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为何弥勒佛到中国成了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

(东西问)为何弥勒佛到中国成了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

中新社杭州9月20日电 题：为何弥勒佛到中国成了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

——专访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永革

中新社记者 柴燕菲 赵晔娇 郭其钰

佛教于西汉传入中国后，几千年来不断适应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需要，走出了一条中国化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同时，中国佛教又被传播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影响了当地的佛教文化。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永革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回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路径，探寻中国佛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思想价值底蕴，以及如何与不同文明对话。

资料图：灵隐寺是中国佛教著名寺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面。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中国化有何内涵和要义？

陈永革：佛教从异域传来，“佛教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总的来说，佛教中国化有三方面内涵。

一是“佛教”的内涵，历史上的佛教典籍汇总为以“经律论”为主体的《大藏经》，但其中记载的佛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佛教，随着历史际遇的长期变迁，对于其中有些内容，存在着不同解读。比如说，对于“经律论”作出人间佛教化的解读即是一例。在佛教中国化一千多年的历程中，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去解读“佛教”的概念。

二是“中国”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也不同，如南北朝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关键时期，佛教就是利用民族交融才逐渐扎根。这一时期佛教成为国家、民族外第三种力量，能有效整合社会、民族和地区风气。

三是“化”的内涵，“佛教中国化”和“佛教化中国”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很多传入中国的外来思潮最终销声匿迹，就因为无法中国化。从更深层说，是中国的社会、文化、民众把佛教改变了。佛教中国化虽是一个简单表述，但其背后历程错综复杂，甚至波澜壮阔。

图为杭州飞来峰景区内的布袋弥勒。 严格 摄

中新社记者：佛教中国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佛教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

陈永革：几千年来，佛教中国化的总体成果是形成了世界佛教的三大体系，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在我看来，佛教中国化没有完成时，今天其内涵也在不断调整、充实。比如佛教中弥勒佛的形象几经演变，最终大肚弥勒造像最深入人心，这与最初传自印度的弥勒像迥然不同。从杭州飞来峰68窟大肚弥勒佛像可以看出，其造型、服装、饰物、手串、布袋等均融合汉地形象、服装习惯，“笑口常开”的形象代表了宽容、乐观、自在的积极进取精神，这一形象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心理的物化，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体现。

佛教如何调整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至少有四“化”。

一是文教化。很多佛教寺院就是当地的文化传播中心，国家力量建造的佛教中心，如唐太宗时代，几百上千人翻译佛典，这是文教传统。西安出现众多佛教祖庭寺院，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成果。

二是制度化。比如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出家制度，还有寺院制度、修持戒律，僧人要穿僧衣，独身、吃素等，佛教中国化能够成功在于确立并落实佛教制度。

三是民众化。佛教中国化最根本的传统就是护国佑民，被朝廷和民众所接受，这样就有了根。六祖慧能大师通过革新促进佛教与中国社会的融合，使佛教立足于、服务于现实社会，这种主张佛法落实到人世间的思想对中国佛教意义重大。

第四是现代化。随着时代不断进步，佛教也要调整适应社会发展。比如现在都提倡文明进香，这就是佛教适应现代制度的活动方式改革，其背后的重要动机就是佛教要越来越融入时代的文明化进程。

资料图：雪后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红墙、灰瓦、白雪、青松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圣洁、静谧。刘永平 摄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相融并发展，和儒家道家文化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佛教中国化中的文明交融？

陈永革：分析这个问题有两个观察角度。第一是空间角度，儒释道三教都存在于中国。第二是时间角度，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对儒释道三教的解读都不一样，总体上三教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

三个学派并存于中国社会，并为中国社会提供不同的服务，儒家为知识分子、士大夫服务；佛教既为普通百姓服务，也为国家朝廷服务。简单概括来说儒家是治世；佛教是治心；道教是治身。当然，严格来说并不是佛教才“治心”，儒家的“慎独”，道家的“坐忘心法”，都涉及到了“治心”。

因此，儒释道三教都围绕人在天地间的地位、价值、追求，提供各自解答，具有普遍性。今天，我们要把儒释道都置于全球化视野中，置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去探究所提供的方案是否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

资料图：一名游客观赏香港收藏家的瓷塑藏品《弥勒佛》。中新社记者 张茵 摄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发展后，中国佛教是否又被传播出去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陈永革：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议题是，中国佛教是“走出去”还是“请出去”的？

虽是一字之差，却有不同意义。比如对日本、韩国乃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来说，佛教是从中国“请出去”的。这个“请”，既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与交流。我们并不是强调中国佛教文化的先进、优秀，但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值得学习。日韩等国家的佛典、僧人、寺院制度、活动仪式等，都与中国佛教同根同源。

中国佛教文化由此被“请出去”后，被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留下来”并“传下来”，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更重要的是，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构成。这个历史现象告诉我们，佛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对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建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佛教被“请出去”，也与其内容、途径和方式有关。

以浙江佛教为例，被“请出去”的东西有天台宗、华严宗，佛教制度、佛教高僧，这得益于浙江佛教的“海洋意识”。浙江佛教是全域佛教，山水佛教、山海佛教、山林佛教皆具，与日本、韩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从宋、元、明至近代，浙江始终为东亚佛教交流的黄金纽带。

资料图：参观者被一尊观音立像吸引。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中新社记者：佛教讲究慈悲、包容、平等、和合，这是否影响了中国人热爱和平、不喜扩张的性格形成？

陈永革：佛教思想结构中，突出慈悲、平等、包容，对众生都有无条件且无限的尊重。这种思想影响着许多中国人。

一般来说，佛教慈悲的真正蕴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性的、日常性的拔苦而与乐(脱离苦海并给予欢喜、安乐、关怀)，其中蕴藏一种利他的功德心。二是作为一种生命态度或选择。佛教最根本的关切(信仰)是“觉悟”，归根到底是“佛的本义”，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总之，我认为佛教智慧是一种实践的、可分享的行动智慧，能引导人们去服务、奉献、利他，这一过程与中国人形成慈悲、包容、平等的性格不无联系。

资料图：泉州开元寺，是宋元时期泉州规模最大、官方地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王东明 摄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两千多年，佛教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路。您认为未来中国佛教文化如何在与不同文明对话中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陈永革：讲好佛教中国化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机方面，某种意义上，传播本身就是文化、就是文明。

讲好佛教的中国故事，我认为要注重三个维度：

一是强调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果不强调这一点，就会底气不足。要有策略地讲清楚中国佛教的信仰形态、宗教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态等。

二是通过讲中国佛教故事传递更多信息。那些公共的、开放的、包容的、符合现代文明潮流的内容要多讲，要挖掘自己的文化基因，形成文化标识，这是行动策略。

三是讲好中国佛教故事也要“不忘初心”。不脱离佛教的本义和情怀，从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文明的共鸣中，促进互相尊重，共同打造佛教与人为善、与时为善、与世为善的美好愿景。(完)

作者简介：

陈永革，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佛教学外国人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宗派佛教、中国哲学与宗教等。著有《晚明佛学的复兴与困境》《佛行人间：佛教社会观》《近世中国佛教思想史论》等。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