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传说中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多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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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多伟大?

广义上的丝绸之路,有两条:

一是以长安(西汉)为起点,连通西域,以及中亚与西亚诸国的陆上丝绸之路。

二就是所谓的更广泛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条陆上丝绸之路不必多说,大家都懂,但第二条海上丝绸之路,却是大有讲究。

首先咱们来明确定义,对于海上丝路,古人有着较为模糊,却具备普遍共识的区分,严格说来,共有三条:

一、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想必这一条航路,最为人所熟知,虽自秦汉时期就已具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南海丝绸之路,却是从唐朝兴盛,在明朝时期更是空前繁荣,比如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而这条航线在唐朝时的起点为广州,沿南海连通印度支那半岛,至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等地,最远也到达地中海与红海口岸,甚至东非地区,是名副其实的伟大航线,唐人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便详细记载了全部线路,后被收录于《新唐书·地理志》之中: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

唐朝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图

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兴于唐宋。

这一历史发展变革的过程,也可看作是“对外贸易不断繁荣”的过程,伴随着出海通商,同时也将文化输出于海外各国,并且在汉代时,已经开始派遣使者往来于倭国与朝鲜,所以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可谓伟大。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部分示意图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

三、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既是本文的主题,也是自古到今颇有争议的一条丝绸之路,原因正是由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也属于我国北方地区,因此通常情况下,会将“北方”与“东方”两条海上丝绸之路统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或者干脆将这两者,都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相结合,皆统称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然而考究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年代与所经航线,却与其他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现在就让咱们来捋一捋,所谓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究竟和“东、南”两条航线有何具体不同?

首先第一点,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年代:

春秋战国。

关于这一观点的确立,有《管子》中一段经典的对答可为佐证:

《管子·揆度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

齐桓公问管子:“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总共有七种办法,分别都是什么办法?”

管仲回答说:“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兽皮,是一种办法。”

这段话虽然交流的是经济理财之道,但可通过这句话看出,在当时的齐国,就已经对朝鲜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可佐证,当时的人们已经开辟了海上航线,经由胶州半岛与朝鲜展开了通商贸易,凭此便能确定“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时间应是春秋时期,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商周,但因为商周时期并未建立起互相贸易,因此只可看作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前身。

《史记·宋微子世家》:(武王灭商)封箕子于朝鲜。(箕子:商纣王的叔父,也是辅佐纣王的太师,商亡后,于周朝时期远渡朝鲜,建立起“箕氏侯国”。)《汉书·地理志》也有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与其他两条海上丝绸之路相比,北方这一条由山东为起点,东至日本,北至朝鲜等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源时间较早,同时也是有别于另外两条航线的主要特征之一。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相信很多朋友对“扶桑”一词并不陌生,而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我国古代著作《山海经》或《梁书》等诸多古书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指“日本”。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注:汤谷: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之地”。后因日本富士山喷发时,烟雾冲入高空,状如“扶桑神木”,因此日本冒称为“扶桑”,所以后世引用,称“扶桑国”,而中文“富士山”一词,在日语中的读音,正是“fujisang“,因此证明日本所谓的富士山信仰,很大可能来源于古代中国的“扶桑神树”之神话。另有论证,称古代“扶桑国”为“墨西哥”。)

《梁书.扶桑国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

扶桑神树

另外大家注意《山海经》中提到的“黑齿”,此处所述应是地名,但在《楚辞》中,也曾出现过“黑齿”这一词汇,“黑齿”正是起源于古代日本的一种古老习俗,在上古时期,由于人类并未发明出牙刷牙膏等清洁牙齿的方法,因此兴起一种以“染黑齿为美”的奇特风俗,后来该风俗经由日本传到东南亚等地,被一些原始部落所效仿,《楚辞·招魂》中甚至记录过一则黑齿食人族的骇人事迹:

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日本“黑齿”习俗

虽然这段记载看上去有些耸人听闻,但据此推断,早在汉朝以前甚至更早时期,我国就已经明确了解到“扶桑”乃至“黑齿”的存在,而如果没有出海抵达这些地域,自然也不会有所了解,于此便可推断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或者说成熟的年代,应是在春秋以后到秦汉两朝这段时期内,具有开拓与冒险精神的中华先祖,乘坐大船劈风斩浪,去往当时的蛮荒之地,见到了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原始部落与风俗,并且和当时已具文明特征的部落或国家互通贸易,这也是与“南方、东方”两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大不同之处,即起源年代要更早。


第二点不同,也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其他两条航线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地理位置不同”。

从最早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来看,其主要抵达的目的地,依然是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等地区,毕竟受限于当时的科技知识水平,即使能够远航,但航程仍旧有限,而这也是与南方海路和东方海路最大的不同之一,作为独立的一条远洋贸易航线,而存在于古老中国。

认定此点结论的证据有三:

第一,在朝鲜平安北道,以及日本新泻县等地出土的火焰型、怪鸟状等陶器,与1959年出土于我国山东宁阳县大汶口的新时期时代玉器极为相似,由此可推断出,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我国大汶口文化玉器,经由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往朝鲜与日本等地,并在当地留有遗址与遗物。

日本新泻县出土的火焰纹饰陶器

第二,根据我前文所说《管子·揆度篇》里的记载,可知当时的朝鲜地区被当做主要对外贸易对象之一,据此推断出,当时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抵达的海外主要目的地,便有朝鲜。

《管子·揆度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

第三,经过考古发现,确立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在公元782年以后,到公元1191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内,有史可考的中日民间贸易往来多达上百次,然而在这上百次之中,不仅包含唐朝百姓与日本民众之间的贸易,还包括唐朝与阿拉伯,印尼,卡拉奇,布拉明那巴德等东南亚甚至是中亚地区等国家,由此可推断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根本不同,即后来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比早期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所抵达的地域还要遥远。

援引自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著《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资料:公元782年~1191年间,中国大商人李邻德、李延孝、李处人等商团由明州启程,来往于日本达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他们带来大量丝绸、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在日本出售,再贩回砂金、水银和锡。明州也和新罗、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尼巨港)、占卑(苏门答腊)等国商人通商。丝绸、陶瓷远销海外,易以诸国的砂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再转销亚洲各地。

李邻德等唐朝商人航线示意图

“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唐代中日交通的海上航线》相关资料:

1、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日仁明承和九年)春,李邻德船自明州出发,航抵日本,日本学问僧乘此船回国。

2、公元846年(唐会昌六年)12月李邻德船自日本出发,直插黄海,航抵楚州(今淮安),学问僧性海随船来中国。

3、李处人船在公元842年8月自日本出发载学问僧惠运航抵温州。由于日本的遣唐使船不用铁钉,不用桐油、麻筋捻缝,其性能太差,在日本海沉没者不在少数,于是中唐以后不少日本的造船工匠与舟师水手改由华人担任,李处人船即在日本建造,自日本值嘉岛(今平户)经6天直穿东海抵达温州。

4、公元847年(唐大中元年、日仁明承和十四年)6月,张支信船自明州望海镇出发,用3天时间抵达日本值嘉岛。创中日间航海时间新纪录。此后,张支信曾任日本太宰府通事官。5、公元862年(唐咸通三年、日清和贞观四年),张支信在日本为松浦郡造船,建造周期8个月,当年9月即送真如法亲王来中国。次年,又从明州出发返回日本。他是当时航行于中日间名声显赫的造船专家与航海家。

6、自公元839年后的唐末70年间,中国帆船赴日达30余次,而民间贸易往来多达1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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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便可反向推导出,只与日本和朝鲜互通贸易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明显区分,这也能证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独立性。

通俗来讲就是,北方航线主要到往朝鲜半岛与日本诸岛,以及周边海域。

而东方航线抵达的国度更多,范围更广,航线更远。

落回到本文最初的主旨,由此便可将“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独立出来,视为有别于“东、南”两条航线之外的第三条海上丝绸之路对待,而不能单纯认为,北方航线也可与东方航线统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这样认为的话,难免有所偏颇。

客观来讲,确立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存在,便于我们更加清晰的认清历史,即在古老中国,兴盛于中原地区的文化,早在上古时期,比如殷商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航海与天文知识,以及优秀的船只建造技术,凭此便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建立起繁荣一时的航线,并且为这条航线赋予了经济贸易的性质,不仅对外输出商品与资源,同时也将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播到海外。

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东”,还是“南”,甚至是“北”,每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都堪称伟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同样极为深远,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附近岛国出土的部分文物,均有着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相似成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附近国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之外,也凭此能够看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在人类文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有力象征。

“上下五千年”璀璨文明,果真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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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地理志》: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

《管子·揆度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

《史记·宋微子世家》:(武王灭商)封箕子于朝鲜。(箕子:商纣王的叔父,也是辅佐纣王的太师,商亡后,于周朝时期远渡朝鲜,建立起“箕氏侯国”。)《汉书·地理志》也有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注:汤谷: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之地”。后因日本富士山喷发时,烟雾冲入高空,状如“扶桑神木”,因此日本冒称为“扶桑”,所以后世引用,称“扶桑国”,而中文“富士山”一词,在日语中的读音,正是“fujisang“,因此证明日本所谓的富士山信仰,很大可能来源于古代中国的“扶桑神树”之神话。另有论证,称古代“扶桑国”为“墨西哥”。)

《梁书.扶桑国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

《楚辞·招魂》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援引自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著《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资料:公元782年~1191年间,中国大商人李邻德、李延孝、李处人等商团由明州启程,来往于日本达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他们带来大量丝绸、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在日本出售,再贩回砂金、水银和锡。明州也和新罗、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尼巨港)、占卑(苏门答腊)等国商人通商。丝绸、陶瓷远销海外,易以诸国的砂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再转销亚洲各地。

“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唐代中日交通的海上航线》相关资料:

1、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日仁明承和九年)春,李邻德船自明州出发,航抵日本,日本学问僧乘此船回国。

2、公元846年(唐会昌六年)12月李邻德船自日本出发,直插黄海,航抵楚州(今淮安),学问僧性海随船来中国。

3、李处人船在公元842年8月自日本出发载学问僧惠运航抵温州。由于日本的遣唐使船不用铁钉,不用桐油、麻筋捻缝,其性能太差,在日本海沉没者不在少数,于是中唐以后不少日本的造船工匠与舟师水手改由华人担任,李处人船即在日本建造,自日本值嘉岛(今平户)经6天直穿东海抵达温州。

4、公元847年(唐大中元年、日仁明承和十四年)6月,张支信船自明州望海镇出发,用3天时间抵达日本值嘉岛。创中日间航海时间新纪录。此后,张支信曾任日本太宰府通事官。5、公元862年(唐咸通三年、日清和贞观四年),张支信在日本为松浦郡造船,建造周期8个月,当年9月即送真如法亲王来中国。次年,又从明州出发返回日本。他是当时航行于中日间名声显赫的造船专家与航海家。

6、自公元839年后的唐末70年间,中国帆船赴日达30余次,而民间贸易往来多达1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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