由此发散开去，检点一下孟子之前的典籍，促成孟子这种利民贵民意识形成的因素肯定还有很多。

其一亦可能来自于其先祖古公亶父。孟子是鲁国贵族庆父的后人。庆父是鲁桓公的长子，鲁庄公的庶兄。庆父的后人即是把持鲁国朝政的三桓之一孟孙氏。后来齐国攻破了孟孙氏的封地郕邑，孟子的祖上才搬到了邾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的老爷爷就是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是周族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而其主要思想就是重民轻己。

《诗经·绵》有这样一段诗句：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宁。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同止曰时，筑室于兹。这段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古公亶父率领姬姓族人，沿着漆水翻过梁山来到歧山下的周原。占卜之后认为吉利，于是在此定居下来。周原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歧山为其天然屏障。此地水源丰富，气候宜人，土壤肥美，适于农耕和狩猎。周族也由此而逐步强盛。

而迁居的原因却如《孟子·梁惠王下》所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为了百姓而宁愿舍弃土地和君位。孟子在与滕文公的对话中，将此举例出来，既与其贵民思想一脉相承，想必也有佐证其观点的意思。

其二，可能受到儒家思想肇始者舜的启迪。舜发端了儒家学说。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是冀州人。在历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在负夏跑过买卖。舜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事情，都能推己让人，以百姓利益为重。并且很快可以利用自身的德性感化民众，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舜在历山耕作，历山人都能互相推让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都把好位置留给别人；在黄河岸边制做陶器，那里就完全没有次品了。一年的功夫，他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二年就成为一个小城镇，三年就变成大都市了。孟子认为舜是东夷人，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受舜之影响也当在情理之中。

其三，则有可能受启发于典籍所载或世间所传明君的事例。孟子一世，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早已经孔子之手编著流布，而上面有很多相关的事例。如《左传·哀公六年》所载：楚昭王末年，有块云彩像一群红色的鸟模样，围绕太阳接连飞了三天．于是周朝的太史说：“红云挡住了太阳就挡住了国王的身体，与国君不利。应当举行祭典，祷告上天，就可把灾难降到令尹和司马的身上。”楚昭王说：“把心里和腹腔中的疾病移到四肢上能有什么益处呢？假如我没有大的过错，上天何必让我早死？如果我有了罪应当受到惩罚，又何必移给别人？”所以不去举行祭典。楚昭王把君臣关系喻作心腹与四肢。这一比喻非常生动形象。君、臣、民原本就是国家的整体，互相以对方为存在条件。臣民不存，君将安在？没有了四肢，心腹也就没有了支撑。楚昭王也可谓是深得治政之道了。

世间所传之贤君明臣的事例想必也不在少数。稍晚一些的《吕氏春秋·制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宋景公的时候，火星侵占心宿星的位置。根据当时的星相，心宿星是宋国的天区，这意味着凶事要降临宋国。宋景公为此非常忧虑。朝中负责占星相的官员子韦说：“我可以将这个祸患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是我的股肱重臣啊，怎么能够把灾祸移到他身上呢？”子韦说：“那可以把这个灾祸移到百姓身上。”景公说：“国君要依靠子民啊，怎可让百姓承受灾难呢？”子韦又说：“可以转移到当年的谷物收成上。”景公回答说：“年成歉收会闹饥荒，人民困苦不堪，我去做谁的国君啊？”子韦感叹说：“上苍神明虽高高在上，却能够听到人间最细微的声音，现在君主您讲了体现君主仁德的三句话，必然会感动上天，火星应该会移动了。”再观测天象，火星果然移动了三度。宋国这一年没有遭受灾难。这个故事同样记载在《史记·宋世家》等典籍里面，记载之前，想必已经在世间流传。孟子作为一个大学问家，极有可能耳闻并接受其熏染。

此外，身为儒家学派的承前启后者，孟子亦传承了孔子及孔门弟子的一贯思想。翻阅《论语》、《礼记》、《尚书》等儒家经典，随处可见这种重民、贵民、保民的真知灼见。

《尚书·太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人认为天有意志和知觉可以视听。天的视听通过人民的视听来体现，即天与民同其感受，同其好恶。

《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上天对人没有亲疏远近,只要品德高尚的就辅佐他;民心并不永远属于一个君主,只有对自己有恩惠的,才归附他。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伟大的祖先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据考，这种“敬德保民”理念，是由周朝的开国者周公姬旦率先提出的。这种君依赖于民，民制约君的君臣关系，肯定了民的地位和作用，并深得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所重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此进行了整理并发扬。于春秋一季形成了新的治政思潮。《论语》一书即数次论及。如《论语·雍也》：“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季氏》：“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孔子心目中，统治者如能将好处给予民众，能够周济大众，就是圣人了。如果能使百姓安乐，真切地重民、爱民，实行仁政，那么天下就能和谐、稳固。

孔子的弟子有若，则在回答鲁哀公的询问中，说的更加明白。《论语·颜渊》：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鲁哀公向有若询问治国的方略，有若建议其减少税赋。鲁哀公很奇怪，认为这样会减少国家收入而陷入贫困。有若于是论述了百姓富足则君富足，百姓不足则君不足的辩证关系。孔子则是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提出了更加振聋发聩的观点：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以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

孟子是中国古代最具有独立意识的大思想家，也正是在吸取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出了震烁千古的强音：民为贵，社稷此之，君为轻。虽然这句话承继于先贤，但较之先贤则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大贡献在于理顺了民众、国家、君王的轻重关系，把民众利益提升到了高位。百姓利益高于一切，高于国家利益，更高于君王利益。这对那些一直秉承“君命天授”意识的历代帝王，肯定是大觉不爽。因为大多数统治者所赖以御民的手段就是，君王是代表国家的，而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于是也才有了明朝皇帝朱元璋将孟子打入冷宫的丑闻。

欣喜的是后世亦有孟老夫子的追随者。例如《旧五代史·钱缪传》：时将筑宫殿，望气者言：“因故府大之，不过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肃笑曰：“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为！”遂弗改造。南越国国王钱缪将要修筑宫殿，请擅长观气的人帮其占卜。其人说：“如果扩大原来的宫殿，其益处不过一百年；如果填平半个西湖，则可以有千年之久。”钱缪笑着说：“怎么会有千年而不出贤明君主的事情呢？为什么要让我的民众们受苦呢！”于是不再改造宫殿。如果钱缪也像朱大皇帝一样的话，西湖也就不复现在之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