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人们需要个方向，新加坡暂时成了这个方向。”

文 | 《财经》记者 陈晶

编辑 | 钱杨

尽管只有一个半北京朝阳区的大小，尽管风景单调、没有四季、资源匮乏，新加坡这个位于马来半岛南段的小岛，被雀跃的新移民们视为一个应许之地——至少是一个过渡之地。

有创业者称新加坡为 “东南亚的首都”，意思是它是有潜力的市场，值得重视；它也是一个效率更高的地方，开一家公司最快只需要一天，填几张表即可；一个基础设施更好的地方，甚至还有两所全球排名前 15 的大学。

“ A fine society ” 这个描述则有两重意思，一个明亮干净、更文明的 “好（ fine )” 社会；一个重刑罚的国家，一个随地吐痰、吃口香糖、上厕所不冲都要面临罚款（ fine ）甚至监禁的地方。

对一些人来说，新加坡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人和钱都更安全了。过去一年，更多的家族办公室在此落地。在云南大理被警察叫停的 Web3 聚会，在这里一场场展开，氛围热烈之至。一位是区块链创业者也是母亲的人说起新加坡给她的安全感，事业在这里是合法的，而孩子在这街头乱跑她也不用担心。

人们还发明了 “ singaboring ” 这样的词，说明这个地方的单调。一个在新加坡组织爬山的创业者说，徒步只有一条线路，路边的猴子都脸熟了。城市里最大的起伏，是一座 163 米高的山——说是坡更恰当。一个打算在这退休的前互联网证券公司人士说，“真的无聊了，太无聊”，他养花种草学画画，在海里练习帆船驾驶；一位 SEA 集团员工抱怨说，“繁华程度还不如上海。”

对一些求职者来说，新加坡是一个更理想的职场。一个疲惫的前大厂职员看中这里 “不卷”，他很高兴下午 6 点能下班。一位东南亚电商平台 Shopee 的应聘者被告诫，“可以卷自己，不要卷别人。” 字节跳动是一个例外，他们一来就把办公楼空调关闭的时间从 6 点调整到 7 点半，以便员工加班。

一个连续创业者说，他一直把新加坡视为一个备选，不想美化它，而是实际地分析它好与不那么好的地方。但在 2021 年，他举家搬来了，“原本只是一个 B 计划，现在不得不变成了 A 计划。”

当愿望在一个地方落空时，人总期待在另一处实现。新加坡就是 “另一处”。无论是被新加坡积极的 Web3 政策吸引，来追求财富的投机者，还是看到了海外的市场空间，希望再现增长奇迹的创业者，又或者仅仅是寻求更加自由、更多生活空间的职场失意者，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都是 “退而求其次”，就如一位投资人所说，“彷徨的人们需要个方向，新加坡暂时成了这个方向。”

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边境松绑的消息发布后隔天，从中国大陆飞往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目的地的航班预订量增加了三倍。排名第一的目的地是新加坡，飞往这个小岛的航班预订量增加了 600% 。

热闹和虚无都属于 Web3

近两年鱼贯涌入新加坡的人里，最热闹和最空虚的都属 Web3 圈的人士。

Web3 创业者们几乎每个小时都在社交。9 月 23 号后的那一周，这个圈子的火热气氛被烘托到顶点。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12 点，从卡尔顿酒店到滨海湾金沙酒店，再到旧国会大厦，Web3 创业者李小蛙从一群端着酒杯的人群里挤进另一群，看着每个人像猎人一样寻找着猎物。

在头部交易所火币组织的活动上，原本只能站立 500 人的会场里，挤满了上千个身着短袖、胸口前印着自己公司 Logo 的人。音乐轰鸣，人们互相打量，凑近了才能听清彼此在说什么。

最热闹的那个礼拜，Web3 行业盛会 TOKEN 2049 在新加坡举办，超过 5000 名从业者涌入了这座 2022 年 4 月刚放开疫情边境管控的小岛。支付 1000 美元换取一张通向人脉和机会的大会门票。李小蛙的一位朋友买了票，听了半天就听不下去了，“币圈发了这么多轮币都没被割韭菜，被一场活动割了。”

周一晚上是分享局，周二晚上是火锅局，周三晚上 “大佬” 组局，听说有 “美女” 到场，李小蛙到了一看，“美女” 是周一分享局上的同一位。

“大家不想错过每个局，就是拼命社交。” 李小蛙说。他在 2022 年 2 月开始 Web3 创业，因为看到了行业 “很陡峭的上升曲线”。

一位 2022 年刚从武汉来到新加坡的创业者一天向 200 多个人介绍了自己的项目，也是在这场活动上，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Web3 人士习惯把 “大佬” 两个字挂在嘴边。这些 “大佬” 或是在国内已经赚到了亿元以上的财富，他们来自互联网、房地产和贸易公司；或是红杉、鼎辉等在海外寻找机会的基金的高管；或是已经靠数字货币赚得盆满钵满的新贵。如今，新旧 " 大佬 " 都乐于为 Web3 新项目站台。

一场德扑牌局，输赢几十万美元；高档会所内，茅台酒一瓶接一瓶地开。柯志凌边喝茅台边算，“一口酒就得 100 块，一杯酒下肚就是 1000 多。”

对他来说，这两年是过去十年生意最好的时候。2022 年 4 月后，他接待了一批从上海来的新人，10 月又接待了一批从北京来的，现在武汉、长沙这些二线城市的人也来咨询了。他在 10 年前就来到了新加坡，直接原因是北京的雾霾。

“在国内我一个新人要接触这些身价十几亿美元的大佬很难，但在 Web3，这些人让我觉得很平等。” 一位生于 1995 年的新晋 Web3 创业者马思思说，“像某交易所联合创始人这样的 ‘大佬’ 都来约我，主动给我提供帮助，让我觉得这个圈子确实不一样。”

会议举办前后的 40 天内，她深入聊了 40 多个人，建了个微信群。转折点是有一天一位女性 “大佬” 入群了，拔河似的——“大佬” 又拉了更多的 “大佬” 进群。

实际上，她半年前才开始了解 Web3 。2022 年 8 月她在云南参加了一场 Web3 活动，第一晚就被叫停了。中国在 2021 年 9 月宣布所有加密货币交易非法。

新加坡对 Web3 采取沙盒一样的监管政策，简单来说，这里欢迎金融创新试验。

她曾经在中国香港创办了一家留学公司，越来越多的留学申请都指向名校的加密货币专业，他们的就业目标从华尔街证券交易员，转为加密货币交易员。这是她转换赛道的原因之一。她最高目标是做出 Web3 领域的 YC 孵化器，“如果还是只做留学的生意，我的人生一眼可以望到头。但在 Web3 的世界里，我有无尽可能。”

沙丁鱼一般的人群或在 50 多场 TOKEN 2049 的周边活动中流动，或跟着李小蛙在城市中心的麦里芝水库周边一圈又一圈地徒步。

建徒步群是李小蛙的一个正确选择，上一个正确选择是来新加坡创业。他在发给别人的介绍中排在第一的是 “新加坡徒步群组织者”，第二个才是 “ Web3 创业者”。最初，他看到一些身价数亿的富豪们在周末组织徒步，他效仿他们建了一个 30 多人的徒步群，并由着它壮大起来。

第一场活动就有 25 个人参加，到了 9 月，随着 TOKEN 2049 召开，数字攀升到 60 人，9 月下旬 120 多人参加了活动，其中投资人占了一大半。下着暴雨的一天，一百多人打着伞、排着队，浩浩荡荡地在水库徒步，引人注目。队伍中的人们孜孜不倦地聊着 Web3。

李小蛙的创业项目 Slash 是 NFT SaaS 平台，他描述它是 “ Web3 世界的有赞”，为想要进入 Web3 的人提供 NFT 解决方案，这意味着需要真的有大量用户进入 Web3，而不仅在小圈子内喧闹。他也知道，很多人的狂热都是 “装的”，只是想 “割韭菜”。

TOKEN 2049 结束三个月后，他感到疲惫和厌倦，“业务没进展、没起色，每天还是入不敷出。” 他的三位合伙人已经两年没有拿工资，团队每个月的人力成本就达到 2 万美金，“只要没融资，每天都是在割自己的肉过日子。”

B 计划不得不变成 A 计划

2022 年 3 月底，新加坡宣布接种了新冠疫苗的旅客进入境内都不需再隔离，民众在户外不再强制佩戴口罩，这让新加坡机场成为亚洲最繁忙的机场，去年 4 到 6 月客运量高出中国香港地区 11 倍。

出海宝是一家为中国公司布局海外提供税务、移民、招聘、工商注册等综合服务的公司，高管艾薇说，过去几年选择远程指挥海外业务的 CEO 们，2022 年都纷纷向她咨询如何投资移民。

她曾看着一家国内头部视频网站的女性 COO 头发凌乱、裹着被子、素颜参加一场十分正式的线上会议，律师、审计师们都在场，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把业务扩展到海外，当时对方已经在上海家中待了 3 个月，“看得出她恨不得马上就出国”。

曹桂林在 2006 年就拿到了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为资产安全和合理避税做准备。在 2021 年之前，他没去新加坡长住过，只是把孩子送去读书。2021 年，因为疫情持续亏损，他退出了最后一次创业，一项咖啡机生意，他来到了新加坡。

过去他是一名连续互联网创业者，做过社交产品、订餐网站、服装品牌、短视频等等。他明白，过去十年全球最好的市场就是中国，“如果你在中国赚不到钱，你大概率在海外也很难挣到钱。”

“来不来取决于个人对未来的判断，以及资产。” 他说，来这里的人 “基本都是有钱并且都想明白的。”

自 2022 年 4 月以后，他每周都要接待几个从国内来的朋友，如今，他的新加坡本地朋友圈日渐壮大，随时能喊出来吃饭、喝咖啡的朋友有几百个。

佟扬是一位单亲母亲，也是区块链安全公司 Fairyproof 的创立者。由于在国外出差，她先后在苏州、北京被隔离，三个月没见到 6 岁的儿子，孩子每天在电话中哭着问，“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抱到你？” 她焦虑到头皮上长满了火疖子，挠头挠成神经性皮炎。

新加坡是她的过渡之地。不会英语的老人在这里能生活，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也让她有安全感，“孩子丢马路上也不会有人拐走”。她的项目 Fairyproof 主要面向早期创业项目，做智能合约、区块链和钱包的自动化安全审计，曾审计过 mdex 等知名项目。Web3 投资人、创业者、交易所、孵化器聚集在此，她也只好追逐到此。

严晓频和妻子在两年前从深圳来到新加坡。他在深圳一家游戏创业公司工作了五年，每天工作约 13 小时，常常加班，待命到凌晨两三点，还有了脂肪肝。2020 年，他和妻子都年过 30 岁，想起国内互联网行业的 “35 岁魔咒”，两个人拖着俩行李箱就来到了新加坡。他们要在新加坡奋斗、安家、生孩子。

高国华之前是一家国内互联网证券公司的销售，过去一年他仅仅承接了一家公司上市的业务，往年他至少得承接十家。上市项目稀少，他看到同行们饿狼一般抢着承接公司股票的销售业务，最后往往做的都是无用功。这些公司大多延迟或者终止上市，即使勉强上市的股票发行量也很小。

他感到疲惫，也觉得未来几年经济形势会有更多不确定性，辞了工作，来到了新加坡。现在他每周都会在海里练习驾驶技巧，梦想切换成驾驶帆船环游世界。

房租连续上涨二十多个月

仅仅通过看视频，高国华就着急租下了 360 平米的公寓。租金在飞涨。2022 年 3 月前后，这间公寓附近的房价就上涨了 50 %。2022 年初，字节跳动为了留住新加坡员工，房补标准也从之前的每人每月 1 万元人民币上涨到 1.85 万元人民币。

到 9 月，新加坡私人公寓与组屋的租金已分别连续上涨 21 个月、27 个月，涨幅三成左右。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说，预期新加坡生活花费比北京高出 30%，实际上高出了一倍。连养狗都比国内贵得多。

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籍毕业生说，自己找房找了一个月，通过房东面试的难度比应聘一份工作还高。他需要向房东提交自己的个人简历，承诺至少租房两年，不允许带外人回家、不在屋内做饭。最终花费 8000 元人民币，租了一间不到 10 平米的卧室，只有内窗，不到 100 平的房子被隔断出 6 个卧室。

在新加坡，一些房东会把 “禁止油烟” 写在租房合同里，人们常去楼下随处可见的 “食阁” 吃饭。这是新加坡政府为了管理街头无牌照的熟食小贩设立的，常见海南鸡饭、烧腊、杂菜饭等。

一位江西年轻人冒险打开了功率微弱的抽烟烟机，他炒了一个青菜，触发了烟雾报警器。现在他的做法是搬来一架风力强劲的电风扇，对着窗户吹走油烟。

从义乌发过来的快递时间至少一周起。一位在新加坡生活了五年的中国房东，总是委托往返中国的房客帮自己代购厨房水槽漏网，在拼多多只需 0.1 元人民币一件，但他在新加坡大小商店很难买到。

新加坡被称为 “ a fine society ”。在这里，售卖和乱扔乱吐口香糖都可能会面临罚款和监禁；如果一个人在公园里给猴子递了根香蕉，也可能面临 5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柯志凌会叮嘱他的移民客户们，来到新加坡以后出门不要乱拍照，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吐痰或者偷东西，甚至上厕所不要忘记冲水。

Web3 创业者李小蛙曾因为开车匆匆看了一眼手机，被罚了 300 新币（1500 元人民币），扣了 12 分，一年总分的一半。

点外卖和网购都成了奢侈动作。岛上寸土寸金，东南亚头部电商平台 Lazada 创立十年，2022 年才在新加坡本地设立仓库，此前都是通过印尼、马来西亚的仓库给新加坡送货，配送时间长。习惯了在家中等待半小时，只需花费 5 元人民币配送费就能吃到一份外卖的中国新移民们，不得不适应新加坡 1 小时起步的配送时间和 30 元人民币一单的配送费。

新加坡也出售世界上也许最贵的一块铁皮。一位习惯开车的工程师曾打算买辆小排量的代步车，可他发现，汽车排量 1600cc 及以下、马力不超过 130 bhp 的汽车车辆牌照配额许可证就要花费 36.4 万元人民币，且牌照使用期限只有 10 年，他不得不放弃开车。

《经济学人》杂志旗下的智库机构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中，美国纽约和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市并列第一，过去 10 年间新加坡曾 8 次排名第一。

钱和人的中转站

新加坡是人的中转站，也是钱的中转站。按照总部位于伦敦的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预估，2022 年有超过 1 万名高净值人士准备离开中国，其中约有 4200 名在 2022 年上半年离开了中国，这些人平均每人携带 480 万美元资产，中国总资产流出会超过 480 亿美元。

高净值人士将财产转移到新加坡，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设立家族办公室（简称家办）。家办不仅能帮客户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而且可以帮助客户申请新加坡税务居民身份。有了这个身份后，个人金融账户信息不会被交换回中国，实现资产隔离；也能够在绝大多数常见的投资范围、地区内豁免资产利得与投资所得税。

尽管在新加坡成立家办的门槛已经是全球最高——最低资产管理规模是 2000 万新币（约 1 亿人民币），但需求仍然旺盛。据外媒报道，截至 2022 年 4 月，在 143 个新家族办公室中，有近 44% 来自中国。2018 年，新加坡的家办数量仅 50 家，但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这一数字变成 800 家。

富美联合家办创始人徐钦实觉得，除了税收优惠等条件，新加坡还被高净值客户看重的一点是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简而言之：更安全。

出海宝高管艾薇说，她接触的不少币圈人把主权国家货币都在这里换成了比特币。新加坡也有成熟的产业链，方便把比特币换成主权国家货币。人们担心在某些情况下，“我的钱可能就不是我的钱了。”

一位移民中介分享了如何把国内的钱转移到新加坡：一种是通过企业贸易转移，方式包括违约罚款、海外投资等方式；另一种是直接通过外汇管理公司汇款，当天就能从国内汇出上百万，收取一定手续费，但以上方式都可能存在合规问题。

一种比较 “原始” 的方法是直接带现金出境。按照规定，出境人员在没有特殊许可的情况下，只能携带 5000 美元以内的现钞。严晓频的一位朋友通过多人多次出境的方式，靠行李箱运了几十万元人民币到新加坡买房。

以上这些方式，一位国内头部机构投资人都想过，但都不理想、不合算，带现金出海关可能当场被扣下；换成艺术品、珠宝带出国，价值会大幅折损；在海外投资公司是很多企业家的选择，如何把公司资产无损地转化成现金，他还在犯愁。

徐钦实在新加坡从事资产管理近 10 年，他看到过去 5 年来新加坡创立家办的人分三批：第一批主要是 2020 年以前出来的东南沿海的外贸商；第二批是 2022 年以前出来的房地产、钢铁等传统行业企业家；2022 年到来的企业家或是追求资产安全的互联网新贵，或是受到中美贸易影响，不得不外迁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实控人。

“这其实就是中国近些年产业变迁的脉络。” 他说。

徐钦实发现了这些高净值人士身上的共同点：非常依赖以往的投资逻辑。

要么是过于保守。比如，有一位客户对家办的期待是每年有 20 - 30% 年化回报率，但做完风险等级测试，徐钦实才发现这位客户连本金都不愿意损失，甚至还想刚性兑付。这类人追求安全第一，把家办当成保险柜、大后方。

要么是过于激进，一位客户把自己全部的流动资产都投入到股市上，徐钦实尝试扭转客户，让他们从熟悉的人民币、中概股投资逻辑跳出来，理解美元多元化的投资逻辑，但和客户很难沟通。

他很无奈，“这些人过去之所以能赚到钱，很多是靠以小博大的赌徒心态，本身就是大号的韭菜和散户。”

2022 年前三季度，那位把流动资产都投到股市的客户亏了 3000 万美元。现在，他建议客户们的投资方向从股市转向 PE 或 VC ，投资对象从中国公司转向欧美公司。

职场忠告：可以卷自己，但别卷别人

创业者们来到新加坡之前，往往都有预期，知道东南亚是个比中国小得多、分散得多的市场，但真的身临其境，才知道小得有多具体。

对中国创业者来说，“新加坡就是个城市级别的市场。”2022 年来到新加坡创业的在线教育创业者李晓明说。

新加坡本地市场有限，只有 500 多万人口。连续创业者曹桂林说，这里只适合做个 “指挥部”，真的要做出海业务还是得走向全球。

在东南亚，现金支付仍是主流，据 2021 年东南亚互联网经济报告显示，这一年现金在支付总交易额（GTV）所占比例在 60% 左右。Grab 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网约车平台，但在新加坡 Grab 司机的座位旁，多数都摆放着收零钱的小篮子。

东南亚消费能力也有限，2021 年，东南亚 11 个国家中唯一一个 GDP 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人均 GDP 只有 4349 美元（约 2.8 万人民币），只有同年中国甘肃省人均 GDP 的一半多。

一位游戏公司高管认为，东南亚游戏用户付费能力极差，还是在和 VC 讲故事的阶段，“你看国内哪家互联网公司把青海、西藏地区做得好了？很难。”

李晓明感叹过去十年在中国创业的人的幸运，一款产品做出来就是面向 14 亿人，而且不用考虑像东南亚各国间巨大的宗教、法律和支付方式等差异。

他正在认识和接受在新加坡创业的现实。国内的教育公司的学生数量，是以百万为单位的，比新加坡全国学生人数还多，且积累的周期就是过去的 5 到 10 年。而他从 2022 年年中开始的新加坡业务，只有 1000 多个本地学员。

他和朋友几年前在国内创立了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公司两年前就开始把国内课程卖给海外华人，海外已经有数万名学员，但一直没在海外设立团队。

中国的 “双减” 政策是李晓明来到新加坡创业的直接动力。考虑到新加坡已经是东南亚基础设施最先进的国家，他决定将公司的海外业务第一站设在这里，设计针对东南亚学生的本地课程。

课程内容要作本地化调整：课件中不能出现狗、猪，哪怕是卡通形象。在东南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穆斯林占比都超过 50%。

以往熟悉的打法无处施展。在国内，教育公司熟悉的销售手段是在学校、商场门口向学生家长散发传单，这是最精准最有需求的群体，来自国内的员工也把这作为成功经验在新加坡分享，但会上就有新加坡本地员工向李晓明建议：可能会被当成小商小贩，品牌形象受损。商场也只允许店铺在自己店面门口散发传单，一旦站在别的店面门口就会被其他店主投诉。

李晓明很无奈，“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流量——流过你门口的才算你的量。”

李晓明的教育公司在国内扩张的一种方式是，找线下教育机构加盟，李晓明提供录制好的课程内容，线下机构提供场地和助教老师，一位资金充沛的店主两年内扩张 10 家店不是什么难事。但到了新加坡，李晓明发现小机构店主没什么扩张的欲望。他们更像按照家庭生意的方式来经营，店主就是老师，招上百个学生 3 年回本。

创业者们也需要适应本地不同的工作节奏。李晓明观察，在中国 10 个员工中至少 8 个人愿意 “卷”，但在新加坡只有 4 个。他们往往从 5 点 58 分就开始收拾东西，6 点准时下班，哪怕老板本人就坐在他们旁边。

创业者们没法都请中国员工来 “卷”，新加坡政府规定，公司必须要招聘较大比例的本地人，才有一定招聘外国人并发放工作签证的配额，以保障本地人的工作机会。

“奋斗氛围比中国差很多。” 李晓明说。

一位 2022 年刚加入 Shopee 的员工从部门负责人那里得到的一则忠告是，“你可以卷你自己，但别卷别人。”

他见证了公司内部的一场文化冲突：2022 年上半年，一批阿里巴巴高管加入 Shopee，他们带来了阿里的工作方式：每周让员工多留半小时，总结复盘一周工作。一些员工因此主动离职或转岗。

在深圳习惯了每天工作 13 个小时的游戏行业从业者严晓频，来到新加坡松了口气。以前的工作软件是钉钉，不分工作日和周末，如果没有及时回复消息催促电话就会打到手机上。现在他和同事们谈事都提前通过 Google Calendar 预约，很少临时拉群；晚上 7 点准时下班，他在意的脂肪肝问题也在好转。

字节跳动是个例外。2020 年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地区（除中国）总部后，从中国招来了大量员工，一起带来的还有国内的工作氛围。一位字节跳动合作商说，2019 年对接的字节员工还是新加坡人，周末从来不回复工作消息，2020 年对接人换成了更勤奋的中国员工，周末会主动回访。

六点办公楼统一关闭空调是新加坡物业的默认规则，字节租下了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莱佛士码头一号三层楼后，空调关闭时间延长到了七点半。

一位 2022 年初来到新加坡的 TikTok 员工说，自己租房子时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离公司近，就像他在北京时那样，这源于创始人张一鸣的看法，“年轻人不应该浪费精力在下班挤地铁上”，为此公司愿意为住得近的员工每个月提供上千元人民币的房补。

新加坡小到 20 分钟就可以打车去大部分地方，字节员工住哪里都能很方便地来公司加班。

在新加坡真的无聊，太无聊

新加坡主岛的一端到另一端不足 50 公里，从市中心打车，20 分钟就能达到大部分地点——这让不少从北京、上海搬来生活的人感到松弛。

新加坡最高的点只有 163 米，即位于城市中心的武吉知马，一位来自北京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说，自己来到新加坡后最常爬的山就是这里，他很快又纠正，那只能算 “小土坡”。

“大家在新加坡真的无聊，太无聊。” 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三年的李小蛙说。

有一个生造词形容新加坡的生活氛围，“ singaboring ” ，它由 “新加坡（Singapore）” 和 “烦闷的、无聊的（boring）” 组合而成。

“第一天吃饭，第二天打球，第三天干啥呢？地方就这么小。” 李小蛙之所以组织徒步也是想找点新消遣，但走来走去都是同一条路线，因为城市中心风景最好的地方就是麦里芝水库。重复走到 “水库边的每只猴子都认识了”。

待了两个月，高国华就觉得无聊了，虽然才过 40 岁，但他觉得自己心态在衰老。他开始在院子里种起罗勒，百里香，放进茶里增加香气。为了掌握热带植物种植技巧，他跑进图书馆里看书学习。他还开始重拾绘画，画着画着更沮丧，和以前一样，他知道自己成不了艺术家。

以前在北京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不允许他做这些，但真的在新加坡退后一步，他又质问自己，“我是不是太无所事事了？我是不是还应该工作？”

李小蛙在来到新加坡之前，曾在美团、阿里、网易都孵化过产品，2018 年他看到东南亚市场成长起来了打车巨头 Grab 和电商巨头 Shopee ，仿佛看到了 2014 年的中国互联网，一念之间，就来了东南亚闯荡。

现在他在新加坡看到的 Web3 氛围，就像多年前他在一个叫 “塞班论坛” 的智能手机讨论社区里看到的一样，当时人们大多还在用电脑上网，但那个论坛里的很多人开始相信手机上网是未来。尽管每天都有投资人来问，但李小蛙不想这么早融资；投资人还总问，“你们为什么不发币？” 发币相当于提前 IPO ，李小蛙琢磨着——至少业务得先跑通吧。

严晓频和妻子按计划在新加坡生了一个孩子。新加坡教育的分流模式帮助这个国家更高效地发掘精英人才资源。让孩子诞生在这里，为了以后 “有更大的赢面”。根据剑桥大学 2021 年的官方数据，中国大陆录取成功率为 10.8%，而新加坡的录取率为 17.8%。这不意味着压力更小——在新加坡的星巴克里，经常可以看到 “高峰时段禁止学习” 的标志，以防止咖啡馆里挤满做代数题的学生。

一位在新加坡就业的上海哲学系毕业生在考虑离开新加坡。他刚落地时怀着良好的愿望：一切都是新的，生活开始了。

樟宜机场内 3000 多棵热带树木令他惊奇，它们高耸如屋顶，叶面硕大，还透着阵阵樟脑味的清香。三个月后，他发现机场的景观和自己小区楼下没多大差别。市中心也有杂乱的工地，唐人街上的招牌老旧掉色。

要他描述在新加坡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像是住在一个洞穴里：每天从家里到地铁再到公司，朋友、室友都是同事，久而久之对一切都怠惰，连胡子都不想刮了。他在职场里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可在生活里似乎缺席了。这名哲学系毕业生想到柏拉图关于洞穴的寓言，让他怀疑自己的生活，看到的、感受到的究竟是真实发生的，还是篝火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

这个城市型国家，谁都说它美丽、整洁，可主要的颜色只有两种，树木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连红色和黄色都很少见到。每一天都一样炎热，中午或者下午通常会下一场暴雨，没有分明的四季，只有雨季、非雨季。他看到每天上班路过的那朵花，太鲜艳了，好像能永远那么开着，不凋谢。这个年轻的异乡人陷入了彷徨。

文中李小蛙、柯志凌、马思思、艾薇、曹桂林、严晓频、高国华、李晓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