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天,刘少奇长途跋涉,穿过严密的日伪封锁线,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临沭县朱樊村。朱樊是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在那里少奇同志住了好几个月,他听取了山东分局和115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并对山东的工作作了全面指示。这年秋天,少奇同志又从临沭启程跨过湍急的沭河和沂河,来到鲁南。

记得那是深秋的一天,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接到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命令,要他与队长刘金山和我,马上赶到鲁南军区去,接受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接到命令后,我们3人火速召集队员开会作了安排,星夜赶往军区。当时鲁南军区驻在埔（阜）阳。这地方依山傍水,难攻易守,周围的群众基础很好,很适合做战时指挥机关的驻地。我们到达军区司令部时,已是次日黎明。

我们3人急步朝司令部奔去。司令部的参谋见我们来了,立即报告张司令和王政委。我们进办公室后,首长就向我们布置了任务。张司令说:“这次的任务是护送胡服同志过路。你们要圆满地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能出半点纰漏。”王政委也嘱咐说:“如果有人问胡服同志,就说是山里来的管队长。”我们为肩负这一光荣的使命而感到自豪,迅速制定了护送方案。首长审查后非常满意。按计划,由我在军区等候接头,杜季伟和刘金山返回枣庄,率领铁道游击队来军区接胡服同志。

不一会儿工夫,十几匹战马奔驰而来。从马上跳下十几名军人,为首的身体瘦长,一身灰色军装,看上去十分慈样、和善,这就是胡服。当晚,胡服把杜政委、刘队长和我请到他的住室,询问枣庄方面的情况。第二天夜里,胡服身穿皮袄,头戴青呢鸭舌帽,骑一头骡子,在我们铁道游击队的护卫下。沿着抱犊东边的山口前行,经小北庄、税郭、龙头,到达薛城(原临城)的草窝。草窝这地方,周围多山,丘陵起伏,比较偏僻。我们到时,天已破晓。虽然经过一夜的长途行军,但胡服却精神饱满,毫无倦意。

草窝在津浦线东侧,离敌伪据点10余华里,为防意外,组织上派我先跟据点里的伪军小队长联系。晚上8点钟左右由我带3排长杨家成和另外一名队员,腰插短枪,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提着几瓶兰陵美酒和几条哈德门香烟来到伪军炮楼附近一棵大树下,由杨排长到炮楼里把伪军小队长“请”出来。不一会儿,杨排长领着伪军小队长来了，伪军小队长一见是我,“叭”的一声就是一个立正敬礼,笑嘻嘻地说:“王大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助,尽管吩咐。”我一看伪小队长的神色:不停地点头哈腰,两只小眼斜瞅着那烟酒。于是,我用手指了指带来的好烟好酒说:“兄弟今天特来拜访。”伪军小队长听我这么一说,故意提高嗓门:“岂敢!岂敢!请王大队长里面喝茶!”我随伪军小队长朝炮楼走去,留杨排长和另外一名队员在炮楼外警戒。说实在的,铁道游击队的名字在日伪军里是闻风丧胆的。就连日军特务队长松尾听到“飞虎队”(即铁道游击队)的大名也不免胆战心惊。所以,当我走进炮楼时,坐在地铺上打牌的五六个伪军忽地爬起来,立正站着,个个面带惧色。那伪军小队长一见五六个伪军在那里呆若木鸡地傻站着,赶忙上前解释:“弟兄们,王大队长这次来是看望大家,特地给弟兄们送来了好烟好酒。”伪军们听说带来了好烟好酒,心里痒恣恣的,但看到我腰里插着的两把20响匣子枪,又不免心怀惊恐。我迅速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他们的武器枪支都挂在墙上,只有伪军小队长腰间有支短枪。我仔细看着,炮楼顶层的伪军们也在打牌,有个伪军一边催促着出牌,一边嘴里哼着《千里送京娘》小调。于是我对站在面前的伪军们说:“我们的刘队长和杜政委派我来看看弟兄们,因为你们虽然为鬼子守路,却没有完全执行鬼子的命令。这个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此时,我看了看表已快10点钟了。从炮楼外进来一名游击队员,走到我们跟前,俯到我的耳边低声说:“王队长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就匆匆地走了。这个队员走后,我便拉着伪军小队长走到一边对他说:“刚才送信来,山里有几个同志要过路!”伪军小队长说:“过吧,这还用问什么!”我走到碉堡,立即布置了几名队员,换上伪军服装,守护在岗哨周围。这时,我按原先确定的暗号进行联络,把两个手指向嘴里一放,吹起呼哨。一霎时,刘队长和杜政委听到暗号声,便率领铁道游击队员们,掩护胡服同志奔铁路来。他们翻过封锁沟,爬过铁丝网,上了炮楼外的一条大路。我站在路旁，向临城和沙沟望去,日军的探照灯射着光柱,远处的碉堡隐约可见。我转过身来,看着胡服骑着一匹小骡子,正从我眼前走过。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他是个多么伟大的领导者啊!”这时,北面有一道白光闪过来,接传来一阵突突的声响。这是日军巡路的摩托车从临城方向驶来了。我立即同刘队长杜政委交换了一下意见,请示胡服,同意后,人员暂时进炮楼内隐蔽,将小骡子牵到碉堡后边的棚子里藏着。谁知,就在这紧急关头,那骡子一蹦哒“扑通”掉进了堑壕里。刘金山一见,“嗖”地跳下壕去,我们就在边上拉着缰绳,他在下边用力将骡子推上岸来。我们的人刚进炮楼,日军的摩托车上的探照灯就在周围不停地扫来扫去,机关枪也“哒哒哒”地朝远处可疑的目标扫射了一阵。枪声刚停,几个日本兵就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直奔炮楼。特务队长松尾见小队长夜间出来查哨,十分满意,问:“毛猴子的没有?飞虎队的没有?”伪军小队长恭敬地报告“没有!”松尾用手推了推架在凹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然后拍了拍小队长的肩膀说:“好好的!

随后坐上摩托车向沙沟方向驰去。伪军小队长见松尾走远,这才“唉”了一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半响说不出话来。

就在松尾查哨的当儿,在伪军炮楼里边,胡服正给伪军们训话。他屹立在楼顶层扶梯口旁,挥动着有力的手臂,说:“目前在苏德战场上,红军已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法西斯灭亡的日子就要到来。在我们中国,日寇正在作垂死的挣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武装的大反攻即将开始…”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胡服也不忘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可在当时,我曾劝胡服不要讲,以免身份暴露,但他说:“没关系,这正是瓦解敌军的极好时机“确实,经胡服同志这么一讲,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注意那些伪军的脸上,一个个面带土色,感到十分震惊和恐惧,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声,双腿盘坐铺上，乖乖地一动也不敢动。后来,我们也经常学着胡服同志的办法,时常给伪军汉奸进行训话,以分化瓦解敌人。

日军走后,我们护送胡服穿过津浦铁路,抵达微山湖畔的桥庙,这时天已黎明，东方现出鱼肚白。我们住在一位贫苦大娘家中,大娘见我们来到,忙烧水端茶,把堂屋收拾出来给我们住。我正在拾掇床铺,大娘见了有些纳闷。大娘见我们往常来到向草铺上一躺就睡了起来,怎么这回整理起来铺来了，心里觉着有些奇怪。大娘问我:“老王,你铺床给谁睡呀?又来领导啦?”我悄悄告诉大娘说:“大娘,是山里来的管队长!“大娘一听是由山里来的“管队长”,那保准“管”的队伍不少,高兴的忙上前给胡服倒茶。胡服亲热地跟大娘拉起家常。胡服了解到渔民生活的艰苦,指示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要把群众的疾苦看成是自己的疾苦。队员们看到胡服为革命日夜操劳,身体很弱,便提议到湖里搞几条鲤鱼,给胡服改善一下伙食。但胡服知道后坚决劝阻了此事。他说:“吃煎饼就不错嘛!我在北方工作多年,吃杂粮也习惯了。每个革命同志,都应该注意锻炼,以适应各种艰苦环境。”这天夜里我们陪胡服来到湖边。湖上的夜晚格外诱人,皎洁的月光映照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微带凉意的晚风吹动着湖面,扬起欢乐的浪花好像在鼓掌欢迎我们。我向芦苇荡处打了一声呼哨,不一会儿,几条小船从芦苇荡里划出,向着岸边驶来。我们几个负责同志跟胡服一起,乘一艘较大的渔船向湖心岛驶去。其余同志分乘小船尾随在后边。当我们驶到游击队在湖中芦苇荡的秘密联络点后,便换乘一条更大些的渔船。这条船是刘钦明家的,刘在湖上交际很广,利用此船,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在船上,胡服召集了枣庄、峄县、滕县、夏镇等湖区和铁道沿线党的负责人会议。会上,他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和重要的指示。胡服赞扬了铁道游击队的成绩和贡献,并指示今后要以护送东西过路的干部为中心任务,迎接抗日战争即将到来的反攻形势到会同志听后,受到巨大鼓舞。我们铁道游击队向胡服保证,坚决完成党给的任务。根据湖区和铁路沿线的特点,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这一带的对敌斗争,胡服亲自写信给中共山东分局和鲁南区党委建议立即成立二地委,由于化琪担任书记,具体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当胡服正准备离开湖区的时候,不料突然发生敌情。日军和汉奸队在湖西一带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封锁十分严密。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我们的部队正在湖西同伪军激战,上级指示暂不要通过。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对微山湖也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他们的巡逻艇不断地在水上来往巡逻,检查着湖上的所有船只。由于敌伪军的“扫荡”和封锁,我们和胡服只好隐蔽在芦苇荡里。当时,外边的粮食运不进去,常常几顿吃不上饭。胡服便和大家一起吃野藕充饥。有一次,我们的队员专门为胡服同志搞了一点小米,煮了小米饭,胡服怎么也不肯吃,硬要和大家一起吃。于是大家聚在一起,边吃边听胡服给我们讲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他作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比喻说:“蜘蛛在网上为什么能蹲得住,就因为它拉了网,这网是它的根据地,小飞虫撞上来,一触网就粘住了。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到了夜里胡服就睡在船舱里。因为船小,舱内只能容下两个人,我们便睡在船面上。微山湖的秋夜,天气是很凉的,睡觉离不开被子。胡服看到队员们身上只盖一件被单，生怕同志们着凉,便把自己的一条毛毯和一件大衣拿来,盖在了同志们的身上,他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我们记忆里。就这样我们铁道游击队同胡服朝夕相处,同舟共济,在船上度过了难忘的15天。

一天黄昏,绚丽的晚霞映照着湖面,湖水荡漾,发出了欢乐的笑声。我们派出去的联络员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的部队在湖西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敌人伤亡惨重,封锁被打破了”大家正在高兴,突然远处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原来是冀鲁豫军区派来迎接胡服的骑兵部队到达了湖边。胡服临走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用铅笔在上面迅速写了几行字,“哧”的一声撕下来,将纸条交给了杜季伟,并嘱说:“天亮以后再看吧!”我同刘金山不知纸条上写的什么,心里盼着早点看看。

胡服骑在一匹枣红色战马上,向我们亲切地挥手告别,然后和骑兵队的同志们一起,扬鞭策马,疾驰而去。

胡服走后,我便同刘金山一块儿,走到杜季伟面前,叫杜政委把胡服留下的纸条看看。杜政委不同意,说:“天亮以后再看嘛!”我和刘金山坚持要看,杜政委还是不同意。我们就同他开起玩笑来。刘金山一把搂住了杜季伟的后腰和双手,我就趁机从杜季伟上衣口袋里把纸条掏出来。刘金山用手电照着一看,原来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在党内和国内早就闻名,我们就是没有见到本人,所以对着面也不认识。

不久,少奇由鲁南转道太行,胜利地回到革命圣地延安。

一天下午,杜季伟收到一份鲁南军区转来的电报,电报是从延安发来的。杜政委拆开一看,原来是少奇拍来的感谢电。大家围着杜政委,捧着电报,念了一遍又一遍,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幸福。

(赵安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