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登州”，在文献中也有“文登郡”的称谓

胶东半岛东部区域在古代称“登州”，这一点，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

查诸史料，半岛之“登州”，始置唐高祖武德四年。当时，趁隋末天下大乱而占据文登一带的地方豪强淳于难主动归属唐朝，于是，“武德四年九月，乙卯，文登贼帅淳于难请降，置登州，以（淳于）难为刺史。”（《资治通鉴》）

关于淳于难其人和唐初登州存废复设的经过，此前曾有过专门讨论，细节就不再赘述。本文之所以又提及这段历史，主要是想借此引出“文登郡”这个概念。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登州”这个区划名称的由来，与“文登”有着密切关联。虽然后来登州治所迁至蓬莱（此前登州一度裁撤，后复设于牟平，又迁于蓬莱），但在唐宋时期，不少文献仍以“文登”作为登州之别称。而为了与“文登县”相区别，它们便采用了“文登郡”的概念。

比如，唐代的《通典》中就有“今文登郡文登县”的字眼，《十道志》（《太平御览》引述）中也说：“登州，文登郡。汉牟平县，属东莱郡。”北宋时期修撰的《太平寰宇记》亦曰：“登州，文登郡，今理蓬莱县。”

由此可见，“文登郡”在唐宋之际，是一个的确存在过的称谓。

在登州设立之初，以“文登郡”来代称“登州”并无不妥。然而，由于治所迁移蓬莱，加之文登本身又是一个县级区划，“文登郡”的概念难免会让人混淆。因此，这一称呼后来逐渐淡化，宋代以后，鲜见于地理史籍。

实际上，唐宋时期，“文登郡”的概念虽然存在，但官修史志也一般不予采用，而是称之为“东牟郡”（东牟郡的建置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也以半岛东部为辖区，唐代一度改登州为东牟郡，后又改回）。

如《新唐书?地理志》载：“登州东牟郡，中都督府。如意元年以莱州之牟平、黄、文登置。神龙三年徙治蓬莱。”《宋史?地理志》载：“登州，上，东牟郡，防御。崇宁户八万一千二百七十三，口一十七万三千四百八十四。”

受此影响，明清时期的文士，也多以“东牟”作为雅称。比如，清代登州府知府戴肇辰之子戴燮元就曾写过一本《东牟守城纪略》，此处的“东牟”，即指登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文登郡”的概念虽然早已淡化，但多少仍能看到一些端倪

比如，《明史?浦鋐传》载：“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洪洞知县，有异政。嘉靖初，召为御史。”

然而，根据《山东通志》和《蓬莱县志》等史料记载，浦鋐为明代登州卫人（军籍），住在蓬莱（现蓬莱城西有浦家洼村，即浦氏祖居地），其考中进士后，在当地还建有牌坊，去世后亦葬在蓬莱，与“文登县”并无关联。由此推论，《明史?浦鋐传》中的“文登”，要么为“登州”之讹，要么是采用“文登郡”之旧称了。

而清代的《文登县志》未加详察，遽以《明史》为依据而将“浦鋐”列入文登籍进士名录中，以讹传讹，延续至今。笔者曾询问过浦氏后人，他们对清代《文登县志》收录“浦鋐”一事也颇感不解。

类似的例子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能看到。该书在“惧内”一节中这样说道：

“至如今上初，蓟帅文登之戚少保继光、今宁夏帅萧都督如薰，皆矫矫虎臣，著庸边阃，俱为其妻所制。”

如果说大家对“浦鋐”还不太熟悉的话，那么，抗倭英雄戚继光则可谓家喻户晓了。笔者最初看到“文登之戚少保继光”这个称呼，还误以为《万历野获编》属于粗鄙之书，待细看其他内容，方觉作者（沈德符）学识丰富。

作为当时名士，沈德符不应该不知道戚继光为“登州卫”人。他之所以用“文登（郡）”来代替，或许是因为明代实行军民分治，登州卫不等于登州（府），而“登州卫”三个字又显繁琐吧。

不过，戚继光毕竟是一代名将，其“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家出身广为人知。因此，《万历野获编》虽然有“文登之戚少保继光”的称谓，但后世也并没有将之误解为“戚继光是文登人”了。

在以上两个例子当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文登郡”的字样，但以“文登”来指代“登州（卫）”或者说半岛东部区域，应当也属于“文登郡”的用法了。（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