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进新时代：多途开源鼓腰包

在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领取了第一次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2018年2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1950年浙江省杭县临平镇，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左)带领农民进行分田。新华社发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黑龙江省海伦市海兴村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8000亩辣椒已收获过半。“今年雨水有点大，一垧地差不多能有三四万元的收入吧。”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说。

18年前，高向秋还在对着自家地里的庄稼，一边算着从一垧地里“刨”出来的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够不够一年的开支，一边感叹生活不易。再对比自己书本纸笔都买不起的童年时代，高向秋更是唏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肚子敲敲，顿顿忧愁”，到“电视电脑，汽车洋楼”，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得劲儿”。

好生活的底气来自于农民身上鼓起来的腰包。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实际增长39倍，年均实际增长5.5%。从贫穷到富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体现在每一位农民收入的变化中，记录在每一个农村家庭的账本里。

辛苦一年还是个“透支户”

1949年，一个农民家庭能挣多少钱？

早已搬来陕西省西安市工作生活的侯争胜翻开父亲侯永禄已经刊印出版的账本，里面详细记载着合阳县路井镇一村五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每笔收支。

“夏季收入小麦六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秋季收入荞麦五斗，糜子四升，棉花九斤。”

粮食产量不多，但却是这个家庭10年来的最高收入。账本的头几页，鲜少能见到以现金记录的收支，大多都是这样的实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入来源单一，收入以农业收入、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

43.8元，这是当时我国农村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平均线。

土地改革是改变的开始。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被废除。

同年12月25日，写着侯永禄名字的木牌立在了地头。“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照进了现实。“1954年，家里小麦收了13石多。逢年过节，买酒割肉，买烟茶果菜等也成了常事，农民也活得像个人样了。”在日记里，侯永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彼时，农民还是守着土地、务农为生。然而，种地能挣多少？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土地变成了公有，社员按劳动工来分红。统计数据显示，1956年，农村居民人均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2.4%；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占比为23.3%。

“城里人靠工资，村里人靠工分”。1965年，侯永禄一家3个劳力挣下了8138.6工分，即800多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价值1元。这800多元是这个9口之家一年的主要生活来源。

像侯永禄家这样“人多劳少”的家庭不在少数，这些家庭里仅有的劳力还可能因为照顾一家老小赶不上生产队的上工时间，记不上工分，辛辛苦苦干上一年，还是个“透支户”。

1977年，侯永禄家人均从生产队分到了63斤粮食，扣除口粮钱后，生产队又给侯永禄一家分了12元现金，“靠它来维持一家的生计是远远不够的”。一天三顿吃红薯吃到肚子痛，成为侯争胜13岁时最深刻的记忆。

“那时候哪有收入，就是种庄稼，不够吃。”谈起童年的记忆，今年50岁的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有着同样的感慨。

有人问：“总归是大家都吃不饱饭，是不是该变一变了？”

种地农民成了挣工资的人

机会来得很快。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1982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半年多后，侯永禄家分到了4亩7分2厘责任田。从此，侯永禄老两口的收入来源分作了三个部分，依靠责任田卖粮棉和其他农作物的收入，儿女们给的生活费，以及家庭其他项目的收入。

已经50多岁的侯永禄又来了干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一年，侯永禄家添置了缝纫机和自行车，2100.33元的现金收入和1972.01元的现金支出都创下了这个家庭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大包干’就是好!”侯永禄说。

农村改革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强大动力。据统计，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增长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几千年温饱不足的中国农民越过贫困，向小康迈进。

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不再只盯着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去乡镇企业做份活儿，或是进城打份工挣点工资，成了从土地中抬起头来的新一代农民的追求。

十年间，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迅速崛起，迎来了发展高峰期。到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9546万人，总收入4232亿元。1984年至1988年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1997年，乡村就业人员达到49039万人的历史高点。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后，有敏锐的农民把目光投向了南方。

“去深圳吧，去深圳打工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钱!”这样的话在河南农村渐渐传开。

“在家卖一根冰棍才一毛钱。”13岁离土开始打工的张全收，卖冰棍、做爆米花、下砖窑、开饭馆、搞建筑、跑运输……老家能挣钱的营生都试过，却一直没能挣到太多钱。

1997年，随着农民南下打工潮，已近而立之年的张全收背起行囊踏上了前往深圳的路途。

“在起步阶段，工厂少工人多。”很多和张全收一样从老家来到深圳的农民找不到工作，张全收开始把大家集合起来找活儿干。“拿针串珠子做手链，这种活儿费事，别人不愿意干，一天能挣二三十块钱。”

离土离家的农民越来越多，无数青年为了生计，从农村涌入城市。随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已经升至30.8%。

在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平的同时，这些沾着泥土气的农民，也在以农民工、乡村工人、企业家等新的身份，推动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干啥都能赚到钱

新世纪的到来带来了新的喜讯和希望。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确定在安徽率先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终结。与此同时，中央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2005年，国家财政对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达到了849亿元。减负之后的路井一村村民“种地开始赚钱，过上了好日子”。

外出务工的农民也迎来了又一个春天。2003年，金融危机之后，沿海企业增多，一时间，农民工成了“香饽饽”。2009年初，“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新招了数千名员工。“除去贴的钱，还是赚了100多万。”以前“吃饭没饭钱，住店没店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一些人选择了远方，一些人却选择了回家。

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一带一路”等的提出，内陆地区迅速发展。“东南飞”的农民开始“还巢”。2013年开始，张全收的工作重心也逐渐从深圳转移到了郑州。

尽管2018年乡村就业人员从1997年近5亿人的历史高点逐渐回落到3.4亿人，但规模仍然庞大。数据显示，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41.0%，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在山西，一些以前守着山洼吃薄田的贫困户也加入了挣工资的行列。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2017年，岢岚县赵家洼村的刘福友搬出了大山，搬进了县城，找了份保洁的工作。尽管早晨6点多钟就得开工，在老刘看来，这营生也算不上苦重：“上午一回，下午一回。每月给1050元。”而他在村里的13亩地退耕还林后，每亩还能获得1500元的补偿款；光伏扶贫项目每年也能带来3000元的增收，可以连续享受25年；养老保险、低保……各种收入加起来一年能有三四万元，刘福友家也终于摘了穷帽。

脱贫离不开增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年均增长12.1%。

侯永禄那一代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让撂荒的土地重新“活了”。拐子杨村外出务工的农民新添了一笔收入。“把地流转出去，一亩还能挣800到1000块钱。”

有人揣着梦想离土，总有人怀着希望守土。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让更多人对这块土地的未来充满期待。

45岁的吴占明现在是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十多年前他也曾是数亿农民工中的一员，每天赚上四五十元就颇为满足。现在种地挣不挣钱，从工地回归土地的他自有答案：“给合作社打工，种地、摘辣椒，一年能有2万多块钱；土地入股的分红，一年有个两三万元；收成好的年头，种这两垧辣椒还能有十多万收入，你算算，这一年能赚多少钱？”

正是算明白了这本账，原本在北京市朝阳区CBD就职的外企白领孔博辞了职，回到密云做起了产品电商。靠着本地产的140多种优质农产品，店铺的销售额做到了3500万元。从自己下地摘菜，到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卖，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跟着这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做农业。

眼下正值收获的季节，这些回归乡村的“新农人”们却已经开始为来年的丰收未雨绸缪了。高向秋打算筹建合作社自己的加工厂：“就地加工，运输负担就能减轻了，一垧还能多挣个两三万元。”看来，来年合作社里农民的钱袋子还会更加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