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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州地区是六朝重要文化区之一，诗歌创作亦随之兴盛。江州文化分为由豫章、寻阳、鄱阳、临川、庐陵、安成、南康等郡组成的赣文化区和以晋安、建安等郡构成的闽文化区。寻阳郡是江州诗歌最多的地区。陶渊明是创作诗歌最多者，是六朝时期少有的长期居于故乡并在此大量作诗者。这也是江州诗的特色之一，并与之交游者形成寻阳隐逸诗风。由于寻阳的地理位置，此后代有诗人经过此地并作诗，在江州山水和固有诗风歌的影响下，形成哲思濬发、清新晓畅的风格，对于南朝诗风走向清新自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闽文化区中晋安诗歌最多，主要是江淹为吴兴县令时所作，颇受闽地独特的风光、物产影响，多有楚骚之风。对江州诗歌的考析，亦为六朝诗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的基础。

关键词：六朝；江州；诗歌；文学地理；

作者：陆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成员，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研究员（上海 200234）。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

【目录】

一、赣文化区诗歌

二、闽文化区

三、结 语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安成郡本属扬州，只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划归荆州，在元康元年（291）设立江州时即划归之，可见属荆州总共不过十年，此后亦一直在江州境内，在文化上亦不属于荆州。武昌郡本属于荆州，后隶江州，刘宋时又归属荆湘文化之郢州，故武昌郡在文化上属于荆湘而非江州。桂阳郡本属荆州，亦在设立江州时即划归之，永嘉元年（307）设湘州后桂阳郡移属湘州，属于江州不过六年，在文化上亦属荆湘。所以属于江州文化区的只有豫章、寻阳、鄱阳、临川、庐陵、安成、南康、建安、晋安等郡（除鄱阳、南康外其他几郡皆现可知有诗歌）。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大部（不包括上饶市之婺源县等）、福建省大部。江州文化中又分赣文化和闽文化两个次文化区，豫章、寻阳、鄱阳、临川、庐陵、安成、南康属于赣文化区，建安、晋安等郡属于闽文化区。本文即在次文化区下，以上述诸郡为纲，分析六朝时江州诗歌创作情况，亦为南朝文学地理提供基础。

一、赣文化区诗歌

（一）豫章郡

汉高祖五年（前202）分庐江郡立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汉武帝时以庐江西部归豫章郡，于是豫章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大部。东汉末、东吴时分豫章郡立鄱阳郡、临川郡、庐陵郡。西晋永嘉元年豫章郡之彭泽县（治今江西湖口县东）移属寻阳郡。此后豫章郡辖境大体相当于今江西省辖南昌市、九江市、宜春市大部（不包括宜春市区及其南部）、吉安市之新干县，等。

谢庄为刘宋江州刺史庐陵王刘绍咨议参军时作有《游豫章西观洪崖井》。《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九：“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旧说洪崖先生之井也。”《 宋书》卷八十五《谢庄传》：“初为始兴王浚后军法曹行参军，转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庐陵王绍南中郎咨议参军。”《 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元嘉）二十年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时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棨戟，进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江州豫章郡治今江西南。谢庄任庐陵王绍南中郎咨议参军在元嘉二十年（443），该诗即作于是年。

陈永定三年阴铿自岭南回建康经过丰城作有《经丰城剑池》。丰城县治今江西丰城市西南。有关丰城剑的记载见于《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赵以武以为阴铿在梁敬帝绍泰元年（555）春由故乡南平（湖北公安县西北）南下投广州刺史萧勃，萧勃反陈霸先失败见杀后，陈以欧阳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阴铿约在此时成为欧阳镇南司马。永定三年（559）六月，陈文帝即位，阴铿离开欧阳頠镇南将军府北上回建康经过丰城时作是诗。

（二）寻阳郡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永兴元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怀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泽县属寻阳郡……元帝渡江……寻阳郡又置九江、上甲二县，寻又省九江县入寻阳……安帝义熙八年，省寻阳县入柴桑县，柴桑仍为郡，后又省上甲县入彭泽县。”则寻阳郡设于永兴元年（304），至永嘉元年（307）领柴桑、寻阳、彭泽三县，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此寻阳县在江北（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东晋咸和（326—334）间移治柴桑边（今江西九江西），义熙八年（412）废入柴桑县，隋开皇九年（589）复置寻阳县（治湓口，今九江市），开皇十八年改为彭蠡县。现可知寻阳郡一带诗歌皆作于寻阳县移治柴桑边之后，故本研究之寻阳县即指此寻阳。寻阳郡辖境大体相当于今江西省辖九江市之市区及彭泽县、湖口县、庐山市等地。

湛方生东晋时隐居庐山期间曾作诗，现可知有《庐山神仙》《帆入南湖》《天晴》《还都帆诗》等。湛方生东晋孝武帝时曾为西道令（治今湖北宜都市）、卫军咨议，晋太和间夷道县改为西道县，则湛方生太和间为该县令，据湛方生《庐山神仙诗序》：“序曰：寻阳有庐山者，盘基彭蠡之西，其崇标峻极，辰光隔辉，幽涧澄深，积清百仞。若乃绝阻重险，非人迹之所游。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真可谓神明之区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采之阳者，于时鲜霞褰林，倾晖映岫，见一沙门，披法服，独在岩中。俄顷振裳挥锡，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轻举，起九折而一指。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足远哉。穷目苍苍，翳然灭迹。”（宋本《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则太元十一年（386）湛方生已经隐居庐山。《帆入南湖》：“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南湖正是指彭蠡湖。二诗作于隐居庐山时。《天晴》云：“落帆修江湄，悠悠极长眄。清气朗山壑，千里遥相见。”（《初学记》卷二）大约亦作于寻阳。《还都帆诗》：“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高岳指庐山，长湖指彭蠡湖。是诗约作于太元末或隆安初自庐山回建康过彭蠡湖时。慧远与刘程之等曾在庐山唱和作诗，现可知慧远作有《庐山东林杂诗》（一作《游庐山》），刘程之、王乔之、张野皆作有《奉和慧远游庐山》，等。慧远自太元六年（381）到庐山，至义熙十二年（416）在庐山东林寺圆寂，一直住在庐山。据《游石门诗序》，诸诗约作于隆安四年（400）。庐山道人作有《游石门山》，庐山诸沙弥作有《观化决疑》，皆为谈玄之作。

寻阳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陶渊明。陶渊明在寻阳约作有八十余首诗。这些诗中不少已在诗题中注明创作年份，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元兴二年，403）、《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义熙十二年，416）等，且具体创作时间前辈时贤已做过基本考证，笔者基本同意，故不再详述。

刘宋初谢瞻作有《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此处诗题从六家注《文选》，尤袤刻李善注《文选》作“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胡克家已指出“此必或记于旁，而尤延之误取之”，有一定道理，但不一定是尤袤误取的，也有可能是尤袤见到的版本中该诗之题已如是。这正是在流传过程中将小注中说明创作背景的文字误入题名，而被认为是题名一部分造成的，笔者曾对这类现象做过较详细探究。题名中王抚军指王弘，庾西阳指庾登之，《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义熙）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宋书》卷五十三《庾登之传》：“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击节驱驰，退告刘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时士庶咸惮远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军发后，乃以补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尚书左丞。”西阳郡（治今湖北黄冈市东南）是在王弘管辖范围内。《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元年八月）癸酉，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则庾登之为太子庶子当在永初元年八月后。《宋书》卷五十六《谢瞻传》：“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瞻疾笃还都……遂卒，时年三十五。”则义熙十四年至永初三年入朝前，王弘在江州。据该诗《文选》李善注引《集序》：“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李善又云“瞻时为豫章太守”谢瞻诗云“祗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旧知，对筵旷明牧”第一句指庾登之回建康，第二句指谢瞻赴任豫章太守。“方舟”二句指不久开船就将与老朋友王弘、庾登之分别，“明牧”正指王庾二人。陶渊明作有《于王抚军座送客》，据此可知王弘为谢瞻、庾登之送别的宴会上，陶渊明也在座。结合陶渊明是诗“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所述为九月之景候，登高为重九习俗。二诗约永初元年（420）九月作于寻阳。

元嘉九年谢灵运赴任临川太守途经彭蠡湖（即鄱阳湖）作有《入彭蠡湖口》，并登庐山作《登庐山绝顶望诸峤》，据《入彭蠡湖口》“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可知作于元嘉九年春。鲍照也曾登庐山，现可知作有《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香炉峰》等，大约作于元嘉十六年（439）夏至十七年随临川王义庆在江州时。鲍照另作有《望孤石》，《水经注校证》“彭蠡今宫亭湖也”：“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为瑰异。上生林木，而飞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采”。则鲍照所咏孤石，正是鄱阳湖上之孤石。元嘉十六年夏至十七年冬，鲍照随江州刺史临川王义庆在江州，诗云：“江南多暖谷，杂树茂寒峰。朱华抱白雪，阳条熙朔风。”（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卷七）写冬景，则该诗约作于元嘉十六年（439）冬，因为十七年冬已准备离开江州。泰始六年（470）春江淹随冠军将军建平王景素由吴兴前往湘州，夏初经过庐山作《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刘宋时期吴迈远亦在庐山作诗，现可知作有《游庐山观道士石室》。《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吴迈远》：“又有吴迈远者，好为篇章，宋明帝闻而召之。”则吴迈远为宋明帝时人。诗云：“蒙葺众山里，往来行迹稀。寻岭达仙居，道士披云归。似着周时冠，状披汉时衣。安知世代积，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知我道无为。”（宋本《艺文类聚》卷六十四），“似着”二句似受到陶渊明《桃花源记》描写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影响。南齐时期谢朓作有《至寻阳》。该诗见《文选》卷二十六《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注。但留残句“过客无留轸，驰晖有奔箭”，永明九年谢朓随随王子隆自建康至荆州、永明十一年自荆州回建康，皆会经过寻阳，具体创作时间未详。

刘孝绰为梁江州刺史安成王萧秀记室时，赠游庐山东林寺作《东林寺诗》。《梁书》卷三十三《刘孝绰传》：“出为平南安成王记室，随府之镇。寻补太子洗马，迁尚书金部郎，复为太子洗马，掌东宫管记。”《 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六年夏四月己酉，以中书令安成王秀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七年五月癸卯，以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安成王秀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十一年十二月己未，以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中卫将军。”刘孝绰约天监六年（507）随安成王秀到江州，七年随安成王秀由江州至荆州。是诗即作于天监六年至七年在江州期间。梁天监十二年春，刘孝绰从荆州回建康，路过太子洑（在今湖北黄梅）写了《太子洑落日望水》，是时何逊随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在江州，刘孝绰东下经过寻阳会晤好友何逊，何逊见刘孝绰此诗，作《春夕早泊和刘咨议落日望水》以和之：“旅人嗟倦游，结缆坐春洲。日暮江风静，中川闻棹讴。草光天际合，霞影水中浮。单舻时向浦，独楫乍乘流。娈童泣垂钓，妖姬哭荡舟。客心自有绪，对此空复愁。”（《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

何逊在寻阳时还作有《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别沈助教》。沈助教即国子助教沈峻。《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沈峻》：“初为王国中尉，稍迁侍郎，并兼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梁书》卷二十七《陆倕传》：“入为吏部郎，参选事。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州事。”《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十四年五月丁巳，以荆州刺史建安王纲为江州刺史。天监十六年六月戊申，以庐陵王续为江州刺史。”如是萧纲天监十四年五月至十六年六月在江州，陆倕随同。则陆倕任吏部郎在此前，沈峻任国子助教亦在此前。故二诗当作于此天监十四年前。《梁书》卷四十九《何逊传》：“天监中，起家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及迁江州，逊犹掌书记。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母忧去职。服阕，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可知何逊曾两至江州。第一次随建安王伟至江州，《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九年六月癸酉，以中抚将军、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十二年秋九月戊午，以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为抚军将军，仪同如故；领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则何逊天监九年随萧伟至江州，天监十二年秋随萧伟回建康。何逊第二次至江州是天监十六年任庐陵王续记室，天监十六年时沈峻早已不是国子助教，故是诗不可能作于何逊第二次赴江州时。《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云：“君随春水驶，鸡鸣亦动舟。”（《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则是诗作于天监十年至十二年间某个春季。何逊在湓口与路过此地将要回建康的沈峻同宿，作是诗赠别。沈峻因何路过湓口，未知。《别沈助教》约与之先后作。

萧纲从天监十四年夏至天监十六年秋在江州。萧统曾在建康作诗给任云麾将军、江州刺史的萧纲，即《示云麾弟》，萧纲有《应令》和之。萧纲和诗云：“蠡浦急兮川路长，白云重兮出帝乡。平原忽兮远极目，江甸阻兮羁心伤。树庐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泱泱。远烟生兮含山势，风散花兮传馨香。临清波兮望石镜，瞻鹤岭兮睇仙装。望邦畿兮千里旷，悲遥夜兮九回肠。顾龙楼兮不可见，徒送目兮泪沾裳。”庐岳即庐山。石镜，《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松门山，在（南昌）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为名。北临大江及彭蠡湖。山有石镜，光眀照人。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云：‘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鹤岭，《豫章记》云；‘鸾冈西有鹤岭，昔王乔所降，经过于此。’”皆写江州之景，确作于江州。萧统该诗云：“白云飞兮江上阻，北流分兮山风举。山万仞兮多高峰，流九派兮饶汪渚。上苕嶤兮乃逼天，下微蒙兮后兴雨。实览历兮此名地，故遨游兮兹胜所。尔登陟兮一长望，理化顾兮忽忆予。想玉颜兮有目中，徒踟蹰兮增延伫。”（“想玉颜”二句可知萧统是诗乃遥赠在江州的萧纲。根据萧纲和诗中的暮春之景色，萧纲之诗约天监十五或十六年暮春在江州应昭明太子之令而作。则萧统是诗约天监十四或十五年作于建康。萧纲天监十三年春至十四年五月为荆州刺史，天监十三年萧统曾经到过荆州与萧纲相聚，萧统自建康至荆州来回都要经过江州，所以萧统是诗虽然作于建康，他对江州的描述是以实际体验为基础的。萧纲《登锦壁》亦作于江州。诗云：“孙生酸枣寺，王子枝江楼。何如登石镜，因闲犹豫游。”（以上三诗见于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八）诗中以为孙楚提及的酸枣寺汉王听讼之台，王子香之枝江县为纪念汉和帝时荆州刺史王子香而建的庙，皆不如庐山边之石镜，可见此诗为登石镜时所作。萧纲从天监十四年夏至十六年秋任江州刺史，该诗作于此间。

江革曾为江州刺史庐陵王萧续长史，何逊为萧续记室，其间何逊与江革作诗唱和，现可知有：江革《赠何记室联句不成》、何逊《答江革联句不成》、江革《又赠何记室》、何逊《又答江革》、何逊《赠江长史别》等。《梁书》卷三十六《江革传》：“入为中书舍人，尚书左丞，司农卿，复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庐陵王长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严为百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签帅等同坐。俄迁左光禄大夫、南平王长史、御史中丞，弹奏豪权，一无所避。”《 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十七年三月丙申，改封建安王伟为南平王。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则江革原为江州刺史云麾将军萧纲长史、寻阳太守，天监十六年夏萧纲离任，江革留在江州为新任刺史庐陵王萧续长史，天监十七年深秋江革离开江州到建康任左光禄大夫南平王萧伟长史。《赠江长史别》“长飙落江树。秋月照沙溆”（《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一），写深秋季节，亦与江革离开时间相符。何逊自天监十六年夏随萧续到江州直至天监十八年卒都在江州，所以前四诗约作于天监十六年夏至天监十七年秋之间。《赠江长史别》约作于天监十七年江革离开江州前，何逊为之送别时。

何逊《日夕望江赠鱼司马》约亦作于第二次在江州时。鱼司马名与事迹未详，或曰即鱼弘。《梁书》卷二十八《鱼弘传》：“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晳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姿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卒官。”《梁书》卷三《武帝纪下》：“普通七年（526）冬十月辛未，以丹阳尹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532）九月乙巳，以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为平西将军……大同三年（537）闰九月甲子，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镇西将军……大同六年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欢薨。以护军将军湘东王绎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则中大通四年，鱼弘为平西湘东王萧绎司马。《南史》卷五十五《鱼弘传》：“为湘东王镇西司马，述职西上，道中乏食，缘路采菱，作菱米饭给所部。”则大同三年之后鱼弘仍在荆州萧绎幕，是时萧绎为镇西将军，故称湘东王镇西司马。天监十六年夏何逊随庐陵王续到江州，天监十八年何逊卒于江州，如是诗为何逊所作则作于此期间。鱼弘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时何逊已卒十三年了，鱼司马非指鱼弘明矣。

何逊第二次在江州时曾赠族人秣陵令何思澄诗，作《赠族人秣陵兄弟》。《梁书》卷五十《文学传·何思澄》：“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迁治书侍御史。宋、齐以来，此职稍轻，天监初始重其选，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执盛印青囊，旧事纠弹官印绶在前故也。久之，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何思澄天监十五年为治书侍御史，久之迁秣陵令，大约天监十七或十八年为秣陵令，该诗大约此期间作于江州，不会晚于天监十八年，因为该年何逊卒于江州。何逊还作有《赠诸游旧》诗云：“弱操不能植，薄伎竟无依。浅智终已矣，令名安可希。扰扰从役倦，屑屑身事微。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新知虽已乐，旧爱尽暌违。望乡空引领，极目泪沾衣。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菲。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无由下征帆，独与暮潮归。”（《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第二次在江州已是暮年，诗中所谓“迟暮借光辉”以及落寞之情正与之相合。何逊晚年在江州怀念故旧而作是诗，大约于天监十七或是十八年作于江州。

萧绎为江州刺史时曾与僚属朱超、阴铿等唱和。萧绎作《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朱超、阴铿皆作有和诗。《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冬十月辛未，以丹阳尹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大同五年秋七月己卯，以湘东王绎为护军将军、安右将军……六年十二月壬子，以护军将军湘东王绎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中大同二年（是年四月丙戌改元太清）正月壬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庐陵王续薨；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湘东王绎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则大同七年春至中大同二年（547）春萧绎在江州。《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庐陵威王续传》：“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贵嫔之力，故元帝与简文相得，而与庐陵王少相狎，长相谤。元帝之临荆州，有宫人李桃儿者，以才慧得进，及还，以李氏行。时行宫户禁重，续具状以闻。元帝泣对使诉于简文，简文和之得止。元帝犹惧，送李氏还荆州，世所谓西归内人者。自是二王书问不通。及续薨，元帝时为江州，闻问，入合而跃，屧为之破。寻自江州复为荆州。”大同五年秋萧绎自荆州回到建康后不久被迫将李桃儿遣返荆州，作《送西归内人》。大同七年春萧绎离开建康却未能回荆州看到李桃儿而是派往江州，所以到江州后与朱超、阴铿等臣僚登百花亭远眺荆州思念李桃儿。萧绎诗云：“目极才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洒行路，垂杨拂砌尘。柳絮飘春雪，荷珠漾水银。试酌新清酒，遥劝阳台人。”（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八）朱超和诗云：“亭亭登望极，春心远近同。莫恨荆台隐，云行不碍空。柳色浮新翠，兰心带浅红。若因鹏举便，重上龙门中。”（《文苑英华》卷三百十五）阴铿和诗云：“江陵一柱观，寻阳千里潮。风烟望似接，川路恨成遥。落花轻未下，飞丝断易飘。藤长还依格，荷生不避桥。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八）萧绎诗及阴铿和诗中之“阳台人”即指李桃儿，萧绎之作及朱超、朱超、阴铿和诗皆写暮春之景，则是三诗大约作于大同七年暮春。是时阴铿为湘东王法曹参军。朱超在江州期间还作有《咏孤石》：“侵霞去日近，镇水激流分。对影疑双阙，孤生若断云。遏风静华浪，腾烟起薄曛。虽言近七岭，独高成不群。”（《初学记》卷五）庐山道人《游石门诗序》：“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庐山志》卷十三）则朱超诗中七岭正代指庐山，其所咏孤石正是在庐山脚下的彭蠡湖中，即鲍照《望孤石》所述者。

庾肩吾曾奉萧纲之命前往江州，途中作《奉使江州舟中七夕》。《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庾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历王府中郎，云麾参军，并兼记室参军。中大通三年，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除安西（平西，据中大通六年萧绎所作《法宝联璧序》庾肩吾为平西中录事参军典书通事舍人）湘东王录事参军，俄以本官领荆州大中正。累迁中录事咨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诸蕃，并据州拒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寻举州降贼，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几卒。”《 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天监十二年，入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十三年春正月壬戌，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荆州刺史。”（萧绎普通七年至中大同之经历已见上文），则庾肩吾从天监十二年至中大通三年随萧纲外任，中大通三年后随萧绎到建康任东宫通事舍人。中大通四年九月又入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萧绎幕，大同五年随萧绎回建康又入萧纲东宫，大同七年春至中大同二年春萧绎在江州。庾肩吾是奉萧纲命前往江州的。此诗大约大同七年至中大同元年中某年的七夕作于江州。大宝元年（550）的六、七月间庾肩吾也奉命前往江州，但该诗情感较为轻松欢愉，不像是写在侯景之乱中，故系于萧绎任江州刺史时。大宝元年秋侯景矫诏令庾肩吾出使到江州说江州刺史当阳王大心投降，庾肩吾作《被使从渡江》，因知并非简文帝本义，故云被使。

梁末张正见曾隐居庐山，现可知作有《湓城》《秋晚还彭泽》《游匡山简寂馆》《还彭泽山中早发》等诗。湓城在今江西九江江州区。《陈书》卷三十四《文学传·张正见》：“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彭泽令。属梁季丧乱，避地于匡俗山，时焦僧度拥众自保，遣使请交，正见惧之，逊辞延纳，然以礼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惮。高祖受禅，诏正见还都，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大约承圣三年（554）至天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称帝改元永定，张正见隐居庐山，诸诗作于此期间。

陈初江州刺史侯安都僚属刘删作有《泛宫亭湖》《登庐山》。宫亭湖即彭蠡湖。《陈书》卷八《侯安都传》：“（永定三年）寻为丹阳尹，出为都督南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南豫州刺史。令继周文育攻余孝劢及王琳将曹庆、常众爱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门，蹑众爱后。安都又进军于禽奇洲，破曹庆、常众爱等，焚其船舰。众爱奔于庐山，为村人所杀，余众悉平……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介）〔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 陈书》卷三《文帝纪》：“天嘉四年二月庚戌，以侍中、司空、征北大将军侯安都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六月癸巳，太白昼见。司空侯安都赐死。”可知刘删为侯安都僚属，征王琳期间未必有兴致游览，二诗约天嘉四年（563）二月至六月随侯安都在江州时所作。

陈太建间张正见在寻阳作有《别韦谅赋得江湖泛别舟》，诗云：“千里寻阳岸，三翼木兰船。鹢泛青凫后，鸡鸣白鹭前。涵花没浅缆，带叶动深船。不言朝夕水，独自限神仙。”（宋本《艺文类聚》卷七十一）《陈书》卷三十四《文学传·张正见》：“高祖受禅，诏正见还都，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历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带寻阳郡丞。累迁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时年四十九。”《 陈书》卷二十八《宜都王叔明传》：“太建五年，立为宜都王，寻授宣惠将军，置佐史。七年，授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寻为轻车将军、卫尉卿。”梁、陈时对定员以外的官吏称限外，张正见为宜都王定员以外的记室，大约这比对定员记室的管理要松散，因此太建五年十二月叔明封宜都王时，正在衡阳王伯信幕的张正见兼宜都王限外记室。《陈书》卷五《宣帝纪》：“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东中郎将、吴郡太守长沙王叔坚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庚申，以丹阳尹衡阳王伯信为信威将军、中护军。太建五年十二月乙巳，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太建七年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信威将军、江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云麾将军、中领军。十二月丙辰，以新除云麾将军、郢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建安王叔卿为云麾将军、郢州刺史，宣惠将军宜都王叔明为东扬州刺史。”《 陈书》卷二十八《长沙王叔坚传》：“太建四年，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置佐史。七年，进号云麾将军、郢州刺史，未拜，转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正因为江州刺史长沙王叔坚未拜郢州刺史，而是于十二月任广州刺史，所以叔坚太建七年十二月底才离开江州，新任江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亦未在十月上任，至此时方上任江州刺史，郢州刺史空缺则由东扬州刺史建安王叔卿赴任，宜都王叔明调任东扬州刺史。《南史》卷五十八《韦谅传》：“子谅，以学业为陈始兴王叔陵所引，为中录事参军兼记室。叔陵败，伏诛。”《 陈书》卷三十六《始兴王叔陵传》：“光大元年，除中书侍郎。二年，出为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兴郡王，奉昭烈王祀。进授使持节、都督江郢晋三州诸军事、军师将军，刺史如故。四年（正月丙午），迁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使持节如故。九年（正月辛卯），除使持节、都督扬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鼓吹如故。”大约太建五年（573）十二月，张正见入宜都王叔明幕，太建七年（575）冬十二月，宜都王叔明调任东扬州刺史，而此时鄱阳王伯山正好调任江州刺史，张正见本来就在伯山幕作参军，而叔明幕中只是担任限外记室，故张正见投奔伯山，任寻阳郡丞，而未随叔明到东扬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建九年（577）春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调任扬州刺史韦谅随行，自长沙回建康，途经寻阳，大约鄱阳王伯山款待叔一行，张正见作此诗与韦谅话别。陈代释惠标曾游庐山及彭蠡湖，作有《咏山》三首“灵山蕴丽名，秀出写蓬瀛。香炉带烟上，紫盖入霞生。雾卷莲峰出，岩开石镜明。”可知所咏为庐山。相应作《咏水》以咏彭蠡湖。还有《望孤石》“根含彭泽浪，顶入香炉烟。”可知所咏之孤石即鲍照、朱超所述者。高丽定法师亦有《望孤石》“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岩隈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三诗见于《初学记》卷五），正是描写孤石在浩瀚的大湖中，与上文所引《水经注》所考有孤石介立彭蠡湖中相合，则定法师亦曾到寻阳，亦为孤石寓意之精神所感染。

（三）临川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临川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西晋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辖抚州市大部。治临汝县（今江西抚州市）。

元嘉八年冬谢灵运赴任临川内史，元嘉九年春到达南城（南城，治今江西抚州南城县东南），作有《初发入南城》。到南城后游麻姑山，作《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文选》卷二十六该诗李善注：“华子冈，麻山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一〇：“麻姑山，在（南城）县西南二十二里，山顶有古坛，相传麻姑得道于此。坛东南有池，池中有红莲，曾变为碧。坛边杉松皆偃，盖时闻钟磬步虚之音。东南有瀑布，淙下三百余尺。山顶石中有石螺蚌壳，或为桑田所变也。西北有麻源，谢灵运题《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诗云：‘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即此处……落峭石，在（南城）县东南六十五里，去飞猿馆一百一十五里，在飞猿水边，巍峩嵌崆，数里可望。谢灵运题诗云：朝发飞猿峤，暮宿落峭石。即此处也……盱水，在县东二百一十步，源出南当山，西北沿流至临川县石门，改为汝水。《汉书·地理志》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也。’”可知谢灵运还作有写落峭石的诗，《初发入南城》中“且以欢水宿”之水约即指盱水。

元嘉九年（432）雷次宗、荀雍曾至临川（治临汝县，今江西抚州临川区）探访谢灵运。雷次宗离开临川前，谢灵运作《送雷次宗》，诗云：“符瑞守边楚，感念凄城壕。”（《初学记》卷十八）临川地战国时属楚国，故以“边楚”指代之。荀雍为谢灵运好友，雍到临川探访灵运时所作《临川亭》，约元嘉九年作于临川。元嘉十年谢灵运被押往广州前作《临川被收》。

（四）庐陵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庐陵太守，庐陵本县名，属豫章，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立。”东吴时庐陵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辖吉安市大部（不包括新干县、安福县、永新县等）与赣州市大部（不包括宁都县北部一角，即东韶乡、萧田乡等），治石阳（今江西吉安市吉水县东北）。吴嘉禾五年（236）,析庐陵郡置南部都尉，晋太康三年（282年），罢庐陵南部都尉，置南康郡，治雩都（今江西赣州市于都县），南康郡之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赣州市大部（不包括宁都县北部一角，即东韶乡、萧田乡等）。此后庐陵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吉安市大部（不包括新干县、安福县、永新县等），仍治石阳。

梁天监间吴均在江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幕府，其间曾至庐陵，作有《使庐陵》。建安王萧伟《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吴均》：“建安王伟为扬州，引兼记室，掌文翰。王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还除奉朝请。”《 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九年六月癸酉，以中抚将军、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十一年春正月，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仪同三司。十二年秋九月戊午，以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为抚军将军，仪同如故；领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则吴均天监九年秋至十二年秋在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幕府。诗云：“风急雁毛断，冰坚马蹄落。”（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则该诗作于在江州期间的某个冬季奉刺史萧伟之命到庐陵时。

《梁书》卷四十九《何逊传》：“时有会稽虞骞，工为五言诗，名与逊相埒，官至王国侍郎。”何逊曾在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幕，大约虞骞亦随萧伟在江州，期间亦曾至庐陵郡，作有《游潮山悲古冢》。据《明一统志》卷五十六：潮山在泰和县西五十里。唐武德间，四祖禅师飞锡至此结庵，庵成之，初水逆流至庵前，奔湍迅急，其声若潮，因名。泰和县，南朝时称西昌县（治今江西泰和县西），隋开皇九年更名安丰，十一年因“地产嘉禾，为和气所生”而更名泰和。在庐陵时曾至西昌游潮山见古冢而作是诗。

（五）安成郡

孙皓宝鼎二年分豫章、庐陵、长沙郡置安成郡，属扬州，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归荆州，晋惠帝元康元年（291）置江州，安成郡归江州。西晋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辖宜春市之市区，萍乡市，吉安市之安福县、永新县、井冈山市，新余市，等。治平都县（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

东晋义熙十一年，安成太守谢瞻与在建康的从弟谢灵运作诗遥赠远答。谢灵运《赠安成》序：“从兄宣远，义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成，其年夏赠以此诗，到其年冬有答。”则谢瞻《于安成答灵运》义熙十一年（415）冬作于安成。谢瞻《答灵运》云：“夕霁风气凉，闲房有余清。开轩灭华烛，月露皓已盈。独夜无物役，寝者亦云宁。忽获愁霖唱，怀劳奏所成。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伊余虽寡慰，殷忧暂为轻。牵率酬嘉藻，长揖愧吾生。”（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五之李善本）在“忽获愁霖唱”下《文选》卷二十五该诗李善注引谢灵运《愁霖诗序》：“示从兄宣远。”宣远正是谢瞻字，可知谢灵运作《愁霖诗》赠谢瞻（已佚），谢瞻作是诗答谢灵运。大约亦义熙十一年作于安成。

二、闽文化区

（一）建安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为建安郡。”东吴永安三年（260）分会稽郡南部立建安郡，治建安县（今福建建瓯市）。西晋太康三年（282）分建安郡立晋安郡，此后建安郡辖境大体相当于今福建省辖南平市、三明市大部（不包括宁化县、清流县、永安市等）以及宁德市北部一角（寿宁县等）。

江淹元徽二年（474）秋至五年春出任吴兴令，在吴兴县（今福建浦城县）期间多有诗作。初到吴兴时作有《迁阳亭》。《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七：“（浦城）县北三十里至仙阳街，宋初置迁阳镇，并设监官于此，绍兴初废。俗曰仙阳。”浦城即刘宋时建安郡吴兴县，即今福建浦城县，今浦城县仍有仙阳镇，仙阳即迁阳之俗称，或音近而讹。诗云：“揽泪访亭候，兹地乃闽城……伊我从霜露，仆御复孤征。”（《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梁江文通文集》卷三）是诗约该年深秋初至吴兴县时作。在吴兴期间作有《渡泉峤出诸山之顶》，泉峤即泉山。《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一《江南东道十三》：“泉山在（浦城）县东北六十里，《记》云：山顶有泉分为两派，一入处州，一入建溪，即《汉书》朱买臣言东越王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即此山。”建安县为建安郡治所，治今福建建瓯市。《太平寰宇记》引朱买臣言对泉山之险的描述，与诗中“岑崟蔽日月，左右信艰哉。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翼，蛟鱼亦曝鳃。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伏波未能凿，楼船不敢开”（《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梁江文通文集》卷三）相合。《草木颂》十五首、《采石上菖蒲》《山中楚辞》五首、《杂三言》五首，约亦作于吴兴，多描述南国奇异景象。还作有《游黄蘖山》，《浦城县志》卷三：“黄蘖山在毕岭里，距城九十里。江淹诗云‘闽云连越边’即其地。”据该书卷二毕岭里在浦城县永兴乡。则黄蘖山正在吴兴县。《读书方舆纪要》载福建福清县、古田县亦有黄蘖山，但两县离浦城甚远，并非江淹所游者。在吴兴期间还作有《应谢主簿骚体》（谢主簿原诗已佚）、《就谢主簿宿》（二诗之谢主簿事迹未详）、《悼室人》十首等。离吴兴县回建康前作有《还故国》，故国指刘宋都城建康。

梁天监六年（507）到溉任建安太守（治建安县，今福建建瓯），曾赠班竹杖给任昉并作《饷任新安班竹杖因赠》，任昉是时为新安太守（治今浙江淳安县西北），作《答到建安饷杖》以酬答到溉。任昉又求二彩段并作《寄到溉》，到溉在建安又作《答任昉》以答之。陈时孔德绍曾游泉山，作有《南隐游泉山》，泉山在浦城县（今福建浦城），陈尚君指出孔德绍事窦建德后不复南归。孔德绍为会稽人，或许陈时孔德绍曾隐居泉山一带，则是诗大约开皇间游泉山时作。

（二）晋安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晋安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辖境大致相当于今福建省辖宁德市（不包括北部一角寿宁县等）、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大部、三明市西南部（宁化县、清流县、永安市等）、龙岩市，等。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市）。

南齐永明末建武初，王德元为晋安太守，王僧孺为晋安郡丞，僧孺曾作有《在王晋安酒席数韵》。《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仕齐，起家王国左常侍、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晏为丹阳尹，召补郡功曹，使僧孺撰《东宫新记》。迁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又兼太学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亦游焉。文惠太子闻其名，召入东宫，直崇明殿。欲拟为宫僚，文惠薨，不果。时王晏子德元出为晋安郡，以僧孺补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诏举士，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荐秘书丞王暕及僧孺。”王僧孺自入仕就受到王晏提携，《南齐书》卷二《武帝纪》：“永明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为大司马……十年夏四月辛丑，大司马豫章王嶷薨。”《 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永明六年，转丹阳尹，常侍如故。晏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尚书令王俭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上呵责，连称疾久之。上以晏须禄养，七年，转为江州刺史，晏固辞不愿出外，见许，留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建武四年）元会毕，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车骑长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谓晏曰：‘刘湛、江湛，并不善终，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与弟晋安王友德和俱被诛。”则王僧孺永明六年为王晏丹阳尹功曹，七年为豫章王行参军，《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齐纪四》：“永明十一年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长懋卒。”因文惠太子去世，王僧孺未任东宫僚属，而出为晋安郡丞，结合王融《别王丞僧孺》：“首夏实清和，余春满郊甸。花树杂为锦，月池皎如练。如何于此时，别离言与面。”（章樵注《古文苑》卷九）可知王德元出为晋安郡丞在永明十一年初夏。《南齐书》卷六《明帝纪》：“建武四年，春正月丙辰，尚书令王晏伏诛。”王晏子晋安太守王德元亦被杀。王僧孺因王德元被杀，而解晋安郡丞。则永明十一年至建武四年春王僧孺在晋安郡。该诗大约作于此间。在晋安期间王德元曾作诗遥赠在建康的谢朓（王诗已佚），谢朓作《酬王晋安》以答。谢诗云：“梢梢枝早劲，涂涂露晚晞。南中荣橘柚，宁知鸿雁飞。拂雾朝青阁，日旰坐彤闱。怅望一途阻，参差百虑依。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六）意指又一年春去秋来，但王公子德元还是没有归来。则王、谢作诗赠答约在王德元前往晋安后一年，即延兴元年秋。谢朓于永明十一年秋自随王子隆西府回建康。诗中“青阁”“彤闱”指朝堂，当时谢朓为骠骑咨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南中”诗句中想象闽地之景。

陈天嘉四年十二月讨闽州刺史陈宝应，释惠标在陈宝应起兵前赠宝应诗（见《陈书》卷十九《虞寄传》）。闽州治候官，是诗大约是时作于此地。王胄作有《卧疾闽越述净名意》。《隋书》卷七十六《王胄传》：“起家鄱阳王法曹参军，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胄性疎率不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颍所嫉，屡谮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及玄感败，与虞绰俱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时年五十六。所著词赋，多行于世。”王胄潜回江左，为吏所补，恐怕没有逃往闽越之可能性。《陈书》卷五《宣帝纪》：“太建七年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十一年六月庚辰，以镇前将军豫章王叔英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丙戌，以征南将军、江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王胄为鄱阳王伯山法曹参军，大约太建七年冬十月随伯山前往江州，建安郡、晋安郡皆属于江州，大约太建七年冬至十一年夏随伯山在江州时曾至闽越卧疾小住（按序中所言“弥留旬朔”）作是诗。

三、结 语

江州诗歌现可知约有203首，现存约195首。其中豫章诗2首，寻阳诗136首（另有6首已佚），临川诗6首，庐陵诗2首，安成诗1首，建安诗45首（另有1首已佚），晋安诗2首（另有1首已佚），另有1首作于建安或晋安郡。现可知江州作者有：谢瞻、湛方生、慧远、刘程之、王乔之、张野、陶渊明、郭主簿、戴主簿、庞参军、胡西曹、张诠、庞遵、王弘、谢灵运、荀雍、谢庄、鲍照、江淹、谢主簿、吴迈远、谢朓、刘孝绰、吴均、何逊、江革、虞骞、王僧孺、王德元、萧纲、萧绎、到溉、庾肩吾、朱超、张正见、刘删、阴铿、释惠标、王胄、孔德绍、高丽定法师等。另外萧统在建康所作一诗写及寻阳之景，谢朓在建康所作一诗写及闽地之景。其中湛方生、慧远、刘程之、王乔之、张野、陶渊明、郭主簿、戴主簿、张诠、庞遵等是居于寻阳的文士，别驾、主簿等常会征当地人，王乔之（江州刺史孟怀玉别驾）、郭主簿、戴主簿、庞遵、胡西曹等很能是寻阳当地人。张正见梁末曾隐居庐山，其他文士大都曾在江州任职。江州籍文士中现可知有诗歌又有文集者：寻阳陶渊明、豫章湛方生，现无可知诗歌而有文集者：豫章熊远、熊鸣鹄（熊远从子）、喻希、雷次宗等。另外隐居寻阳之释慧远（雁门人）、张野（南阳人）、刘程之（彭城人）等现可知有诗歌且有文集，周续之（雁门人）无可知诗歌而有文集。寻阳、豫章在江州诸郡中开发较早、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故江州文士主要出于此二郡，侨居者亦主要居于是。

陶渊明在东晋义熙间已经彻底隐居。他在寻阳大量作诗，是六朝时期少有的长期居于故乡并在故乡大量作诗者（现可知寻阳诗八十余首），这也是江州诗的特色之一。寻阳成就了陶渊明的田园诗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是泛泛而谈田园的宁静，而是躬耕于家乡寻阳的真实田园生活的描述，如《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已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二诗见于元刻本汤汉《笺注陶渊明集》卷二）比较全面反映了陶渊明的隐居躬耕生活。陶渊明既非居于名山以隐居为捷径的“聪明人”，他不是通过隐居而追求高操、固穷名声，亦非心如枯井的苦修者，亦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的所谓名士。辛苦劳作，累了能悠然看一下远处的南山，就是一种大自在。家乡的山水和隐逸文化，亲历的劳作，注重精神内涵的读书方式，成就了陶渊明任真、顺自然的人生观，而这又造就了陶渊明自然平淡之中见真醇高远的诗风。

曹道衡先生指出：“从玄言诗向山水田园诗的转变，不但在长江下游今江浙一带的文人中进行着，在靠近中游的江州一带同时也有所表现，只是两地的文风并不相同，在长江下游出现了以颜谢为代表的典雅古奥之作，而江州一带则偏于质朴平易。”但陶渊明等隐士的诗风在南朝影响较小、终不占主流，且江州诗歌创作根基还不深厚，故陶渊明后寻阳不大再有本土诗人，也不大再有田园隐逸诗风的继承者，此后寻阳诗作者基本是在此地为官或途经此地者。南朝时这些诗人（多为居于长江下游的侨姓士族文士）将他们的诗风带到了寻阳，同时他们也受到寻阳隐逸文学田园诗歌传统和寻阳山水的感染，两者结合形成新的寻阳诗风，当然长江下游诗风对以寻阳为代表的江州诗风的影响更多些。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积峡忽复启，平途俄已闭。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宋本《艺文类聚》卷七）写出庐山重峦叠嶂、山高林密，山顶积雪等特点。约受寻阳文化影响，诗风亦较此前的大谢诗清新些。鲍照《登庐山》其一：“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巃嵸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间窥地脉，竦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囋晨鹍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穹岫閟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涂，永与烟雾并。”（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卷八）除了最后两联，其余各联皆对仗，没有了大谢山水诗的形成交待，而以赋的手法铺叙庐山之险峻，并且文字奇峭（这亦是对大赋的继承），方东树云：“欲学明远，须自庐山四诗入，且辨清门径，引入作涩一路，专事炼字炼句炼意，惊创奇警生奥，无一笔涉习熟常境。杜、韩于此，亦所取法。然非三反静对，不知其味。浚发心思，益人神智。”方东树正是从鲍照诗的奇崛险涩和赋的铺叙等来谈鲍照诗特点的，确实杜甫、韩愈的一些长篇排律中有此特点。末四句以游仙结尾，既是对游仙诗的继承，亦是对大谢玄言诗尾巴的另一种继承，游山最终为此山所吸引而向往游仙，这也是后世山水题材之作常有的抒情模式。《从登香炉峰》手法类似，亦铺叙山景，炼字之迹刻露，风格险涩。

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山具鸾鹤，往乘尽仙灵。瑶草正翕赩，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俛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旌。”（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二之李善本）该诗同为写庐山，较之鲍照诗写景相对清新，亦是以羡慕游仙隐居结尾，但相对来说抒情成分有所增加。江、鲍庐山诗显出一种与他们平常诗风不同的苍劲雄浑之风，这不能简单认为是大谢诗风的影响，江、鲍皆非贵族，谢灵运诗中的贵族游山之气，是他们难以完全学到的，江、鲍庐山诗的这类风格，与庐山雄奇而兼秀美之景的感染力有很大关系，鲍照更多得庐山之雄，江淹更多得庐山之秀。亦可证江淹、鲍照在文学史上处于大谢到永明体过渡地位。梁代时曾经过寻阳的萧统和在江州任刺史的萧纲受到寻阳雄奇山水的感染，也曾分别写出了《示云麾弟》《应令》这样磅礴而飞动的诗篇。

何逊第一次在江州时曾与沈峻、鱼司马分别，作有三首送别诗，又与天监十二年春回建康的刘孝绰唱和，第二次在荆州时与同在庐陵王萧续幕府的江革联句。何逊作于江州的诗歌多数不超过十二句，可见这是他诗歌进一步实践以形成清新流畅风格的重要阶段。何逊的寻阳诗中还有一些好用民歌句式也是特点之一，如《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我为浔阳客。戒旦乃西游。君随春水驶。鸡鸣亦动舟。”（《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日夕望江赠鱼司马》：“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日夕望高城，耿耿青云外。”（《玉台新咏》卷五）或许受到寻阳地方民歌的影响。现可知有《寻阳乐》：“稽亭故人去，九里新侬还。送一便迎两，无有暂时闲。”（《玉台新咏》卷十）

张正见写寻阳山水之作，基本已采用新体诗，多为新体诗的标准句数，以十句、八句为多，律句比例亦高。善写细小之景，如《还彭泽山中早发》：“摇落山中曙，秋气满林隈。萤光映草头，鸟影出枝来。残暑避日尽，断霞逐风开。空返陶潜县，终无宋玉才。”（《庐山记》卷四）张正见说他只是返回陶潜当年隐居之县，但终究没有宋玉的才能，张正见对陶渊明隐居寻阳的文化意义有一定认识，但张正见最终认为宋玉才是有文学才能，正说明他也只是认识到陶渊明是高洁的隐士，没有对陶渊明的诗歌有更深的认识。胡应麟：“张正见诗，华藻不下徐陵、江总，声骨雄整乃过之。唐律实滥觞于此，而资望不甚表表。严氏诮其‘虽多亦奚以为’，得无以名取人耶。”

寻阳山水还启人哲思，增强了诗歌的哲理性。东晋湛方生《帆入南湖》：“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严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彭蠡”四句写庐山、鄱阳湖之形胜。“此水”六句则以广阔的宇宙、人世为背景思考人生、历史。湛方生《还都帆诗》亦有“水无暂停流，木有千载贞”（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七）这样有哲思的诗句。谢灵运《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六之李善本）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是诗为谢灵运生命最后阶段所作，写景清新朗丽、自然空灵。“千念”二句及“三江”二句，启人以生命、人事的思索，大约受到湛方生诗的一定影响，开启了《春江花月夜》等写景中穿插启人哲思的警句的行文结构。湛方生、谢灵运诗歌的大气深邃的哲思，谢灵运诗还从以往的繁冗转为清新,与他们的玄学修养当然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庐山、鄱阳湖的形胜与浩渺确也启发了他的哲思、开拓了他的胸襟。刘删《登庐山》：“野烟出炉上，山花落镜前。危梁取大壑，瀑布桂（挂）中天。秦始眺宇宙，汉武上旌旃。结庐分往籍，留艑映遐年。”（《庐山记》卷四）“瀑布桂（挂）中天”对李白“遥看瀑布挂前川”有一定启示，“秦始”两句更是在宏阔的宇宙人世中思考历史人生。

江州之闽文化区即建安郡和晋安郡，现可知大约在南朝时首次成为诗歌创作地，江淹是较早在闽地作诗者，刘宋元徽二年（474）秋江淹出为吴兴令（治今福建浦城）而留下了一些写闽地山川风物的诗篇，如《游黄蘗山》：“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南州饶奇怪，赤县多灵仙。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照鸾采，阴溪喷龙泉。残杌十代木，廧崒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梁江文通文集》卷三）《草木颂》描绘了金荆、相思、豫章、栟榈、杉木、柽、杨梅、山桃、山中石榴、木莲、石上菖蒲、黄连、薯蓣、杜若、藿香等南国植物。《杂言诗》三首写了构象台、访道经、镜《论语》，展现了作者在吴兴贯通儒释道的生活。江淹诗歌本身有楚辞之风，闽地的奇山异水更增加了江淹诗歌的瑰丽色彩。齐梁陈时期虽有到溉、王僧孺等在闽地的创作，但该时期闽地留存作品很少。

六朝江州地区除了寻阳郡在晋宋之际有陶渊明等隐居于此的文士（主要是次等士族或庶族文士，其中不少为江州籍人）较多在此作诗外，大多数时期江州诗歌是著名文士在此为官或途经此地而作，陶渊明之后的寻阳诗也是如此。尽管现可知的寻阳诗中陶渊明及其他晋宋之际隐逸诗人所作就有近百首，占寻阳诗约百分之七十有余，占江州诗约百分之五十有余，但这也只占六朝江州诗歌史的一小段。寻阳因沿长江而成为中下游往来的必经之地，又是江州治所，因而诗歌创作相对兴盛，南朝时此地各朝皆有诗歌。陶渊明一人所作就能占现可知江州诗歌的百分之四十多，说明其他诗人在江州作诗并不多。何况陶渊明之后罕有江州籍诗人，更不要说在本土作诗了。所以大诗人陶渊明及其同游的创作，并不能证明江州地区在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尤其是本土诗人的创作）一直是繁荣的，何况陶渊明的诗风对南朝影响有限。同属江州赣文化区北部的豫章郡尤其是南昌一带开发较早，文化亦相对发达，现可知曾有文集的文士有熊远等五人，皆为南昌人，但现无可知诗歌的文士。诗歌是六朝重要的文学体裁，这几位的文集中或有诗歌，也应有本土诗人曾在此作诗，惜未留存。赣文化区南部和闽文化区（即建安郡、晋安郡）六朝时还开发有限，那里现无可知的本土籍文士，诗人在此为官或经过此地也较少。著名文士离开后，诗歌创作即重归沉寂。不过，虽然总体上六朝时期江州大多数地区本土诗人还不多，但该时期的诗歌创作为唐代江州地区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唐代赣文化区有诗人82位，闽文化区有诗人101位。这正是六朝江州文化积淀的成果。

〔本文为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项目（上海师范大学中华典籍与国家文明战略创新团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魏六朝诗地理考”（19FZWB05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北朝元氏文学家族研究”（2018BWY02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