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社会

书名：《额尔古纳河右岸》

作者：迟子建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

荣誉：第7届茅盾文学奖作品

作品以那只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雅鄂温克人的最后一个酋长九十高龄的遗孀（真名：玛利亚·索，至今健在，已逾百岁）的口述，娓娓道来，回顾了近一百年余来这个民族的生存状况、习俗文化、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以及与现代文明社会的交织与融合的历程。

玛力亚?索 生于1921年（主人公，讲述人）——王伟摄影作品

1.鄂温克民族历史——源远流长。

敖鲁古雅，也称驯鹿鄂温克人，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17世纪中叶，驯鹿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流域一带，游猎迁徙到大兴安岭密林中，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他们被称为“使鹿部落”和“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也是我国境内迄今唯一保存“驯鹿文化”的民族。据历史学家的考证，鄂温克民族有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三个分支。其中，索伦族是农耕部落，通古斯是游牧部落，这两支鄂温克族大部分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而雅库特人就是生活在敖鲁古雅乡的鄂温克猎民，他们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靠打猎和饲养驯鹿生活，成为我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1957年在奇乾设立鄂温克族乡，2003年生态移民至根河市。数据显示，建乡前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仅有136人，驯鹿400余头。近年来，由于近亲繁殖，驯鹿面临种群退化的问题。2017年起，内蒙古大兴安岭连续4年从荷兰引进244头驯鹿，并多次与敖鲁古雅驯鹿生下“混血宝宝”。同时，当地政府也从俄罗斯引进良种驯鹿，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搭建驯鹿种质资源共享平台，进行人工授精、培育引种实验，提高驯鹿产仔率。截至2022年，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人数增长至340人，驯鹿种群数量增至1200余头。

2.鄂温克民族社会体制——氏族部落。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鄂温克族猎民仍然保持着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制生产、生活方式，吃兽肉、穿兽皮，住的是冬不防寒、夏不避雨的“希楞柱”（又叫“仙人柱”。砍上二三十根落叶松杆，锯成两人高的样子，剥了皮，然一头削尖了，让尖头朝向天空，汇集在一起；树杆的另一端则戳着地，均匀地散布开来，好像无数条跳舞人腿，形成一个大圆圈，外面苫上桦破、兽皮等挡风御寒的围子，希楞柱就建成了。希楞柱很容易建造，也是因为他们随时搬迁之故）。他们以驯养驯鹿为生。如今，鄂温克猎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淳朴的民俗民风却使终保留着。

希楞柱

他们以同一父系血缘组成数人至数十人不等的小家族，称“乌力楞”，若干乌边楞组成一个氏族，一个氏族选择一位酋长。乌力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基本经济单位。生产资料公有（比如驯鹿、枪弹），共同劳动（男人狩猎，女人和老人、小孩子留在营地熟兽皮、熏肉干，做桦皮篓子和桦皮船，缝狍皮靴子和手套，还有烙格列巴饼、挤驯鹿奶、做鞍桥等），猎获品平均分配。乌力楞重要的生产、生活问题由家族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同时推选一位族长，负责行政事务；一般还有一位萨满，负责祭祀和给人、畜作法治病。这个民族敬畏的神统称为“玛鲁”，它们被装在一个圆形皮口袋里，供奉在希楞柱入口的正对面，大人们出猎前，常常要在神父前磕头。

他们称父亲为“阿玛”，称母亲为“额尼”；管儿子叫“乌特”、管女儿叫“乌娜吉”。在这样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里，每个乌边楞都必须要尽量多生乌特，这与我们汉族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生育观念是一样的。这个民族没有存活下来的孩子，一般都是装在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而成年人死亡则采用“风葬”，即在两株树间搭上横梯，将尸体放上去，自然消亡。

鄂温克族只有语言，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

它们狩猎的工具在早肯定是弓箭，后来随着文明元素的侵入，逐步改用枪支。

3.他们为什么要养驯鹿——运输和交通工具。

在鄂温克族，驯鹿古称“索格召”，现在叫它“奥荣”。它有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其似马非马，似鹿非鹿，似驴非驴，似牛非牛，所以汉人叫它“四不像”。从动物分类学上看，驯鹿（学名：Rangifer tarandus）又名角鹿。是鹿科驯鹿属下的唯一一种动物。体长100～125厘米，肩高100～120厘米。雌雄皆有角，角的分枝繁复是其外观上的重要特征。长角分枝繁复，有时超过30叉，蹄子宽大，悬蹄发达，尾巴极短。驯鹿的身体上覆盖着轻盈但极为抗寒冷的毛皮。不同亚种、性别的毛色在不同的季节有显著不同，从雄性北美林地驯鹿在夏季时的深棕褐色，到格林兰岛上的白色。主要毛色有褐色、灰白色、花白色和白色。花色中白色一般出现在腹部、颈部和蹄子以上部位。

成年驯鹿

驯鹿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环北极地区，包括在欧亚大陆和北美洲北部及一些大型岛屿。在中国驯鹿只见于大兴安岭东北部林区。

驯鹿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它们虽然个头儿大，但非常灵活。负载着很重的东西穿山林、越沼泽，对它们来说是很轻松的事情。它浑身是宝，皮毛可御寒，茸角、鹿筋、鹿鞭、鹿心血、鹿胎是名贵中药材，是安达（流窜于各乌力楞的商贩，鄂温克族用兽产品换取生活用品和枪弹）的最爱，可为鄂温克族人换来生活用品，鹿奶则是清晨流入鄂温克族人身体的最甘甜的清泉。行猎时，它们是猎人的好帮手，只要把打到的猎物放到它的身上，它就会独自把它们安全地运到营地；搬迁时，它们不仅负载着整个乌力楞吃和用的东西，妇女、孩子和年老体弱的人还要骑乘它，而它却不需要人过多的照应。它们总是自己寻找食物，森林就是它们的粮仓。除了吃苔藓和石蕊外，春季它们也吃青草、草间荆还有白头翁等；夏季呢，它们也啃桦树和柳树的叶子；到了秋天，鲜美的林间蘑菇是它们最爱吃的东西。它们渴了夏利喝河水，冬季则吃雪。鄂温克族在第只驯鹿的颈下都拴上铃铛，一是便于走失时寻找，二是可吓唬吓唬其他大型肉食动物。驯鹿白天放出去后，晚上会自己回来，其主要原因是要从主人那里才能得到食盐——食盐是它们生存的必须品。

当然驯鹿除上述功能和作用外，其肉也可以食用。但鄂温克族一般不会杀驯鹿来食用，除非遇到天灾长时间没有猎获猎物，或者祭祀的需要等才会杀少量的驯鹿。这点其实与现在藏族同胞养牦牛的心理是一样的，它们的数量是财富、吉祥的象征。

4.鄂温克族平稳过度，未受劫难。

鄂温克这个民族可以说是幸运的，在其百年的民族历史进程中，并未遭受大的劫难，因此才能延续至今。

第一次危机来原于上世界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日本为攻打苏联做准备，曾要求所有鄂温克族14岁以上的男性全部到日本的兵营接受军事训练，也曾派出部分鄂温克族受训人员渡过额尔古纳河进入其左岸苏联境内为日本关东军收集情报。幸运的是日本还没有发起对苏联的进攻时，二战却已进入尾声，反而遭到苏联的攻击，并很快就失败了。所以在这个危险时期鄂温克族人算是逃过一劫。

第二次大的转折就是新中国的成立，当然政府非常尊重鄂温克族人的意愿，并未强制其搬迁，并因此又逃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全国粮食危机的影响——因为他们依然自给自足，有的是肉干和蘑菇。

第三次危机则来自政府对大兴安岭木材的大肆砍伐，这对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幸好大兴安岭的森林面积实在太大了，这给鄂温克族人带来了转移的纵深；同时，很快中国就进行了生态保护，森林砍伐被停止。

第四次就是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驯鹿鄂温克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狩猎生产活动被限制。2003年，驯鹿鄂温克人开始了生态移民，彻底放下了猎枪，这对他们来说是艰难的改变。由于驯鹿的生存对水质和食物有着极其特殊的要求——需要食用原始森林深处的苔藓和无污染的水源，加之驯鹿鄂温克人对山下现代生活的不适应，直到今天仍有少数驯鹿鄂温克人跟随着部落里的老酋长遗孀玛力亚·索留在了山上，选择了原始的游牧生活。有时，他们还要面临盗猎者的威胁，有些驯鹿鄂温克人因为常年饮酒，身体状况也不太好，甚至还有因为醉酒被严寒、河水带走了宝贵生命的个例。

近半个世纪以来，驯鹿鄂温克人及其传统文化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消亡。在强大的现代文明面前，驯鹿鄂温克人毅然选择了顺应历史进程，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矛盾，既有年轻的后人对现代、未来的拥抱向往又有年长者古老血液中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

现代驯鹿人

记录近代鄂温克族人的变迁史，有两个人值得称道。一个就是写这本《额尔古给河右岸》的女作家迟子建；另一个就是用相机镜头记录现在鄂温克族人的生活，通过艺术摄影与纪实摄影的镜头语言，为仅存的30余位纯正血统驯鹿鄂温克人创作时代肖像的青年摄影师王伟。

《安塔布 生于1944年》（大画幅相机黑白胶片拍摄，古典湿版摄影术呈现）——王伟摄影作品

《布冬霞 生于1976年》（大画幅相机黑白胶片拍摄，古典湿版摄影术呈现）——王伟摄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