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幸宏(坂本龙一 高桥幸宏)

坂本龙一,曲终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许晓迪

1986年,坂本龙一第一次到北京,跟着《末代皇帝》剧组进驻紫禁城。那是一个庞大的团队,群众演员就近2万人。34岁的坂本原本只是演一个小角色,意外地参与了电影配乐,两年后,站上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领奖台。

·坂本龙一在故宫。

1996年,坂本第二次到北京,在保利大厦举办一场小型演奏会。张艺谋、陈凯歌、崔健、姜文,文艺界的不少大腕都在场。

2018年,坂本第三次到北京,见了张亚东、曹保平和青山周平,在九霄俱乐部一架走音的钢琴前弹奏了自己的名曲《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京城文艺圈为之轰动,能否和坂本龙一合上影,成为检验文艺工作者资历的试金石。

那次北京之行,他是来为自己的展览挑选空间。疫情期间,展览在北京开幕,是他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展览之一。计划中的第四次北京之行,最终却没能如愿。据日媒报道,2023年3月28日,坂本龙一去世,享年71岁。

YMO时代

时间倒回上世纪60年代,一个全球火红的时代。也只有在这样一个象牙塔之高与江湖之远的界限被彻底打破的时代,一个3岁练钢琴,5岁给小兔子写歌,10岁学编曲,14岁以为自己是德彪西再世、在练习本上疯狂练签名的孩子,才会突然“流落”街头与咖啡馆,在不同文化的洗礼中成长为日后的样子。

高中时代,坂本龙一逃学泡遍了新宿30多家爵士咖啡馆,搭讪女生聊政治,再相约参加示威游行;阅读左翼读物,领导罢课抗议,撕毁考卷,在课堂上讨论越南或巴黎发生的事件……他依旧热爱德彪西、巴赫与贝多芬,但也喜欢披头士和滚石乐队,兴趣爱好从“激浪派”的白南准、约翰·凯奇到“新浪潮”的戈达尔、特吕弗、大岛渚。

1970年,坂本龙一考入艺术大学作曲系,美其名曰为了“追求解构”而升学。音乐学院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千金,坂本留长发、穿牛仔裤、时常光膀子,与他们格格不入。于是他跑去对面的美术学院,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家伙打成一片,在新宿黄金街一边喝酒,一边谈着“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

1978年,坂本龙一加入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黄色魔力乐团)。乐队3个人,细野晴臣31岁,高桥幸宏和坂本龙一,都是26岁。

第一次见细野,坂本发现自己花了好多年系统学习的德彪西和拉威尔,这个搞流行乐的家伙靠自学就掌握了;而第一次见高桥,对方一身高端奢侈服装还披着围巾的时髦打扮,看得他一愣,“这副德行的家伙也跟着玩什么摇滚?”

·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黄色魔力乐团)。

这一年10月,坂本龙一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千刀》。同名主打曲中,他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用作采样,用电子气泡音朗诵毛主席诗词,最后50秒则是合成器演奏的《东方红》。专封是高桥幸宏设计的,他逼坂本剪了头发,扔了大裤衩、人字拖,再拉去阿玛尼专卖店,一套套试穿西服。

1个月后,YMO 也发行了同名首专,左翼色彩鲜明。《中国姑娘》《东风》《狂人皮埃罗》的名字取自戈达尔的电影,《东风》的部分曲调则来自《让我们荡起双桨》。“68一代”的红色幻想,杂糅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先锋前卫,当然,也几乎销不出去。

东方不亮西方亮。1979年,YMO第二张专辑《固态生存者》发售,迈克尔·杰克逊翻唱了其中的《面具之后》。世界巡演后,YMO火遍全球,《滚石》杂志称“日本电子流行乐已准备好入侵美国”。潮流很快回流,1980年代的东京街头,到处是听YMO的人。

那也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代。富士、索尼、本田等日企走出国门,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等设计师异军突起,东京夜空挂着全球文化闪耀的灯球。YMO的音乐,一方面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潮流向四方,一方面又肩负着日本民族主义的重任,成为“昭和奇迹”的象征与“文化输出”的尖兵。

坂本龙一很厌恶这种感觉,不想抱持什么民族使命感。迅速蹿红让他困扰,甚至开始讨厌起YMO:“我根本不想变成现在这样,都是YMO害的。”

三人在音乐理念上的矛盾也开始显现,“就像把村上龙和村上春树关在一个屋子里,让他们合写同一本小说”。坂本发了个人专辑《B-2 UNIT》,封面一只脚踏在“2”上,火药味十足。作为报复,细野和高桥写了《CUE》,创作时完全不理坂本,却安排他去打鼓,于是每次演奏,本是键盘手的坂本只能气鼓鼓地敲些简单的节奏。

1981年11月,YMO暂息争端。为留下一个美好记忆,1983年的最后一张专辑走了歌谣曲路线,诞生了YMO历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为你心动》。MV里,三个人跳着僵硬的舞,用坂本的话说,那是“可爱的中年偶像的感觉”。

反抗精神的DNA

坂本龙一始终行进在偶像的轨迹中,尽管他厌恶成为偶像。

离开YMO单飞后,他开始占领每一个山头。在大岛渚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他第一次当演员,也第一次尝试配乐,买来《公民凯恩》的录像带一通研究,写出了那首与电影同名的经典之作。脾气暴躁的大岛渚对他格外偏爱,不仅将配乐全盘照收,拍摄时也从不骂他。

《末代皇帝》杀青后,他又临时受命做配乐,两个星期写了44首曲子,拼到住院。但贝托鲁奇只用了一半,首映礼上,他气到心脏差点骤停,没想到几个月后,就站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

青年时代的左翼锐气仍在。他为海湾战争写下《Heartbeat》,为卢旺达的内战与饥荒写下《Discord》,为美伊战争写下《Chasm》,3个专辑的名字——心跳的节奏、不和谐的冲突、断裂的鸿沟,也是他对整个世界状况的概括。

1999年,坂本创作了歌剧《生命》,将20世纪的灾难、战争、社会与环境问题放入其中。2021年北京展览中,《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是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创作。12个水箱如云雾般悬浮于半空,在地面上投射出录像片段的光影,时而汹涌、时而静默,观众抬头仰望,如在观看历史的起伏波荡。

对坂本来说,60年代的遗产还在,让他在迟暮之年,一次次地为反核能发电、反集团自卫权修宪、反对修改宪法九条等问题发声。但人们却更喜欢一个被流行化、标签化的坂本龙一,喜欢看他的天赋卓绝、帅气优雅,与贝托鲁奇的交往,与邬君梅的八卦。这是一个左翼音乐家的荣耀,也是他的无奈,“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

我太复杂了,我没法定义我自己

晚年的坂本,也开始从“带刺儿”变得温和。2007年,YMO再度合体,高桥幸宏提议:“来弹《CUE》吧!”开口时还有些顾忌,怕坂本龙一不高兴。谁知坂本马上赞成:“就弹这首!”表演时,3个老头的眼眶都有点湿。

2017年的《异步》中,坂本采集了形形色色的声音。他说:“每个声音都同样地必然和重要,只是人类总擅自用各自的标准,判断它们的价值好坏。”就像这个世界,不同的国家和集团“彼此漠不关心,不做交流,渐行渐远,即便是有所交流,也是相互对峙”。

他在树林中倾听鸟虫的鸣叫,踩着厚厚的落叶,踢一踢空桶,敲一敲树干;用话筒对准雨点噼里啪啦打响的天窗,把蓝色塑料桶套在头上,走进雨中;把麦克风挂在家里的墙上,让房子变成一件乐器;走在街头,随身带一根小铁棒,敲击沿途的消防栓、栅栏、路牌……

患咽喉癌后,他的唾液分泌不足,只能慢条斯理地服药,每咽一颗喝一口水,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嚼着口香糖。纪录片《终曲》记录下这段“与癌共生”的日子,也记录下坂本依然活跃的身影。从日本3·11大地震后,他就站在了“反核”第一线,抗议了3年,但日本重启了9台核电站机组。纪录片中,坂本坐在火车上,看着民众抗议视频,无奈地说:“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到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五十年了。”他的眼神有些飘忽,“又倒回去就没意思了。”

在格陵兰,坂本龙一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冰川前掏出一对小撞铃。“叮!”声音清脆,他“哇”地睁大了双眼。在冰层缝隙的边缘,他用绳系着录音机,沉入汩汩流动的水中,兴奋地说:“我在垂钓声音啊!”

曾有中国人在访谈节目中问他:“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信念吗?”

坂本龙一羞涩一笑:“我太复杂了,我没法定义我自己。”

或许撇开种种标签和时代的滤镜,坂本龙一就是那个一直“钓声音”的人啊,哪怕如今“曲终”,但正如他最后一条微博上所说:人生朝露,艺术千秋。

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来源:作者: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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