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奴的焚情——福楼拜名作《包法利夫人》的爱情悲剧是这样形成的

居斯塔夫.福楼拜著作《包法利夫人》，描述了平民女子爱玛穷其一生追求激情热烈的情感生活最后债台高筑身败名裂乃至服毒自杀的悲剧故事，一百多年来，这部名著一直是批评家讨论的热点。那么爱玛的悲剧是怎样形成的呢？这片文章将试图从性格，心理学角度，以及同《金瓶梅》相似典型的对比下探究《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成因。

《包法利夫人》作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包法利夫人爱玛是该书的女主人公，同时也因其复杂多变、极具魅力的形象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的典型。爱玛的一生可谓是轰轰烈烈，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美好爱情，罔顾伦理的约束和家庭生活，两次与情人私通，落得倾家荡产自杀身亡的下场。结局固然可悲，可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悲剧是注定的。爱玛沉溺于爱情小说而习惯想入非非，对伴侣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且行事冲动，注定了她走向覆灭的结局。

一：激情至上，不切实际而想入非非的偏激性格

“性格悲剧”原来是形容莎士比亚创作的一类悲剧作品。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原因不是命定的，而是由其性格影响的行动所导致，悲剧发生的契机是人物性格弱点所致。爱玛命运的悲惨结局，与其个性浪漫不切实际，追求激情和欲望有直接的关系。 爱玛本是一位农场主的女儿，却在修道院里接受了大家闺秀的教育，这是由她的父亲所决定的。作为父亲的卢欧老爹，想用尽资源给女儿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其可以在将来有资本择得良婿，实现阶级跨越过上精致美好的贵族生活本无可厚非，但这样的做法却让女儿爱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认知，产生了自己本就是贵族或者可以成为贵族的幻想，无疑为她的内心埋下了虚荣的种子。

首先，从爱玛在修道院的学习内容可以看出，基本上只有生活技能和行为规范，而仅有的可称得上是精神层面的指导和教育只是教爱玛怎样成为当时封建社会里一位合格的妻子或母亲，是违背本性且极其肤浅的。其次，爱玛的父亲卢欧老爹正是因为粗鄙无知，才把女儿送到修道院去修习的，可以说，在对爱玛的精神教育上，理性是完全缺席的，这就造成了爱玛的性格因素中冲动感性的一面。这些枯燥无味又压抑个性的学习使她将本性的激情热烈转嫁到对日常事物和浪漫文学的喜爱中：

“她狂热而又实际，爱教堂为了教堂的花卉，爱音乐为了歌的词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她反抗信仰的神秘，院规同她的性格格格不入……”。

这些描写痴男怨女的爱情小说在填补少女时期爱玛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又进一步催化了她追求浪漫刺激的性格和对热烈爱情的憧憬。环境塑造性格。拥有这样的生长环境的爱玛，在少女时期便已形成了这种理性缺失、激情更甚的畸形性格。

再次，丈夫查理.包法利医生老实平庸、懦弱无能却对妻子唯命是从，这种懦弱又缺乏主见的性格也是这场性格悲剧的催化剂。因为痴情又懦弱，他可以无止境的纵容爱玛的行为。对于查理的痴情，福楼拜有着十分精彩的描述：“对查理来说，世界再大也大不过爱玛的一条丝绸衬裙。”

他勤勉工作只为满足妻子的物欲和所谓的“艺术追求”，无论大小事都极力顺从爱玛的要求，甚至得知爱玛的斑斑劣迹之后仍痴心不改，用仅剩的积蓄厚葬了她。这样无底线纵容的行为无疑助长了爱玛的贪欲和自私，导致她行事愈加大胆放荡，形成了后期几乎歇斯底里，极端盲目自私的扭曲性格。查理这种精神上的默许乃至在物质上的极力满足好比养料滋养着爱玛性格中的“恶之花”，作恶带来的虚假满足和精神刺激又驱使着她在伦理和欲望的天平中一次次偏颇，最终走入万劫不复。

二：“欲望的奴隶”——力比多情结与艺术情结的双重驱使

“情结”一词，最早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指的是一群重要的、存在于人的潜意识领域的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力比多（libido）情结，即原欲情结，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特指无意识层面的性的原始驱动力。性本能的冲动可以直接发泄或满足，甚至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力摧毁理性。“情结”进入了日常语言则是指人不受控制的无意识的执意沉溺在某种东西中无法自拔。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爱玛的种种行为或隐晦或张扬的表现出力比多情结和艺术情结的倾向。

爱玛受原欲的支配，以极尽狂热的方式违背道德人伦、理性和家庭的约束，来获得激情和爱欲的满足。起初同罗道尔夫的偷情，让爱玛对激情、性欲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她尽情耽溺于幻想的“爱情生活“，便开始加速了堕落的步伐，让性欲和激情永无休止的释放。即便丈夫已经察觉也毫无悔意，而是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女儿，精心筹备私奔以完成她幻想的爱情童话。此时的爱玛已经处于置理性于虚无的状态，生理本能带来的激情已使她忘乎所以了。

到了小说后期，同莱昂的婚外情事阶段，爱玛已经完全沦为了欲望的奴隶，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上一段情伤加剧了她在情感上的疯狂渴求。她开始彻底抛弃一切，肆无忌惮的演绎内心的狂躁情欲。她敢公然跑到律师所去找莱昂，在偷情欢愉之时行为放荡彻夜不归：

“衣服，说脱就脱……一看门关好了，一下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

此外，在爱玛纵情于欲望时，她花光了包法利医生的积蓄还不惜变卖田产借高利贷，不停赊购，用以奢靡的生活和送礼物讨好小情人。这些遵从欲望毫无理智的举动已经为她后来的悲惨结局埋下了种子。

除了本能的原欲，爱玛的种种行径还受到其内心日益夸大的艺术情结的驱使。爱玛13岁被父亲送到修道院进行学习，除了日常教育外接触了大量浪漫主义骑士文学，对古代骑士、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心向往之。这些事物促成了爱玛艺术情结的形成。作者福楼拜有意将爱玛性格的艺术化特征显明的展现出来，因此爱玛潜意识里潜藏的艺术情结在书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婚前婚后爱玛都像贵妇人一样写诗作画弹琴，结婚时采用半夜里打着火炬的仪式，表现出明显的行为艺术化特征。热衷于阅读贵族阅读的报纸、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贵妇人，针线盒是象牙的，顶针是镀金的，这些行为也表现出爱玛刻意的将家庭生活艺术化，以满足内心的艺术旨趣。爱玛各个阶段的行为都表明了其内心深处强大的艺术情结。艺术情结一旦形成，便根植于个人的无意识中让爱玛耽溺其中无力自拔。荣格认为：“不是人支配情结，而是情结支配人。”原欲情结和艺术情结好比缰绳和镣铐，紧紧的支配着、框定着爱玛的种种行为，使其沦为欲望的奴隶，无力摆脱在欲火中焚烧至死的悲剧结局。

三、“荡妇”还是“抗争命运的勇士”？——中产阶级的身份悲剧

《包法利夫人》面世之初，曾引起法国正统文学界的强烈反弹，同中国的《金瓶梅》命运相似，二者都因有诲淫之嫌而遭到社会、学界的鄙夷。可见包法利夫人身上原欲与理性的冲突是有共性的。除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还有渡边淳一著作《失乐园》中的凛子，曹禺话剧《雷雨》中的周繁漪等相似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在欲望中丧失理性甘愿沉沦的女子。可仅仅用“荡妇”就可以概括她们人生的全部意义吗？这一点本人是难以苟同的。

纵观几位女性的经历，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大部分家境不错，有一定的学识和才华。所以产生的关于爱情的憧憬，大部分基于个人质素、认知之上的，但是限制她们行动的，也正是出于阶级差异。家境不错只是针对普遍的平民家庭而言，这类女子典型形象家境处在一个小康或者是中产阶级家庭，以当时的社会观念来主导女子教育，她们的家庭都倾向于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让她们接受超越现有阶级的教育，以精神上的“贵族谈吐举止”来博得中产阶级乃至上流阶级的喜爱，从而觅得佳婿实现阶级跃迁或者实现同阶级利益最大化。这种观念做法到现在也是被某类群体奉为圭臬并行不悖的，前段时间的上海名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普遍通病：他们在精神生活与审美趣味上已经与富人阶级同步，而在物质条件和触及根本的眼界格局上却显得捉襟见肘。这样精神与实际的巨大割裂感会造成一部分人的心灵扭曲，进而采取种种措施努力靠近他们所幻想的阶层，用尽一切手段验证自身在社会中标示特有身份的符码价值。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眼中，这类中产阶级“矫饰而拘谨”，它体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阶级本性：既希望避免与劳工阶级认同，但又缺乏必要的资本去培养它所模仿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表现在具体形象上，就有了《包法利夫人》中爱玛这样可笑又可悲的“公主病”似的性格悲剧，然而这样可笑的人格背后透视的，是中产阶级尴尬又焦虑的身份困境。

“与统治阶级所呈现的从容而熟练的审美趣味相比，它（中产阶级）竭尽全力显示独特身份的努力恰恰泄漏了一种尴尬的做作和矫情。”——【法】布尔迪厄

如果理想的情况换到当今社会信息发达沟通顺畅且恋爱自由的境地，她们未必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毕竟同为中产阶级，这样的男士也不在少数，他们完全可以做一对势均力敌，强强联合的伴侣。可惜命运弄人，她们所处的时代或者社会环境，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在欧洲或明朝的封建社会礼教束缚的压迫下这类女性只能作为父权或者夫权的附属品，在家里做一个“贤内助”抑或是漂亮的花瓶。当时的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的意识，遑论精神独立与抗争自由，久居深闺的主妇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视野和心境也就愈加狭窄。爱玛嫁给夏尔医生以为实现了“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美梦，但是现实让她梦碎：她只能嫁给一个身份相当，能力出众但缺乏贵族生活情调的中产阶级普通人。“爱玛”们采取出轨或纵欲的做法，是她们抗争以丈夫为主导铁律的自身命运，所采取的极端做法，也是中产阶级身份焦虑无法解决而在个人情感上的一种放纵宣泄，这类爱情小说，男女性别情感矛盾只是表象，实际揭露的是一种无力解决的阶级矛盾。

爱玛这类女性，以激情的满足证明自身的存在，最后也以疯魔或自杀的方式决绝的维护着自我的爱情观，向权力世界发出凄惨却掷地有声的呼告。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福楼拜在写作《包法利夫人》时也同样怀着复杂的心情。他以死的结局惩罚了爱玛，却又在成书之后向友人哭诉“爱玛之死”以表达对爱玛的深深怜悯，因为他透过爱玛的女性身份，看到了那个在权力体系和阶级斗争世界中不甘摆布又暂时无力解决的自己。所以爱玛以及同她一样抗争命运的“荡妇”，值得用更多的视角来阐释和解读。

爱玛悲剧命运的根源就在于她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生命都奉献给了爱情，完美浪漫的爱情幻想成了束缚她一生的镣铐。苏童曾言：

“灯蛾都是盲目而热情地向火扑去,如果说爱玛是火,包法利先生就是灯蛾,他求婚时候在爱玛家外面的路上,魂不守舍地等了30分钟,回头一看,窗子打开了,爱玛答应了他的求婚,火召唤着灯蛾,包法利先生和包法利夫人的命运,都在一瞬间决定了。“

爱玛是火焰，她向往的爱情也如熊熊烈火般轰轰烈烈。我把这篇《包法利夫人》的书评取名为欲奴的焚情，但是这个“欲”不仅是包法利夫人压抑已久的性欲和爱欲，它也关乎从深层的阶级关系呈现的，包法利夫人这一中产阶级，企图摆脱身份焦虑的妄念与不甘。可惜狂暴的快乐必将产生狂暴的结局，火与火药的亲吻，只会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她用命运的钥匙开启爱情之门，但是门启之后，正是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