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是谁(笑入胡姬酒肆中：以胡人、胡服、胡食、胡乐与胡舞管窥西域胡风)--go百科网

引言：唐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一时之间，由此而来的胡风，洋溢整个长安城。如果从“胡姬酒肆”这一微缩场景出发，便能看到胡人、胡食、胡服、胡乐、胡舞交相辉映的场景，藉此管窥盛唐之下呼啸而来的胡风。

1胡姬酒肆之中的胡服

胡服之兴盛，上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史记·赵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

“ 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

赵武灵王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在传统礼制氛围下要进行移风易俗而且是采取胡人之俗，是必然会遭受世俗非议的一件事，然而赵武灵王却以非凡勇智，力排众议、推行改革。赵武灵王所采用的“胡服”，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窄袖短衣便于射箭，合裆长裤便于骑马。

和这些服装相配套，当时流行于西域的冠帽（改为赵惠文冠）、腰带（师比、犀比）以及鞋履（络鞮）等也一并被采用。“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正因为赵武灵王不拘于古，使得赵国强盛一时。

胡服骑射

及至唐代，胡服流行之甚，几乎成为全民风尚，特别是高宗、武后时期扩展成为时髦装束之一，《新唐书·五行志》中即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不仅男子好为胡服，女子也追求新意，纷纷女扮男装，身着胡服。正如元稹诗中所道：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城洛，女为胡服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当然，胡人服装对汉人的影响是这一时期胡人融入中原社会后的结果，而反过来，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异域而来的胡人也常会采用唐人所戴的幞头，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例证。

左：骑马胡人俑、右：胡人少年俑

从这两件唐代胡人俑中，就可以大致了解唐代流行之胡服的样式。第一件胡人头罩黑褐色幞头，身着绿色翻领窄袖衣，足蹬黑色尖头靴。第二件胡人少年则额头缠系束带，身穿绿色小袖衣，双手抱猎豹，足着靴，端坐马鞍之上。

可以看出，胡服的而主要特点即是翻领、窄袖、尖帽、皮靴。这种服装在唐代女俑之上也也有体现：

左：胡服女立俑、右：胡服骑马俑

第一件女立俑头戴胡帽，身着翻领、窄袖胡服，腰间系一皮囊，与其身后的典型唐代侍女装束形成强烈对比；而第二件胡服女子骑马俑，头梳惊鹄髻，身着翻领、窄袖胡服，骑于马上，给人以跃马扬鞭、英姿飒爽之感。

我们可以想象，在胡姬酒肆中，不仅胡人着胡服、唐人不论男女或许也着胡服，而民族之间的隔阂或许在这种氛围中尽皆消失，胡人与唐人相处融洽。

初唐时，燕乐有“十部伎”。“十部伎”源于隋代的“九部乐”《旧唐书·音乐志》载， “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

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废“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诸乐之首。同年平高昌，获高昌乐，于是有了唐燕乐“十部伎”。

“十部伎”：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伎、龟兹伎、高丽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和西凉乐之外，均已国名、地名命名，西域胡乐已经十占其七，《唐六典》卷十四中说：“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伎于庭，以备华夷”看起来是安抚四夷所需，实际上也体现了唐人对胡乐的偏爱。

当然这种燕乐适用于宫廷宴会之中，胡姬酒肆中不大可能出现，但众多西域乐器却在这里大放异彩。最为流行的胡人乐器则非琵琶莫属。

据薛苗苗《唐代琵琶形制及演奏形式研究》中道：“唐代唐代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琵琶的形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多样化”其渊源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汉代从中亚地区经西域传入我国中原的长颈类弹奏乐器，其形制经过汉族人民的改良之后发展演变成了又被称为“秦汉子”的直项琵琶。

二是东晋时期从波斯、印度经新疆、甘肃传入中国北方的曲项琵琶。

而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又可细分为四弦与五弦两类。从演奏方法上，以横抱琵琶为主流，但也出现斜抱与竖抱；而演奏形式则既可以合奏也可以用于独奏，一般在胡姬酒肆之中多为舞蹈之伴奏，伴随舞蹈的轻快与奔放，胡乐琵琶展现出不同于中原风格独特的气息，让唐人为之着迷。

图中所示的两具俑均手持直项琵琶，唯怀抱琵琶姿势稍有区别，女子琴头斜向左下，而男子则斜向左上，

琵琶的流行从唐诗中琵琶与古琴出现的频次就可以看出来，显然，在唐代，那种于山林、庙宇之中清净修身的古琴之音，此时，远不如西域而来的轻快奔放的琵琶，更适合此时唐人开放、大度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