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大萧条，民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1929年大萧条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中国作为当时少数的银本位的国家，随着其他国家放弃金本位以及美国白银法案导致的银价上涨，使得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与汇率上升危机，直到1935年法币改革后中国才基本上摆脱了这场危机。

在大萧条初期，中国首先遭遇的问题是出口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以1930年农产品价格为指数，1931年下降了7.6%、1932年为10.5%、1933年为10.3%、1934年为14.1%，1935年更多达35.7%。

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使得中国小农的生活日益艰难，这不仅体现在购买力的下降，更是造成了农村金融网络的崩溃，资金开始从农村向少数大城市汇聚，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利差，在1933年时，上海城中甚至出现了无息贷款（白借），而农民在借款时却要负担2%-3%的月息，这是由于少数仍在农村维持，有经验的放贷者必须提高利息才能保证的自己的资金安全。这对于平日里需要借贷才能维持生产的农民来说无疑的巨大的灾难。

当时中国的学者、官员与金融业者也都注意到了这场“农村的崩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回忆说：“我想帮助农民，多年的银行从业经验教我知道一种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的饥荒——钱荒。”

但他也明白以银行业自身的能力是无法扭转这一趋势的，因为：从银行的立场说，对于储户，原站在债务者的地位，所有资金，只有跟着储户的意志而转移……存户纷纷提现运行，银行只有听其驱使，收缩贷款，绝没有反抗的可能。由此可见现金集中于城市，不是银行的能力所能办到，现在要使现金不集中，也不是银行单独的力量所能办到……金融贵在流通，流通全靠信用，如果一旦感觉到不能收回现金的危险，信用便要中断。

但此时的政府也是无能为力，因为银本位的缘故，政府自身是无法推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更无法向农村注入急需的资金。

大萧条对中国农村的冲击，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经常被提及，例如茅盾在他的作品《林家铺子》中就这样的描写农村的经济困境：

“货色是便宜，没有钱买！”“货色是便宜，钱不够。”他知道不是自己不会做生意，委实是乡 下人太穷了…… “上海客人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下去：贵镇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底下，乡村破产，农民没钱，如前所述。“生意清淡，早已各业如此，并不是他一家呀；人们都穷了，可没有法子。”

在农业之后，中国的工业也开始感受到了大萧条带来的寒意。有趣的是在大萧条早期，由于商品白银的国际价格下跌，中国的商品在出口价格上反而意外获得了汇率优势。

但随着1931年9月英国首先宣布放弃金本位，各国都开始以压低汇率的方式刺激出口，中国工业企业的命运也开始急转直下。以缫丝业为例，价格从1931年的1000元一担，1932年已经降到了730元每担，1933年时更是暴跌到了475元每担，但即便这样惨烈的降价，中国的出口量还是跌去了71%。

而由于价格的下跌，缫丝业者也难以负担银行的贷款，只能转而向政府寻求帮助，而政府虽然在1931年5月发行了800万元的特别公债，几乎每家丝厂都获得了每架丝车80元的公债份额，但行业形势依旧艰难，到1931年10月时，上海原本的107家丝厂只有26还在坚持运作，无锡49家丝厂中只有18家还在运营。

当时间走到1934年6月，随着美国政府通过了《白银法案》，由此造成的白银价格再一次上涨，终于在中国引爆了金融危机。当时美国政府，几乎是无限制的向市场收购白银，1935年一年就收购了近4.37亿盎司的，美国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从每盎司46.3美分上涨到了每盎司56美分，到1935年6月时已经攀升到了70美分盎司，而美国财政部的口袋几乎深不见底，公开表示希望将白银价格拉升到77.57美分的水平。

这样的价格上涨，在中国直接导致了一场白银外流的狂潮，中国政府虽然对白银增加了10%的出口税，并表示会随时调整税率，以做到征税后运银出口无利可图，但对于白银走私行为几乎束手无策，据估计单单在1935年约有价值2.43亿的白银被走私出了中国。

这场金融危机最终在1935年3月的上海爆炸了，上海总商会在请求立法院时声称上海有上千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超过50万，如果在数周内政府无法给予救济，那全中国的金融业都要被毁灭。

而负责应对这场危机的孔祥熙只能先对银行进行注资以试图挽回局势，政府以债券认购的方式向银行注入了数千万的资本金，之后私营银行也得到了政府借款，但面对通货紧缩的大环境，这种方法注定只能是小修小补，只要中国仍坚持银本位，就摆脱不了经济衰退。

根据1934年初的统计，在1931-1933年期间歇业的银行有15家，其中上海就占了其中10家。1935年上海67家银行中又有12家歇业。上海的汇划钱庄在1929年时有87家，到1935年还剩55家。常州原有钱庄25家，1936年初时已有九成歇业，天津的银号，1935年一年中歇业超过20家。

中国银行业的紧缩危机到1935年达到了最高潮。比如、1935年9月火柴大王刘鸿生“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求贷无门，刘鸿生企业对金融业负债总额从1932年的665万元降至501万元，从1932年起参加刘鸿记账房工作的张棣生回忆说：“刘鸿生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

1933-1935年是物价最低的三年，也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三年，上海的批价格1932年开始下跌，到1935年10月时已经跌去了25.4%，物价水平甚至比1926年更低。而另一方面因为银价上涨，进口商品的价格开始下跌，严重冲击了本国产业，以1931年进口价格指数为参照，1935年前10个月的进口价格指数只有83.7。

进口价格下跌甚至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大批廉价农产品开始涌入中国，大量的廉价大米、棉花、麦、面粉和烟叶开始充斥国内市场，使得中国农民的境遇愈加糟糕。1931年度中国进口农产品达4.08亿海关两，1932年度为3.49亿海关两。

最后在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在《实施法币公告》中也是这样解释了币制改革的原因：“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凋敝，百业不兴，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兑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缩，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

计自上年7月至10月中旬，3个半月之间，白银流出凡达2万万元之上。设当时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磬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慌恐，市面更行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命脉所系之通货准备金。”

最终、国民政府被迫放弃了银本位，进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后，中国基本上摆脱了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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