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能拯救生命，艺术能创造奇迹 |《夫妻的房间》试读
《夫妻的房间》叙述主人公埃里克·莱因哈特在妻子玛戈罹患癌症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他异乎寻常地把自己全部的爱给予玛戈，也异乎寻常地给予同样患了癌症的女性玛丽，甚至想着给予酒店年轻的女服务员和在里昂小说论坛上宣读论文的苏格兰作家。这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路历程：他疯狂地与妻子玛戈做爱，毫无节制地与玛丽亲热，难抑想与她做爱的冲动，其实是想保持生命之火熊熊燃烧，他想爱世界上所有生病的女人，所有与死神抗争的女性，帮助她们生存下去。罹患癌症的女性的反应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狂热、豁达和富有爱心。二〇〇八年初夏，埃里克构思一部小说，聚焦四十多岁的作曲家尼古拉，他的妻子玛蒂尔德也患上了癌症。这是《夫妻的房间》的复本。尼古拉是作家埃里克的投射、夸张和升华，小说人物玛丽的灵感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玛丽。当尼古拉完成他的交响乐作品时，玛蒂尔德奇迹般地痊愈了。第二年春天，尼古拉在交响乐演奏会前夜，结识了罹患血癌的玛丽，他开始失控地感到来自她的玄奥魅力和难以抗拒的身体诱惑……他因为她活着而感到幸福蔓延自己的全身，强烈渴望她继续活下去的欲望占据着他的头脑……
爱能拯救生命，艺术能创造奇迹。
该书入选2018-2019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本书作者埃里克·莱因哈特（éric Reinhardt , 1965— ），出生于法国南锡，法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与出版人。曾先后在多家出版社工作，主要负责出版艺术类书籍，随后他便成为了自由出版人。他的处女作小说《半梦半醒》出版于一九九八年，在法国文坛暂露头角，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之后发表了《家务精神》《存在》《灰姑娘》《维多利亚系统》《爱与森林》（获雷诺多中学生奖）。本书是他创作的第七部小说，也是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
入选2018-2019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四部小说，将有一本入选“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昨天，我们分享了《首都》的节选（点击蓝字可查看），今天，我们便推出其余三部作品的试读篇章，下面便是《夫妻的房间》节选。希望您能读过书后参与本次投票！
投票方法：请读者朋友在阅读候选图书后，于2020年1月10日24:00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官方微信、微博上公布的投票平台上进行投票，并撰写评语。
2020年1月11日—15日，我们将结合两组投票结果（专业评委选票权重60%，读者选票权重40%），选出2018-2019年度“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奖金人民币5万元。
我们还将根据读者的投票结果及其撰写的评语，评出最佳参与读者奖：
一等奖一名，获5000元奖金。
二等奖三名，每人获2000元奖金。
三等奖十名，每人奖励价值1000元的图书。
扫下方二维码，或点文末“阅读原文”
即为投票地址
《夫妻的房间》（节选）
致马丽蓉
1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因为一个肿块她自己主动去做了乳腺钼靶造影，在这之后，她被宣告患上了癌症。因为这个四十毫米多一点的肿瘤并没有在六个月之前的相同检查中被发现，所以医生们推测这是一种发展迅速的癌症，或者可能是有炎症。穿刺结果出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我整个人生中经历过最痛苦的等待。
在这几天里，为了逃避等候带来的焦虑，我躲进了书房，这之前我正在那里写献给玛戈的《灰姑娘》。一定是命运想让我的小说在她打电话告诉我她病了的时候，进行到那里。那些情话好似眼泪一样从键盘上涌出，有时我会因为感觉它们好像一篇悼文而颤抖，但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呢？《灰姑娘》的这些篇章对于我来说就像发狂的我愤怒地砸到癌症脸上的魔法。
一系列的检查证实了这不是炎症，而是发展迅速的癌症，已到第四期。这决定了我们要采取一个三段式的治疗方案，从一月五日开始进行八次化疗，七月初做手术取出残存的肿瘤，最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每日放射治疗。
还有什么比乳腺癌更普通的呢？在当今的社会，乳腺癌没什么的！所有的女人都有乳腺癌！我无数次地说出和听到这些话，这些为了让她平静下来而抛向她的句子。但是在医院，当然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肿瘤科医生不能说乳腺癌是很平常的。他们从来都不会说什么话来安慰病人。当虚弱的病人乞求一句鼓励时，他从来也得不到。他只能接受化疗可能没用的推测。
我看到她急性恐慌的症状又出现了，这是从我们认识之初我就在她身上见识过的。我告诉自己最糟的不是疾病，此后这会由医生来负责，也不是恐惧、不安，而是一种毁灭性的恐慌。我害怕她会陷在自己的疾病里。她已经开始了一次黑暗中的致命航行。我理解这些，我们就是要与此作斗争。因为这次航行和作为她黑暗大海的癌症能够很轻易地把我们吞噬。
她开始后悔我们要了第二个孩子。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我问她。她开始流泪。他太小了……她回答我说。太小了……可是对于什么来说太小了？你在说什么呢？死亡会让她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四岁孩子的想法让她无法承受。她感觉自己犯了错，生下了一个孩子却又不得不弃之不顾。而对于我来说问题已经不在于她会活着或是死去，因为我说服自己她已经脱离了危险。你不会死的。你不会留下他一个人。相信我。你会活下去的。你的孩子，他会看着你渐渐老去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她的身边与那致命的魔鬼斗争。
一月初的时候，我妻子让我在春天写完《灰姑娘》。为了让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我还有太多章节没有写，太多的场景没有设置。但是她需要将她的力量注入到一场共同的战役里：你和你的小说斗争，我和癌症作战，我们两个人一起，并肩、携手战斗。九月的时候我就会康复，你也会出版你的书。然后我们就去做别的事。我需要这样。写吧。写完它。在九月出版《灰姑娘》。
我在三个月里每天持续工作十个甚或十二个小时。不知疲惫。被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劲所裹挟。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她给了我写作的动力。我给了她痊愈的力量。她就是我的动力而我也是她的力量。这是一段我从未体验过的，极为特别的经历。我在我们大楼的七层楼，一个小隔间里；我妻子在五层楼，我们的公寓里；孩子们则在学校。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写了《灰姑娘》六百页中的一半，也就是差不多六十万个字符，换种说法就是四百页纸。
我这样一个害怕写作，与创作保持着紧张关系的人，变成了一件没有情绪的工具。我偏爱的工作路径变成了笔直的。就像一把被扔向靶子的刀。对于死亡的恐惧让那些弯弯绕绕和迂回的路线都消失了。不能够在一个技术障碍上磕绊，一天都不行。这变成了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就好像我的妻子被绑架了，只有按时交出手稿才能解救她。如果有一天我下楼对她说，我做不到，我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写作。我害怕我们会就此踏上一条危险的道路，那时我们会接受任由自己被生活处境支配。
我们从未如此亲近。我们自给自足地生活。她每天都会读我写的文字。她像从前一样着装，还是一样地优雅，一样地讲究，没有丝毫马虎，从来没有，就像她去上班时一样，甚至在家里也是这样。我们一起吃午饭，然后在将近晚上五点的时候一块儿喝一杯茶。她一天比一天衰老。她对我说：“我九十岁了。”她每上一层楼都要停下来，很长时间，缓缓气，和老太太一样。她越来越疲惫了。我们去到蒙马特郊道街买水果泥，来给她补充能量。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些，暴露这些如此私密的事情？那是因为在阅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中一定有那些因为刚刚查出乳腺癌而头昏脑涨的夫妇，他们害怕，不知所措，他们也许需要听到这些，那就是他们有权利将这件事变成一段充满爱、真实、美和反抗的时光。我妻子收到过一封来自住在伦敦的同僚的信。她患过乳腺癌，她告诉我妻子她现在状态很好。而且她和她的丈夫对于这段时光保有着一种伤感的怀念。是的。一种伤感的怀念。我十分喜爱这句话，尽管它好像令人反感，放错了地方甚或是异教徒的说法。但是我理解它。我知道我们需要听到它。
再说因为有人对我们说过，我们自己也在各处都读到过，考验会很残酷；一般来说夫妻会分开；我妻子会瓦解；她会失去尊严；所有的欲望都会消失；朋友们都会远离；我们的孩子会受到精神创伤；每天的生活会在治疗中变得没落。一种阴森可怖的一致。病魔，就算被战胜了，也会摧毁它所经之处的一切。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都要一直以一种变得感伤的方式来行事。也就是说要制造出美。不管情况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那个强迫性的目标，那就是制造出美。即使是得了癌症也是一样。尤其是得了癌症的时候。那是一种来自当下，由在一起、斗争、相爱所带来的美。这种美激烈而又罕见。癌症可以作为一件积极的事来经历。它的治疗会开启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中我们会慢慢走向一种解放。
爱与一种急迫的、完全的、炽热的亲密共存，这种亲密让每个瞬间都有了无法衡量的价值。一种蔚为壮观的情感结构出现了，它以最持久的方式支持着病人，它来自朋友和同事，邻居或是商家。我妻子那时会收到一些让我一读就热泪盈眶的短信。那时我是如此害怕失去她，以至于每天晚上，我都发狂地，把她搂在怀里很久。我得拥有她，吸收她，在她身上，好让她活着。这是通过身体表达出来的。这变成了性欲。尽管她的头发、眉毛和睫毛都没有了，那又怎样，我们不在乎，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意识到，重要的是，关于对方和我们关系的深刻真相。我明白了就算她变丑了，生病了，做了手术，我依然可以爱她。我适应了她外表的所有变化。我让自己不再害怕手术。我吻她光秃秃的眼皮。在经历这些之前我们不能料想到这样的情况。而从此之后我可以理解我们会想要和自己七十岁的妻子做爱，在如此的经历之前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曾与那些经历过同样过程的人说起这些。一路走来他们发现自己的反应和对策都毋庸置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写下来。
六个月的化疗之后，我妻子于七月初接受了手术。她的肿瘤只剩下大头针尖那么大，几乎都看不见了。《灰姑娘》也在八月底出版了。她在九月初重新开始工作。她的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从此之后她就留短发了。就像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
2
因为玛戈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一次检查之后，获知自己的左乳内有一个如杏子一般大小的恶性肿瘤时许下了愿望，所以次年九月《灰姑娘》的出版和成功，就不仅好像是对她康复的庆祝，也是对我们曾许诺一起经历，并成功完成的一切的纪念：她和她的病魔作战的同时我完成我的书稿，我们一起做这些，共同狂热地努力，我还将这些写进了出版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的一份周刊的文章里（我需要写六千字符作为我的年记），也就是你们刚刚读到的。
现在这部小说已经完成并出版，它获得了众多媒体文章的称赞，还出现在了畅销书的榜单上，而在七月从她完好保存的左乳里也取出了变小到像大头针尖一样的肿瘤，新生活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我作为一个比之前更受认可的作家，玛戈作为一个正在康复中的病人，而我们两个则是作为一对成功通过了爱情中的一场本可以将它摧毁的考验的情侣。
那种伴随在一场严峻考验、一个美满的结局之后的愉悦，那无论如何都会在宣布玛戈康复后出现的愉悦，还被那本书的出版所带来的连续欣喜增强着，我们两个都感受到了同样强度的欣喜，玛戈以一种就像是她写了这部小说一样的方式和理所当然，为小说的成功而感到兴奋，正像我，我同样为她的康复感到高兴，就好像肿瘤是在我的身体里被打败的一样。
这两个相邻的事件，成功和康复，永远联系在一起，绝对不可分割，它们都来自唯一而又奇妙的一个源头或者一个母体，二者在同一个快乐的拥抱中交相辉映。
我们享受这种完满，就好像它是对我们之前几个月战斗的一种奖赏，而且这份奖励对我们来说好像更加神奇，因为它是从外部世界、公共空间、秋天和有纪念意义的傍晚的金色阳光得来的，我记得那时天气很好。
让-马克·罗伯特，我的编辑，每天都打好几个电话来告诉我一些好消息。在媒体上谈论我的小说的各种文章和邀请数以倍增，这部小说登上了畅销榜，让-马克·罗伯特每天早上都在欣喜地和我沟通前一天的销量之后，再全方面分析并详细地告诉我，他精心规划的策略。
每次得到一个好消息，我就打电话给玛戈让她也知道。
有时我们觉得情况发展的程度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好像一只钟摆现在摆向了快乐和无忧的深处，而十个月之前，它也曾短暂地摆向黑暗和疾病那一端，同样的深处。玛戈处在恢复期，身体还很敏感、虚弱，她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她的内心被这钟摆摆动的力量揪起，这摆动的能量远远超过了看到居里研究院的医生嘴里说出暂时性康复时那唯一的满足，他拒绝用其他的词来称呼它，她和我，我们都只能期望一个暂时的康复，在此之后五年，才是彻底痊愈（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看做彻底痊愈）。这欢乐的摆动会停在哪里呢？它帮助着，支撑着玛戈，我很清楚。它给了她力量让她不会被复发的忧虑所左右。医生们丝毫没有排除复发的风险，何况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风险，即便进行了成功的化疗和保乳手术，也是如此。
为了忘却疾病，我们想要尽情享受这种愉悦直到最后一点一滴。不是要忘却我们刚刚克服的疾病，现在想起它时我们会感到有某种依恋之情，因为我们在彼此的身边经历了一些伟大的时刻，而这得归功于它，还因为我们非常喜欢的事情是因它而来，那就是彼时受到关注的，在她与病魔抗争期间写成的这本书。我们想要忘却的是可能会重新出现并威胁我们的疾病，我们将不能像前几个月击败它时那样再次战胜它，因为慈悲不会随便重现并且人们不会体验到两次这样奇迹般的经历。我们很幸福。我们懂得了生命的代价，爱的代价，还有我们之间的连接的代价。我从未离玛戈如此之近。
从知晓她生病一直到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一年过去了，我没有让自己休息一刻。为了完成我的小说，得产生出一股我原本都不知道自己能够达到的工作能力，此外现在我觉得很显然，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情形所带来的生死攸关的急迫强制我这样做，我将永远不会发现这股力量，以至于要是没有这至少有些急切的指令，我也许会用十八个月来完成我的书而不是三个月，而它会和现在的版本极为不同并且肯定会失败（因为它会变得沉重，我很清楚，我了解自己，一旦开始之后这本书唯一的出路便是急迫还有写作、叙述的内在速度，在被生活逼到绝境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玛戈的病让我发现了它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将它写出来，也就是说要写得很快，甚至是非常迅速，随着写作的推进不断加快叙述，直到它疯狂得像野马一样脱缰而去并以这种方式变成一个对我们世界的隐喻，我们那完全失控的，被以极快速度抛向毁灭的世界，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总之，在有了这样一股突然而又强烈的力量的供能之后，我回应了很多请求（主要是文本和文章的邀约），丝毫没意识到我一直都没有休息一下，哪怕是很短暂的放松。我就像一张弓一直紧绷。我就像一张弓一样保持着紧绷，处在当时情形所迫切需要的英雄主义之中。我那时是英勇的，是的，没有一丝懈怠，为了给玛戈提供饱含不灭的信心和力量的连续演出，我没有流一滴泪，始终陪伴在她身边，总是尽可能勇敢而热忱，始终如一，坚定，可靠，对于种种疑惑绝对理性，而在劝她可以依赖我时则极尽感性，证明就是，平常在创作其他书时工作起来如此缓慢而艰难的我，那时每天都要写二三十页，以至于她每天晚上都怀着疑惑阅读，为我的变化而赞叹，被这种没有什么偶然性与波动的繁忙工作所震惊，而这繁忙只是来自一种喷发（一个逗号都没有修改过，这些文字冰冷地、机械地、匀速地，几乎是以最终版本的形式，从我脑袋里溢出到电脑屏幕上，就像现在我们可以在袖珍本里读到的那样）。在我看来这个日常剂量的阅读，就好像是除了为帮助她康复，而每三个星期到居里研究院进行的具有毁灭性副作用的化疗之外，必须每晚给她注射到静脉里的罕见的、鸦片一样的物质。就这样我把这些文学注射所带来的作用混合到了医疗机构为治疗她身体功能减退而做出的努力当中，她的身体对化疗以及随后的治疗耐受极差，得一直在她身边准备一个红色塑料盆，当我从七层楼下来回到我们房间的时候，有时就得将盆里那些稀薄的、半透明的内容，她的痛苦又污秽的产物倒进厕所。是的，就像一个在阁楼里秘密炮制冰毒的化学家一样，我每天都努力为玛戈制造尽可能纯粹而无法抗拒的美，这都是为了让她高兴，鼓励她。
在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更准确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九日，我被邀请参加国际小说论坛，这是由《世界报》和吉列公馆（原文为VillaGillet，坐落于里昂的樱桃园公园，一个著名文化机构，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讲座等）在里昂举办的活动，当时还是第二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活动。那一年的活动主题是小说，多伟大的发明啊！我和另外三位作家（一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苏格兰人）参加的那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小说拼图。每场圆桌讨论的原则就是，要事先写一篇符合相关主题的文字，在讨论之前，每个作家都要朗读自己的这篇文章，时间不能超过六分钟。
因为我要在五月二十八日中午过后不久，在维勒班图书馆参加一场读者见面会，而晚上在普罗旺斯埃克斯还有我朋友安杰林·普雷祖卡（法国当代著名舞蹈家、编舞家）一场舞剧的首演，所以我决定，为了不用独自在里昂忍受充满惶恐地出现在第二天晚上九点的论坛之前那让人烦躁的空闲时间，我决定一结束维勒班的见面会就乘火车去普罗旺斯埃克斯，在安杰林家度过这天的晚上和夜晚，去看看他的舞剧《空舞》的第二部分（我已经看了两回这部舞剧的第一部分，我很喜欢），编舞伴奏用的是约翰·凯奇（美国先锋派音乐作曲家，推崇偶然音乐，是电子音乐的先驱）一九七七年在米兰卡利亚里歌剧院被起哄的一场演出的录音原声带。
这场演出就是由约翰·凯奇自己朗诵一篇亨利·戴维·梭罗（美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散文集《瓦尔登湖》等）的文章，他读得那样顽皮而失去平衡（充满了低声抱怨，来自象声词的噪音和漫长的空白）以至于观众渐渐开始抗议，大声叫嚷疯狂辱骂，随意鼓掌和吹口哨。随着演出的进行这些斥责声变得越来越大，但是约翰·凯奇继续着，他并没有在嘘声中结束孤独而凄凉的诵读，他那可怕的咬字风格甚至好像都从这活泼而狂热的敌意中，用意大利人的方式，汲取再生的无畏，嘲讽的厌恶，几乎是报复性的固执的决心。《空舞》里四位来自普雷祖卡舞团的舞者正是要伴着米兰这一夜嘈杂的录音舞蹈。他们连贯做出的精致动作，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和面对观众不满的反抗时约翰·凯奇的表现一样，这些动作和录音原声带相比非常镇静，不过抽象的编舞幽默地利用了存档文件中偶然的韵律所提供的支点，这出舞蹈微妙的讽刺让人们明白，事实上没有人被这种完美而令人兴奋的普遍互补性所愚弄，彼时的约翰·凯奇，那些实际上很开心可以自由发泄拉丁人愤怒的声音洪亮的意大利观众，现在普雷祖卡舞团的舞者，那些与观看约翰·凯奇演出的观众正好隔了四十年的镜像般的普雷祖卡舞剧的观众们，他们都没有被愚弄，所有这一切都处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巧妙的层次、风格与时空的透明性的混杂之中，就好像这些维度都被压缩（混合）到了一个平面上（一个球体里），这个平面（球体）就来自观看这四位舞者优雅地游乐所得到的乐趣，而优雅源自这个重新制造的当下，我们所有人都神奇地被包含在这个当下之中，无论我们现在或曾经，在这里还是别处，在米兰或者巴黎、纽约、普罗旺斯埃克斯。这一切就是缔造智慧的力量和普雷祖卡这部舞剧狡黠超脱能量的基础，真是一部杰作。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三十七分从里昂帕尔迪厄站出发，晚上七点十八分到达马赛，晚上七点二十八分转车（可不能在站台上溜达，火车也不能晚点，我祈祷着），晚上七点四十分到达普罗旺斯埃克斯，舞剧在晚上八点三十分开场：完美，我就这么做！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普罗旺斯埃克斯黑楼舞蹈馆（原文为PavillonNoir，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鲁迪·里奇欧蒂（RudyRicciotti）设计，2006年启用。是专门为普雷祖卡芭蕾舞团，也就是普罗旺斯埃克斯的国家舞蹈中心所建）上演的《空舞》第二部分同它的第一部分一样展现出催眠和使人眩晕的特质，它像精神类药物一样用一种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会产生彻底改变的力量对观众施加影响。这部舞剧很受欢迎。掌声持续不断。观众们走向出口时都恋恋不舍。
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临时起意去老城中心的一家餐馆吃晚饭。老板让我们坐在外边，餐馆的花园里，一张长方形桌子的两边。我们有十几个人，主要是安杰林的合作伙伴，还有他们的一个女性朋友，我是第一次见她，我们就叫她玛丽（此处是化名，因为通常都会这样处理和特别说明，就像报纸上详细报道正处调查之中的社会新闻的文章那样）吧，一个埃克斯人，我以前就听安杰林说起过她，因为她从事的职业直接与他的芭蕾舞团有关，还因为她曾病得非常重。上一次我听别人提起她时，还是在二〇〇五年一次芭蕾艺术节上，有人向我透露她也许很快就会去世，她被诊断出了绝症，这也解释了那时她在那场埃克斯人的聚会上引人注意的缺席。她的名字就这样在我的脑海里和那种她曾经患上的重病联系起来，如果说自那以后我没再听人说起她，或者我一点都不记得被告知，后来她活下来了，这是因为她也不是和安杰林很亲近而我从未见过她（实际上我完全忘记了有这样一个人），而现在我被安排坐到她旁边，她的左手边，并被人介绍我们认识。在听到普雷祖卡芭蕾舞团的女经理向我介绍这位女士，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亲爱的朋友玛丽·X的时候，一切都重新涌现在我脑海里。我知道她是谁，我清楚她生命中不久之前一段时间里的可怕经历（另外这段时间仍处于那众所周知的五年之中，过了这五年后我们才能开始想象也许我们能幸存下来，癌症不会复发），而她就在我对面，活生生的，在餐馆的花园里，而在坐在对方身旁之前，我们还相互贴面打了招呼。这个女人的身体曾经是一种残忍而又极度危险的疾病肆虐的地方，这病比玛戈前一年经历的发展迅速的乳腺癌破坏性更大，在罹患如此严重的胰腺癌的情况下，几乎难以想象她可以熬过去。有一天医生甚至都通知她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但这个判断不久之后就被无法解释的癌细胞扩散的中止推翻了，这是三个月之后另一次在埃克斯停留时玛丽告诉我的。
这个要在我身旁一起进餐的年轻女人简直就是被圣迹治愈的病人。
整个晚上都很愉快，惬意，有趣，亲密，精彩并且非常放松，尤其是，产生于其间的东西，那就是我开始对玛丽产生了一种迷恋，一种身体上的吸引，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同寻常地玄奥的。
我发现自己被扔到了大脑中一个之前我不知道的区域。
直到现在我都不会刻意用欲望这个词，因为它远远不够。当然，这个女人的身体并不是不吸引人，但是这种单纯的身体上的诱惑不足以引起这种正在占据我头脑的感觉。
玛丽之所以如此地吸引我，那是因为她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是与生命的感觉相关的，是与在自己的身旁有一个我们能感觉到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意识联系起来的——让人惊讶的是感觉到这种意识以一种如此明显、真实的方式表现出来，完全超出了老生常谈或者故有的观念，它是通过一个人展现出来的，我们看着这个人就像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看到过也没有感觉到过一个人那样。
坐在我右边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迷人的女子。而是生命，就是单纯意义上的生命，生命化身为一个女人的身体，她会说话，走动，吃饭，微笑，倾听，看起来很快乐：这本不该再存在的身体，却依然在这里，呼应着我在过去一年甚至最近几个月所见识到的一切——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结束，一切都是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在进行中的，没有缝合的，就好像玛戈差一点就复发了，而我们的生活又重新突然陷入到恐惧之中，就好像一年半之前就绷紧的弓必须在不确定的一段时间之内继续紧绷，而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是这样（直到第二天中午，就像我后面会讲述的那样，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为了不让玛戈死去，这张弓其实一直固执地拉紧着）。所有这一切在我身上以一种喷发的方式展现出来，以至于在玛丽和我之间不再有任何谨慎或者礼仪的界限，我们对彼此语句的关注（那是相互打量、强调并保持一种默契的托词，而我们感到这种默契要比交换这些表面的话语所涉及的更加深刻而根本）将我们与对方联系起来，我们的身体相互吸引着，紧挨着，有时还会在我们朋友不注意的时候（但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很明显，对此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一点也不在乎，我那时不在乎，现在也依然不在乎）互相挨着停留一会儿，这来自身体的亲近也将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互相理解。我明白她是站在何处说话和看待这个世界。通过玛戈的中介我认识了这个地方，并且去年我自己也在那里度过了此生以来最极端的六个月。彼时我是那样的疯狂以至于认为自己可以，凝视她并且直截了当地在所有人面前拥抱她，用我的嘴唇、舌头，去触碰和敬仰她脸上显露出的如此宝贵的内在生命力，去喜爱和崇敬这对我来说变得如此珍贵的生命，她的脸庞、舌头、嘴唇所体现出的生命，玛丽，我的爱。这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或者不得体的事，也没有粗俗和令人反感的部分，相反这是纯洁、神圣和有宗教意味的，也许她本人也会这样理解和接受，在所有人面前，就在晚餐时，毫不反抗地接受这个吻。
（为什么当事情势必要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我们没做这样的事，我们不敢，这很可惜。如果敢于这样做，这个吻，应当是美的。）
我再也无法把自己的视线从玛丽身上移开。从她的脸、她的手、她的胸脯、她的头发。从她的嘴唇、她的牙齿。从她的皮肤。从她的微笑。从她的目光上移开，那目光中流露出谨慎的，同意被这样注视的微光。……我想要她。我想要照顾她。想要从此以后她身上什么都不要再发生，再也不要，严格禁止任何事情，再也不要。想要她活下去。想要她活很久，并且漂亮、幸福、被爱着、被渴望着。我爱你，玛丽。我不会放弃你的。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你会活下去。相信我，玛丽，我在这儿，别担心，看着我，你会活下去的。我爱上了她。直到今天我还能够说出当时她是如何穿着的。
玛丽闪耀着，她是饭桌边上唯一一个如此闪耀，释放出这样光芒的人，而那在她身上、眼睛里、在她的存在中、姿态里、在她的面孔上和脸上的表情中闪耀的，就是她活着。
我看得出来她之前病得很重。她的睫毛和头发曾很稀疏，注射到她身体里的大量化学药物所带来的强烈侵蚀将她的皮肤变得平滑而有光泽，就像河边的鹅卵石那样如奶油般光滑，生过病的痕迹几乎被抹掉了，但我仍然能够分辨出来，因为曾在玛戈身上见过它们，我见过它们并且爱它们。是的，爱，我特意用了爱这个动词，因为看到这些改变了我妻子的身体时我完全心碎了，也因为尽管有这些痕迹我还是充满性冲动地爱着她，因为我不想让她感到自己由于它们而被拒绝。甚至，我想要她感到由于它们，在它们的包裹下而被珍爱。在晚餐时，一种性质相似的情感使得我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在身体上贴近玛丽而靠近她。我想让她感到自己被我爱着。我们聊着天，我在她的脸上看出了或者认为自己看出了她之前病得很重，我因此而更爱这面庞了，这幸存者的美丽面庞。
一个机灵有趣的棕红发姑娘当时坐在我的对面，我能很敏感地觉察到她的魅力，因此在晚餐开始之前，我对我们很偶然地坐在了彼此的对面感到很开心。还有别的年轻女孩也在场，也许都要比那时的玛丽漂亮，客观上来说她们要更有吸引力，但是玛丽让她们所有人都黯然失色了，其中也包括坐在我对面的那个性感迷人的姑娘，两人之间的对比曾一度让我感觉她整个黯淡了，完全就很普通，空洞而无聊，她不再存在了。
在我的眼中，玛丽是餐桌旁唯一活着的人。别人都不是活着的，别人都是死去的，他们都是死去的因为没有闯过鬼门关，因为没有死里逃生过，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从心底里明白活着意味着什么。死而复生让玛丽真正地活着，真真正正活生生的。不是仅仅活着而是活生生的，也就是说在她的生命中活着，而不是在她的生命中死气沉沉，不是在她的生命中半昏半睡，不是在她的生命中漫不经心忘记了生命，就像现实中大多数人那样，那天晚上，在晚餐期间，这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在这群人中玛丽因为她那很强的存在感而使人敬服，而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点的人。我不是在谈论激动，兴奋，愉快，恰恰相反：她那时是静止的，平静的，安静的，稳重的，几乎是腼腆的，但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比其他人更高级的炽热和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
“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2018-2019”请您来投票！
《夫妻的房间 》
[法]埃里克·莱因哈特 著
《活在你手机里的我 》
[俄罗斯] 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 著
《首都》
[奥地利]罗伯特?梅纳瑟 著
《已无人为我哭泣》
［尼加拉瓜］塞尔希奥?拉米雷斯 著
对这四部作品，您觉得哪部最值得入选“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呢？欢迎您投上自己的一票！
投票方法：请读者朋友在阅读候选图书后，于2020年1月10日24:00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官方微信、微博上公布的投票平台上进行投票，并撰写评语。
2020年1月11日—15日，我们将结合两组投票结果（专业评委选票权重60%，读者选票权重40%），选出2018-2019年度“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奖金人民币5万元。
我们还将根据读者的投票结果及其撰写的评语，评出最佳参与读者奖：
一等奖一名，获5000元奖金。
二等奖三名，每人获2000元奖金。
三等奖十名，每人奖励价值1000元的图书。
即为投票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