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中国社会中，信仰世界相当复杂，除了我们熟知的释、道二教之外，还有大量分布于各地的原生宗教。宋代以后的地方志，通常设立“祠庙”“神祠”或“祠祀”一门，记载这些佛、道教以外的信仰。这类信仰对象以祠庙和祠庙奉祀的神祇为主体，它们和释、道等组织性宗教最大的差异，在于欠缺有系统的经典支持，也缺少有体系的宗教人士的组织。然而，上述地方志的记载，反映出传统中国官方对宗教分类的概念里，这些释、道以外的中国原生宗教，是一个独立的类别。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对这些原生宗教的研究相当沉寂。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美国与欧洲学界在关怀中国通俗文化的热潮下，才开始推动此一研究领域。迈入1990年代，相关的研究已从附庸转为热门研究领域，个别学者的论著相继问世，也出版了两部论文集。近年来，汉学界迭有新书出版，中文学界关于唐宋时期祠祀信仰的论著也日益受到注目，且迄今热度不减。整体而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宋代以后，而且主要关注对宋代或后世影响较大的信仰，如城隍、五通、妈祖、梓潼、张王等信仰。

最初推动此一研究领域的国外学者，实欲以此为题，从精英文化以外的层面寻求对中国史的不同理解，他们往往称这类信仰为民间宗教。在概念上，此一用语有强调其信众和价值观念“下层”的意味，因此，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试图改以其他概念加以概括，如“地方祠祀”“祠祀信仰”“大众宗教”“神祠宗教”“神祠信仰”“祠神信仰”与“民众祠神信仰”等，反映不同学者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这类原生宗教，既是一般人信仰之所系，亦可能是官府祭祀的对象，而且，官府也会主动通过建祠立祀的活动，来纪念、表彰特定人物。这些带有纪念性质的立祀活动不一定具有信仰的成分，但是建祠立祀的形式和民众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本书使用“祠祀”一词进行讨论，除了指称分布各地的祠祀信仰，也包含国家和士大夫官僚群体建祠祭祀的活动（例如旌忠庙与贤人祠），希冀对官方和祠祀信仰这类原生宗教的关系，带来更丰富的考察视角。

长期以来，国家与祠祀信仰的关系一直是学者注目的焦点。以本书关注的唐宋时期而言，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祠祀信仰和国家权力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成果，其中，国家权力和这些信仰的关系，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根据学者的考察，在唐宋两代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较以往朝代更关注这些祠祀信仰活动，国家发展出许多具体的控制措施。

从比较的观点来看，相较中古时期的政权，宋朝确实更注意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何以宋朝更重视对各地祠祀信仰的控制？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宋代祠祀信仰大盛，统治者必须正视此一现实，由此发展出更多控制措施。于此，个人想尝试提出另一种考虑的可能性： 所谓宋代祠祀信仰“大盛”，是指那些基层社会的信仰大量涌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有“兴盛繁荣之貌”。宋代大量赐封神祇的记载即是明显的例证，而且国家的赐封之制，显然对此一涌现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诚然，中国历代王朝都留心控制各种信仰，但是不同时期，有时关注的重点不同。中国中古时期，为人熟悉的佛教史上的三武之祸，即是国家打击佛教信仰的事例。此时，国家更挂虑佛教等组织性宗教可能带来的威胁。在讨论中古国家与祠祀信仰的关系，也要考虑这一点。

宋代大量涌现的祠祀信仰的记载，至少说明宋代分散各地的祠祀信仰，更受到统治者的注意，但是何以如此？个人认为，讨论上述问题，仍须回归到国家实际的治理经验。于此，本书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将进一步聚焦于唐宋之间国家面对南方祀神风气的作为。南方自古有好祀之风，但是以往讨论国家和祠祀信仰的关系，较少考虑此地祀神风气对帝国祠祀措施可能的影响。特别是唐宋之间南方整体力量的崛起后，帝国和统治阶层必须正视此地的治理，他们如何处置南方祀神风气？又，此一风气对他们的祠祀措施又产生哪些影响？本书将说明，正视国家处理南方祀神风气的经验，将会对宋廷和士大夫官僚何以更关注祠祀信仰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考虑和理解。

在探讨此一问题时，本书将采取跨代的研究。讨论宋廷更注意各地的祠祀信仰，不能只着眼于宋代，个人将试图梳理唐宋之间国家对地方祠祀作为的变化。以往学者讨论这些变化，主要是以一种历史比较的视野加以讨论，很少真正从唐宋之间重大历史转变的背景，动态地考察国家对地方祠祀作为的变化。以下各章的讨论，将试图勾勒此一变化的历史面貌。

最后，对国家与祠祀信仰的关系，本书提出一种双向考察的视角。中国历代不乏贤人祠与忠臣庙，但是宋世以下，兴立大量的旌忠庙与贤人祠，确实是令人注目的历史变化。何以国家和士大夫官僚开始兴起、推动建立这两种祠庙的风气？既有的研究对国家与祠祀的关系只存在着单向的考虑，主要讨论国家控制祠祀信仰的措施，因此，很难解释上述这一醒目的历史变化。本书尝试说明国家和统治阶层大幅介入之后，其自身的政治行动也可能受到基层祠祀文化的影响。此一变化，有助于理解宋世以降何以出现大量的旌忠庙和贤人祠。

二、研究回顾

研究唐代祠祀信仰的学者，主要从礼制与礼典的规范探讨国家对地方祠祀的控制措施。此一研究领域起步较晚，大约在1995年以后才逐渐展开。西方研究唐代的学者原本就不多，近年来，研究人才更少，而关注“民间宗教”的西方汉学家往往因此时相关史料零散而裹足不前。故关于唐代祠祀的研究主要由唐史学者所推动，其研究取径较少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而主要受中古史学界自身的影响。他们主要讨论祠祀信仰与国家权力、祭典和礼制的关系，反映出中古史研究关注于国家与礼制的学术氛围。在这方面，金相范与雷闻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金相范和雷闻二人皆从国家礼制、礼典考察国家的祠祀措施。金相范的博士论文最早强调国家礼制对祠祀信仰的制约与规范，他颇受以礼探察皇帝支配制度的取径所影响，认为唐代皇权强化之后，政府企图独占人神之间的交流管道，因此，在地方上以社为基础推行正祀。最后，在官社无法制约乡村信仰生活时，政府又对神界实行赐额封号的礼仪措施，试图以礼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雷闻则以国家成文礼典所规范的制度框架，来考察地方祠祀运作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大唐开元礼》已将州县诸神祠列入小祀，赋予其合法的地位，祠庙的合法与否，则交由地方政府认定，并认为是国家制度上巧妙的安排。上述两人的观点略有不同，雷闻亦指出，唐代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的信仰文化传统，采取妥协与引导的立场。

至于研究宋代祠祀的学者，讨论的视角和上述研究有较大的差异，他们往往强调宋代国家以建立正祀与打击淫祀的两面手法积极管理地方祠祀，展现出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态度。所谓建立正祀，是指朝廷通过大量封爵赐额的措施，赋予地方祠祀合法的地位，而打击淫祀则是指朝廷不断下令扼制非法的祠赛活动。学者关注宋代打击淫祀的活动，相关研究颇多，请参见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六章《正祀与淫祀——宋代祠神信仰的合法性研究》，第272—317页；黄纯怡： 《国家政策与左道禁令——宋代政府对民间宗教的控制》，《兴大历史学报》第16期，第171—198页；杨建宏： 《略论宋代淫祀政策》，《贵州社会科学》第195期，第149—152页。另外，沈宗宪则全面讨论宋代的信仰政策，参见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学者强调这是宋廷对地方祠祀作为的一体两面。

前述学者讨论唐宋两代国家对地方祠祀的措施已取得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并观唐宋相关的研究便会发现，目前所勾勒的唐宋之间国家祠祀措施变化的面貌仍有若干基本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依据既有的研究，唐宋之间国家控制地方祠祀的方法，似有从礼制规范到对祠祀建立正祀、淫祀之别具体依据的变化，但是学者考察的视角局限于各自的朝代，此一变化的内涵及其成因，较少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由此导致唐、宋两代祠祀的研究成果较少进行实质的对话，也很难据以厘清这一长时间变迁的具体面貌。

单一朝代分析框架的限制，比较不利于我们认识宋代国家的祠祀措施。前文已指出，学者认为建立正祀、淫祀之别的依据，是宋廷祠祀政策的一体两面。然而论其内涵，前者主要是对祠宇赐予庙额，对神祇赐予爵号，所重在祠庙及其奉祀的神祇；后者则是对祠赛社会的活动建立制度规范，所重在信仰的行为活动，两者的侧重之处明显不同。事实上，宋廷很少下诏进行大规模打击淫祠的活动，而且，宋廷大行封赐活动和大规模打击淫祀的措施之间并无相对应的关系。

唐宋两代祠祀措施最受瞩目的变化，莫过于封赐活动的大盛，但是学者对此一变化出现的时间点，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限于朝代的分析框架，同样面对唐、宋封赐活动兴起的现象，研究宋代祠祀的学者以为，这是北宋中期以后国家面对民间信仰的大盛，欲以封赐手段加以管制的结果。然而，研究唐代祠祀信仰的学者，亦试图以此解释中晚唐以后封神活动增多的现象。两者俱以中央朝廷如何面对民间信仰兴盛的现象来解释封赐措施的兴起，但是很少人考虑唐宋两代赐封活动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上述的讨论显示，学者欲以祠祀信仰大兴的现象解释唐、宋国家对祠祀信仰作为的变化，确实面临一定的瓶颈。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辨明上述现象究竟是反映了信仰兴盛发展的现象，抑或是社会底层的祠祀信仰因赐封而浮现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结果。但是要了解唐宋赐封措施的关系，意味着这两个领域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同样的，探讨唐宋两朝打击淫祀的活动，须将这些作为和封赐措施脱钩处理。笔者认为，长远来看，二者本来有各自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进一步考虑这些措施出现的历史意义，亦即唐宋之间，国家为何开始对地方祠祀建立具体制度规范。此一时期，国家究竟在何种历史情境下，正面处置常民祠祀信仰的活动并建立相关的规范。

三、研究取径

前面的回顾指出，唐宋之间国家对地方祠祀的作为，确实出现较大的历史变化，但是目前对此一变化的面貌的了解还很有限。为了了解此一历史变化的面貌，必须开启唐宋祠祀研究的对话，而且，最好的对话方式，就是真正落实跨代的研究，以摆脱目前单一朝代分析框架可能带来的限制。

以往学者对唐宋两代国家祠祀措施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肯定两代各有祠祀政策的前提下进行讨论，很少从事跨代的研究。偶有学者涉及，仍然是站在唐宋对比的角度，指陈两代祠祀政策的变化。例如，须江隆先生曾将封赐的研究上移至唐代，也说明唐末五代有不少封神的措施，并加以绘表统计，但他的讨论重点旨在分析北宋中期以后封赐活动的大盛所造成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即使在唐宋变革的框架下立论，基本上还是以历史比较的视野来讨论此一课题，而且，主要是以宋代自身的历史因素，解释唐、宋祠祀政策的差异。此一研究取径，有两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 假定每个朝代自始即有明确的地方祠祀“政策”，排除跨代之间国家祠祀措施任何动态发展的可能性；二、 先验地排除唐、宋两代中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祠祀措施可能的影响。

然而，本书讨论唐宋之间国家对地方祠祀措施的变化，之所以采取跨代研究的取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唐宋之间，国家的组成形态和实质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既有研究较少考虑此一变化对国家祠祀措施可能的影响。此一变化主要有两方面：

一、 中唐以后，国家的组成形态发生重大的转变，地方势力开始崛起，演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唐末五代，又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形态： 一个领土较大的中原王朝和几个较小的地方王国并存的局面，直至北宋太宗始恢复统一。这些剧烈的政治变动使得国家的组成形态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甚至发展出特殊的国家形态（地方王国）。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势力崛起自立为国的历史背景，对我们认识国家何以开始重视基层的祠祀信仰文化是很重要的。

二、 唐宋之间国家内部南北力量的消长。唐宋之间南方整体力量的崛起是很显著的历史现象。595页。学者已指出，中唐至五代以后，南方经济与文化力量的抬头，于五代末期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至北宋中期，南方人在科举和政治上已取得优势地位。关于北宋时期南方人逐渐在科举与政治上取得优势的地位。上述唐宋帝国内部南北之间各种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重组，使得宋代作为新的一统帝国，必须重新看待南方在帝国内部的地位，不仅造成两代之间国家统治南方的视野发生转变，而且也预示着南方人主宰政治局面的到来。

南方自古以来即以好祀著称，祀神风俗是南方文化的显著特征，南方整体力量的崛起，不仅牵动国家如何重新看待南方的统治，也意味着国家与南方祠祀文化有了更多的互动机会。因此，本书将在上述历史环境下，以国家与南方祀神风俗的互动为主轴，考察唐宋之间基层的祠祀信仰文化如何开始受到朝廷和统治阶层的重视。而且，一如题目所点出的“唐宋之间”，欲探索包含五代十国时期在内的可能的变化。

然而，考察国家与祠祀的关系，亦须考虑国家组织和行为的复杂性。以往的中古史研究中，国家往往被视为社会的对立面，而且是单元的存在，这种观点本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与历史经验的产物。自秦汉郡县制成立后，中国政府体系便存在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的二元统治结构，地方政府的施政往往具有很大的自主性。2因此，本书考察国家的祠祀措施，将区分出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不同层级的官府组织对祠祀的作为。进而言之，个人考察国家对祠祀的作为，也将纳入官僚阶层的行动。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官吏本来就扮演文化传播和整合的角色，他们既是祠祀制度的建立者，也是第一线的执行者。因此，本书在中央朝廷、地方政府的二元统治结构下，亦将考察士大夫官僚群体对祠祀的态度和作为，并指出他们可能扮演的角色，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国家对祠祀所采取的措施。

本书试图说明适当地将国家对祠祀的措施区分为中央朝廷、地方官府和官僚群体作为三个层面，除了可以观察国家与祠祀两者关系的复杂面貌，同时也能深入掌握唐宋之间两者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时，上述三种国家行为对祠祀的措施发生了哪些改变，以及这些变化发生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不过，为了避免国家的通行概念所可能产生的误解，在正文实际讨论的时候，个人将尽量使用具体的指称，例如朝廷、州县官府、官僚阶层等，或是以官方一词代称，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困扰。

前文的回顾已点出，本研究的出发点，是跟随既有研究观察唐、宋国家对地方祠祀措施的变化而来，旨在梳理唐宋之间国家对地方祠祀措施“变化”的层面，而非在唐宋国家祠祀政策的框架下，综论各种不同性质的祠祀措施。具体而言，即在唐宋之间，在国家组成形态和实质内涵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梳理、解释朝廷为何开始大行赐封行动，并且建立地方祠祀的规范。

本书考察唐宋之间国家与祠祀信仰关系的变化，还有一点和既有研究不同。笔者认为，此时两者的关系涉及国家对祠祀活动的态度和作为根本性的变化。就在宋代，我们也看到另一种令人瞩目的历史变化： 朝廷和士大夫官僚阶层开始主动通过大量的祠祀活动进行政治操作。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旌忠庙和贤人祠。前者是通过建祠赐额的方式表彰为国死事的忠臣，后者则是以建祠的方式表彰儒家理想的贤人典范。以往这两种祠祀因官方色彩浓厚，很少进入学者讨论国家与祠祀关系的视野，然而，如果稍微鸟瞰宋世以后旌忠庙与贤人祠的发展便会发现，祠祀在近世政治文化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宋代以后，官方大规模以祠祀操作政治，有三种现象说明此一历史变化： 一、 出现承载特定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的祠祀类型，例如旌忠庙、群贤祠；二、 涌现出大量从无到有的创祠旌忠、祀贤之举；三、 官方开始积极操作祠祀，对地方社会传播政治价值和理念。

宋代以后，朝廷不仅大规模涉入祠祀信仰，同时也出现积极以建祠立祀操作政治行动的变化，这意味着此时统治阶层对祠祀的态度和作为，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明白此点，我们是否应该考虑重新审视唐宋之间国家开始大量涉入地方祠祀的历史意义。

四、本书章节架构

本书除了绪论和结论以外，正文分为四章。

如何阐述唐宋之间国家与祠祀关系的重大变化，关于这一问题，本书首先将从唐代地方官府的祭祀活动着手，勾勒出两者关系原来的历史面貌。由于唐代中央朝廷鲜少涉入各地祠祀信仰，此时国家和祠祀信仰的关系主要系于地方官府层级的祠祀活动。因此，第二章首先勾勒出此时地方官府祠祀活动的梗概，并试图说明这些活动是各地“惯习”的表现，以之作为第三、四章进一步阐述唐宋之间中央朝廷开始大幅涉入祠祀信仰变化的背景。以往学者讨论地方官府的祠祀活动，主要从国家礼典规范的制度架构入手，此章则从各地惯习的特性理解这类活动的性质，并说明它们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时亦试图指出长吏实践官府的祠祀活动，开始出现官神共理思维的文化内涵。

从唐末至北宋前期，国家（特别是中央朝廷）越来越多地涉入地方祠祀，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封神措施，另一方面开始建立有关地方祠祀的规范。这些作为以往主要被视为宋代的新变化，但是唐宋之间朝廷开始关注地方祠祀的变化，根源于唐宋之际国家重组的历史背景。此一背景促成朝廷大幅以封神措施介入社会，并开始正面处理常民祠祀信仰活动，这分别是正文第三、四章处理的课题。

首先，唐宋之间国家为何能够建立地方祠祀规范？这一点和此时中央朝廷开始正面处理南方祀神风气有关。第三章通过长时段考察，分析唐宋之间国家如何对常民的祠祀活动建立起相关的制度规范。对此，本章重视唐宋两代之间，南方力量的崛起促成国家统治南方视野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笔者试图在南方如何从唐代官方认知的边陲转为宋初国政焦点此一历史脉络下，探讨唐宋两代官方对南方祀神风气作为的差异。同时说明正是在北宋前期朝廷指挥处置南方祀神之风衍生的问题的过程中，最终于仁宗朝确立了相关的制度规范。

其次，唐宋之间国家开始采取大量封神措施，与此时国家重组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的国家形态——地方王国有关。第四章探讨唐末五代南方王国立国过程中展开的封神运动的新变化。这些兼具地方与国家双重性格的南方王国开始推行大量的封神活动，将原本只属于少数功在皇帝、国家的神祇的荣耀大量赋予各地的神祇，遂形成封神制度的传统。与此同时，本章通过考察南方王国大幅对神祇赐赠名位，欲达到援神为用以图自立的目的，重新认识赐封措施的作用与性质。最后，前代南方王国确立的封神传统，随着北宋中期南方官僚集团的崛起而被推衍为全国性的制度，从而重新认识宋代封赐活动大盛的本质。

唐宋之际国家大幅涉入地方祠祀后，其对祠祀的态度和作为也开始受到影响，本书第五章进一步探讨北宋中期以后兴立旌忠庙与贤人祠之风气。笔者认为，唐宋之间国家大行封赐神祇，持续处置南方祀神风气，开启官方建祠旌忠、祀贤的风气，俾重新梳理宋代官方新的祠祀措施出现的历史脉络。

简言之，本书以国家和南方祀神风俗的互动为焦点，探讨国家与祠祀关系变化的两个层面： 一、 唐宋之际国家大幅涉入地方祠祀，使其从原本在唐代国政议题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转而逐渐获得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关怀的焦点；二、 基层的祠祀文化成为朝廷和统治阶层运用的政治文化。国家涉入地方祠祀并受其牵引，大幅以祠祀作为政治载具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

宋代以降大量出现旌忠庙与贤人祠不是历史的偶然，它们源于本书所论唐宋之间国家与祠祀的重大变化。笔者聚焦于国家和南方祀神风气之互动，欲以此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以此为唐宋变革期提供一个值得观察的历史面相。柳立言先生撰文厘清唐宋变革说的原始内涵，并且反省此一学说后来在援用时出现的问题。他总结唐宋变革有六大主线： 一、 政治体制；二、 统治阶级的构成，权力的取得和分配；三、 社会组织和阶级的构成和流动；四、 经济的自由化、商业化，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方式；五、 文化特性和价值观念；六、 国际关系等。参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5—171页。由于这场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和士大夫官僚对祠祀的态度和作为，本书希望对唐宋之间祠祀开始在政治、社会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以加深认识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祠祀信仰关系长期演变的历史。

另一方面，唐宋之间国家与祠祀关系发生的重大转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而是与唐宋变革期另一个令人瞩目的重大变化（南方的崛起）有关。本书不直接探讨南方力量的崛起和国家祠祀措施转变之间的关系，但是，各章探讨祠祀措施的变化时，也一并讨论了不少南方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本书或许可从国家与祠祀关系的重大转变，揭示唐宋之间南方力量崛起的独特历史面貌，并加深认识南方祠祀文化对近世祠祀措施的作用。

作者：杨俊峰

编辑：任思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