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元朝——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

蒙古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那时，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蒙兀就是蒙古（Mongqol）的唐代音译。《旧唐书·北狄·室韦传》记载：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之北，落俎室韦之南。

大山指今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根据这段史料，蒙兀室韦部的居地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的大兴安岭北端地区。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名为“额尔古纳昆”（Ergunequn，qun意为山崖）的地方，应是指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山林地带，和汉文史籍所载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证。

大约在唐代后期（九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移。随部落的分衍，所占地盘逐渐扩大，有一部分迁到了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成古思汗的先世就属于这部分蒙古部落。

元代史籍记载下来的蒙古人祖先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讲述蒙古人的起源，说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Borte-chin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马阑勒，qo’ai-maral）相配了，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营盘，生了个儿子名巴塔赤罕。传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锁豁儿有四子，迁移出去成为朵儿边部（Dorben，意为四）；弟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惕部女子阿阑豁阿为妻，生二子，其后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长不忽合塔吉，后裔为合答斤部（名见《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后裔为撒勒只兀惕部（名见《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译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儿，后裔为孛儿只斤部，从这一支又分衍出约二十个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儿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为“始祖”。

《史集》记载了另一种起源传说。据传远古时蒙古部落在与他部战争中南宋初洪皓最先指出蒙兀即蒙古。其被屠灭殆尽，只剩捏古思、乞颜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逃进额尔古纳昆山地中，在那里长久地生息繁衍。他们的后裔形成为各个氏族（斡孛黑oboq），从这些氏族又分出许多支族，由于人口众多，山地狭隘不能容纳，就迁到了广阔的草原。后来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源出于最初的捏古思和乞颜两人的氏族。《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先世谱系也追述到孛儿帖赤那，但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从他下传八代到朵奔伯颜（《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因他们出于乞颜氏族，所以这个部落在古代就称为乞牙惕（Kiyat，kiyan的复数）。他们的牧地在斡难、怯绿连（克鲁伦）、土兀剌（土拉）三河之源不儿罕山。朵奔之妻阿阑豁阿在夫死后连生三子，“重新开创”了一个氏族：由这三子的后裔繁衍出来的各部落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意为腰，据说指其皆出于阿阑豁阿贞洁的腰所生之子），他们是同一血统的亲族。其他部落则通称为“迭列列斤蒙古”（意谓一般的蒙古人）。

“三河之源”

不儿罕山即肯特山地区，原是突厥语民族的居地。蒙古部落迁到这个地区后，十分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途径吸收了不少留在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从而使本身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受到突厥族的深刻影响。上述蒙古人的苍狼白鹿始祖传说，当是承袭了高车、突厥人的狼祖传说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的；感天光生贵人的神话，也和畏兀（回鹘）人天光照树诞生可汗的传说有一定关系。当蒙古部落还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中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迁居鄂嫩河流城和肯特山地区后，他们从当地突厥语族居民那里学习了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丰富经验，由原来“射猎为务”，“捕貂为业”，“用桦皮盖屋”（《隋书·北狄·室韦传》）的森林狩猎部落，转变为饲养马、牛、羊，逐水草放牧，居“黑车白帐”的草原游牧部落。《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的七祖篾年土敦（据《秘史》、《元史》，为八世祖）之妻莫孥伦拥有的牲畜多到不可胜数，聚拢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下的河边都布满了。篾年土敦、莫孥伦生活的时代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相当于辽圣宗时期。《契丹国志》也记载辽时的“蒙古里国”人民过着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以牛、羊、马、驼、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足见此时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已有相当发展，能够提供远超过自身消费的大量牧畜和皮、毛等畜牧业产品，用于和邻人进行交换了。

随着蒙古部落游牧经济的发展，氏族共有制被突破了。传说阿阑豁阿死后，四个大儿子把家私——牲口（adusun）和食物（ide’e）都分了，欺侮幼弟孛端察儿，不给他一份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家庭所私有，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已成为社会通则。私有制刺激了家庭财富的积累，一部分人的财产日益增多，成为富者（伯颜，bayan），而大部分则成了贫穷者（牙当吉古温yadanggi-gu’un）。掠夺邻人是强有力者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孛端察儿兄弟共同掳掠了兀良哈部扎儿赤兀惕氏族的一群百姓，“因这般，头口（adu’un，畜群）也有了，茶饭（ide’e，食物）、使唤的（haran，tutqar，人口、仆人）都有了”。

史料记载室韦人“无羊”，蒙古语的绵羊一词（qonin）就来自突厥语。蒙古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说明他们是从突厥语族人民那里学会畜牧业的，北方达打（塔塔儿）等部皆“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蒙古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孛端察儿之孙篾年土敦带有突厥语官号“土敦”（tudun）的头衔，当是部落首领，他家就拥有多不胜数的牲畜。后来，被辽朝军队打败的札剌亦儿部从克鲁伦河溃退，侵入蒙古部牧地，发生了冲突，篾年土敦诸子被杀。其孙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长大后，率部复仇，灭札剌亦儿部，尽掳其妇幼为奴。札剌亦儿是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辽史》作“阻卜札剌部”），因此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很大，它使海都的威望和势力大为扩大，“拥有了难以数计的妻妾、部属、羊群和马群”。《元史·太祖本纪》说，海都被立为“君”，自战胜札剌亦儿后，“形势寖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和次子察剌哈宁昆相继袭为部落首领，“宁昆”（《秘史》作“领忽”）即辽朝的属部、属国官官号“令稳”之音讹。察剌哈长子直拿斯继任为首领，称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辽高级属部、属国官官号“详稳”，地位相当于节度使。当时漠北各部都在辽朝统治之下，辽朝除设置西北路招讨司等北面边防官府进行控制外，又置北面部族、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辽史·百官志》）。察剌哈父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十一世纪下半叶，即辽道宗时期。《辽史·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084）两次记载“萌古国遣使来聘”，可见蒙古部亦通贡使于辽朝，故其首领被命为属部属国官。中原王朝的封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得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领本部百姓，成为高踞于普通部落成员之上的“那颜”（noyan，老爷，官人）。察剌哈父子由此身价百倍，子孙世袭官人地位，成为蒙古部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称泰赤乌氏（Tayichi’ut，源于汉语“太子”）。拜姓忽儿之子敦必乃薛禅也管领一部分部民，势力不下于察剌哈家族。其子葛不律罕（成吉思汗曾祖，《秘史》作合不勒合罕）继想昆必勒格之后统辖了全蒙古百姓，称汗号；他的子孙以远古始祖氏族的名号为标榜，称乞颜氏。

随着草原贵族势力不断壮大，普通部落成员的地位日益低落，成为贵族的属民。他们中不仅有迭列列斤蒙古各部落的成员（占属民的多数），也有同属孛端察儿后裔的尼鲁温蒙古一些氏族的成员，这些氏族由于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附强有力的贵族，受其统治。例如，据《秘史》记载为海都幼子抄真斡儿帖该后裔的斡罗纳儿、晃豁坛、雪你惕等氏族成员，后来成了泰赤乌和乞颜两家贵族的部属，《史集·部族志》竟把他们列入迭列列厅蒙古诸部中，但另一处又说他们也属于尼鲁温蒙古，这种氏族起源不清的情况正反映了他们地位的跌落。在一次泰赤乌氏贵族推举首领的会议上，因争执不下，请一个出身斡罗纳儿氏的老人发表意见，他回答说：“我是低贱的哈剌出（qarachu，下民），有什么权利说话？你们众主公。请口吐贤明良言，使我们哈剌出能如驹得乳，得遂得生养足矣。”可见属民（哈剌出）不但没有被推举为首领的资格，也没有推举首领的权利。属民虽受贵族的统治，但还具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贵族而别投他部。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战士的主要来源，所以一家贵族势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所控制的属民有多少。

游牧畜牧业的生产者能提供超过自身消费的许多产品，因而使用奴隶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蒙古部进入草原地区后，很快就出现了掳掠别部人口为奴的现象，如上述孛端察儿兄弟掳掠了一群兀良哈百姓，于是家中就有了供驱使的仆役。后来，海都消灭了札剌亦儿部落，这些札剌亦儿人除被屠杀者外，都成了海都及其诸子家庭的奴隶。古代蒙古社会的奴隶（孛斡勒bo’ol）被称为“门限的奴隶”（bosoqa-yinbo’ol），“家门的梯已奴隶”（e’uden-uemchubo’ol），说明他们是各个主人家庭的私属人口。他们的子孙也世袭奴隶的身份，祖祖辈辈与主人家保持主奴关系。被海都俘虏为奴的札剌亦儿人的子孙，祖祖辈辈就成为海都后裔的奴隶，一直传到成吉思汗时。

著名将领木华黎就是这些札剌亦儿人的后代，幼年时即被送到成吉思汗家服役，“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奴隶，是四世祖敦必乃掳来的奴隶的后裔，因此成吉思汗说他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奴隶可以成家立业，拥有自己的一些财产，但必须附属在主人门下，不得擅离；要为主人提供种种无偿劳动。为了维护对属民和奴隶的统治与奴役，为了进行日益经常的战争，蒙古贵族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贵族身边集结了一帮效忠于他们个人的侍卫——那可儿（nokor，伴当），他们有的出身于属民，有的出身于奴隶，还有来自别部的投靠者，都与各自的主人结成特殊的隶属关系，受其豢养，为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势力强盛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还组织了护卫军——土儿合兀惕（turqa’ut）和怯薛（keshig），它的核心就是由那可儿组成的。这是与贵族具有特殊关系，侍奉他个人的队伍，而不是氏族内部的人民武装。那可儿和护卫军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促使他们更频繁地去进行掠夺和兼并战争，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

古昔的父系血缘氏族——斡孛黑（oboq）早已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氏族，虽然仍称为“斡孛黑”，但实际上是以人数不多的显贵家族为主人（额毡，ejen），统治着许多出身于不同氏族的属民（哈阑，haran）和奴婢（bo’ol）的社会单位。原来氏族长老的地位为贵族家族长所取代，以他们的名字或尊号作为“氏族”之名。贵族户家长将属民和奴隶作为家产分配给成年的儿子们，诸子各继承一“份子”（忽必，qubi），再扩展形成新“氏族”。为了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或进行掠夺战争，出于同一父或祖“氏族”贵族的许多子或孙“氏族”贵族，往往结成联盟，推举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为长。久之，有些弱小的“氏族”贵族，不仅属民被强大贵族所兼并，就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强大贵族的附庸，甚至沦为属民。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后裔（尼鲁温蒙古的一支）诸“氏族”的分衍和泰赤乌、乞颜两大贵族势力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证明。

草原贵族拥有各种尊号，如“土敦”、“太子”、“薛禅”（sechen，贤者）、“蔑儿干”（mergen，善射者）、“巴阿秃儿”（勇士，ba’atur）等等，他们被属民称为“那颜”。他们已脱离了游牧生产劳动，而以统领部众从事战争和掠夺为职。草原贵族制的发展，必然导致各部贵族之间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激烈斗争。正是各部贵族的争霸战争，把蒙古高原推向统一，从而结束了草原贵族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