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上接清朝,下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12年至1949年,首星三十八年。这不是汉、唐、明、清那样普通意义上的朝代.因为其不是一姓之天下,其寿命也远比一般朝代为短,还比不上元朝,但是,其内蕴相当丰富,故事出奇精彩,意义极其重大,可圈可点、可惊可叹、可歌可泣的事如繁星满天。这一历史时代，从法统上说，分为两个时期:一、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二、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与以往朝代最大的不同,这一时代的政治架构是按照近代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设计出来的，不是权力不受制约、世袭罔替的君主专制,是民国不是帝制。

　　这是一个风云多变、战火频起、多种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的大变动时代。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中国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统治至此结束，绵延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国至此终结,中国政治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1912年4月,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前清重臣袁世凯获得政权,就任大总统,定都北京。此后四年间,他外倚西方列强的支持,内靠纵横捭阖的手段,软硬兼施,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由内阁制而总统制,由任期总统而终身总统,逐步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1916年元旦,改元为洪宪元年,恢复帝制。结果,无论是先前反对他的人还是先前赞成他的人,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讨伐声浪汹涌澎湃，遍于域中。袁世凯于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随后于6月6日在羞辱与忧愤中死去。

　　一个军政强人的突然消失,留下了一大片权力空间，接下来是长期的权力争夺与军阀割据。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此外还有山西晋系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延等。从1916年到1927年，从北国到南疆，从沿海到内地,各路军阀相互拼杀,虎噬鲸吞。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后,中国政治中心从北方移到了南方。

　　自1927年至1937年,中国一直受到外患与内争两个方面的困扰。外患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内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倾轧与斗争,二是来自“新军阀”的挑战,包括李宗仁和李济深的桂系、冯玉祥在华北的“国民军”、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阎锡山在山西的势力等;三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内争与外患时常交织在一起,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消长分合也时有变化。四一二事变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共产党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从1930年至1934年,蒋介石先后发动五次针对红军的“围剿”，前四次均被击败。第五次，红军失却在江西的根据地，被迫长征北上。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囚禁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蒋介石获释,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经过三年多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击溃国民党军队，蒋介石退守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这是中国遭受空前外患、民族精神淬火升华的特殊时代。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面侵华。国难当前,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尽管中国国力远逊于日本，工业总产值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军事方面除了陆军人数比日本稍多,海军、空军与日本之比,分别是一比八与一比十三,武器装备更为落后,但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民族、阶级,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大仗,包括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予日军以重创。敌后战场的广大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四处出击,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万千中华儿女,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绵延久远的中华民族精神经此磨炼淬火,得到了空前的升华。

　　这是中国在外交方面有一定改善、经济有一定发展、思想文化有不俗表现的特殊时代。思想文化方面,这三十八年是大放异彩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庶几近之。无论是北洋军阀、各地军阀，还是设在南京或重庆的国民政府,都无法绝对有效地控制大学、报纸、期刊与出版业,无法完全控制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这造成了有利于思想交锋、学术争鸣与文化繁荣的特殊环境。之所以有那么多党派活动,有那么多思潮、学派产生、争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那么激荡磅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立，都与这个特殊环境有关。具体文化门类方面，有许多相当突出的成就:文学创作方面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与茅盾,语言学方面的赵元任,史学方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董作宾、李济、顾颉刚与钱穆,哲学方面的胡适、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社会学方面的吴景超、潘光旦、费孝通,教育方面的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绘画方面的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丰子恺、黄宾虹,音乐方面的黎锦晖、聂耳、冼星海,电影方面的蔡楚生、阮玲玉、金焰、胡蝶,戏剧方面的田汉、曹禺，数学方面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学方面的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地质学方面的李四光,气象学方面的竺可桢,造桥方面的茅以升,冶炼方面的周仁,化工方面的侯德榜均各领风骚,独步一时,如山花烂漫,云蒸霞蔚。

　　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经过谈判，中国相继与众列强签订新的关税协定,实现了关税自主;1943年,中国收回了所有租界。一战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电话、电讯等先进设备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总之,这是去今不远、对今天仍有深刻影响的特殊时代,是一个历时虽短但内涵丰富、色泽斑斓、可以从许多角度反复解读的非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