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大渡河：翼王石达开的最后归宿，太平天国一代战神悲情落幕

科甲巷内，翼王从容赴刑

1863年6月24日 成都 午时三刻

烈日当空，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偶尔拂过有气无力的风，也不过搅动起空气中的燥热，却无法带来一丝清凉。

逼仄而破败的科甲巷内，人头攒动，负责警戒的清军如临大敌，围观的百姓也不敢喧哗，可怕的静默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

此时，阴森而厚重的监牢大门缓缓打开，随着一阵镣铐交击之声，三名披头散发的囚犯步履蹒跚的从黑暗深处踱出。

说来奇怪，刚才还艳阳高悬的天空，在三人跨出监牢的同时，突然之间变得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为首之人剑眉星目，气宇轩昂，虽身陷囹圄之中而神色怡然，刑具加身却绝无摇尾乞怜之意，举手投足之间更隐隐有种睥睨天下的王者姿态。

两侧的刀斧手也面露敬佩之色，轻声说道：“翼王请移步就刑”。

昂首从容地走上刑场高台，顷刻便被捆绑固定于十字木桩之上，令人惊叹的是，从被缚到受刑，中年男人始终异常冷静，甚至直面侩子手上下翻飞的尖刀，血肉横飞之际也未出一言。

直到一同受刑的部下不堪忍受而痛苦呼号之际，男人才厉声喝止道：“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

史料记载，这是翼王石达开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至此之后，本该惨叫之声不绝于耳的刑场一片死寂，整个受刑过程中，三人直到气绝都再未出一声。

1863年6月，翼王石达开及六千部众被围大渡河畔，为保全三军性命，石达开被迫向清军请降，同年初夏，于成都科甲巷内受凌迟之刑而死。

太平天国诸王之比较

谈及翼王之名，应该是太平天国所有将领中，唯一很难找到缺点的人物。有些观点甚至认为石达开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者中的最完美形象”。

“最完美”可能有过誉之嫌，至少其负气出走天京后，于安庆坐视九江陷于湘军重围而不理，无论原因如何，都难免要受人指摘。

但极致的赞誉之词却从侧面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位太平天国将领的喜爱和崇敬之情。

就太平军而言，石达开是战神一般的存在，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代表。

甚至在敌对势力的清军之中，提到“匪首”石达开，虽咬牙切齿，但对其用兵为人也多少有些心悦诚服。

而时至今日，无论太平天国的拥趸还是反对者，也无论对这个宗教政权的印象如何，关于石达开的评价大体上也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历史上，那些能与翼王石达开相提并论的著名人物，究竟如何：

天王洪秀全，举起太平天国反清大旗，但定都天京后贪恋权色，身居后宫又毫无进取之心，而且多疑善妒，腹黑而无情。

东王杨秀清，出身贫寒，虽是军中难得的帅才，但得势之后嚣张跋扈忘乎所以，最终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北王韦昌辉为太平天国毁家纾难，为人却狠毒阴鸷，终是不及翼王宽厚仁义之风。

而上述三王不仅性格中存在缺陷，更联袂导演了让太平天国陷入万劫不复深渊中的天京事变，只此一点，便深受后世诟病。

燕王秦日纲才具平庸，战场之上也是败多胜少，最终还因为无脑卷入天京事变而成为洪杨内讧的牺牲品。

唯一堪称全才的南王冯云山，又比较短命，未出广西便在全州中炮而亡。

后期的太平军双子星，英王年少成名，却难免刚愎自用，忠王老成持重，却常怀割据之心。此二人虽是股肱重臣，却也都是白玉微瑕之辈。

反观石达开，弱冠之年获封翼王，提百万之兵披坚执锐，鏖战长沙，若非其死守橘子洲头，太平军难以全身而退；兵临湖口，力挽狂澜于既倒，战功可称天国第一。

金田起义时，位高权重却不争名夺利；天京事变后，家破人亡而不伤及无辜。

被困大渡河，舍一命以全三军，最终虽受凌迟之刑而能面不改色，千刀加身却未出一言。

这样一个战功赫赫又忠心耿耿的将领；这样一个仁义宽厚又铁骨铮铮的翼王，似乎至少可以定义为太平天国最完美的将领吧。

出走天京，帝国的悲哀

1856年天京事变的血雨腥风中，翼王阖府二千余人被屠，石达开搥城而走，才堪堪逃过一劫。

但事变之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并没有滥杀无辜，抱着“只惩首恶，其余不究”的态度，仅将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等数名罪魁祸首正法了事。

随后，忠心耿耿的石达开主政天京，将太平天国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很快就让满目疮痍的首都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但此时的石达开，是永安“首义五王”中硕果仅存的幸运儿，地位已直逼最高领袖洪秀全，而随着其主政天京成绩斐然，翼王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生性多疑的洪秀全，早已在天京事变中成了惊弓之鸟，对权利的独占欲望和对外姓将领的提防，使天王根本不可能信任此时的石达开。

位高权重且万众归心，既有雄才大略，又宽厚仁义的翼王，已然成为了洪秀全眼中最大的威胁。

所以洪秀全接连晋封自己两位既无功又无能的兄长为王，共同参与到核心的决策层中，意在对石达开进行制约和掣肘。

1857年6月，被逼无奈又心灰意冷的石达开不辞而别，率亲卫离开天京城，踏上了漫漫西征之路。

关于翼王的出走，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将其定性为分裂太平天国的行为。

离开是在认清形势后的无奈之举，“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若继续留在天京，石达开的下场可能会比东王杨秀清更惨。

在当时的境况之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指责石达开的行为，如果抛开原因而片面的强调结果本身就是一种耍流氓。

主观上，石达开从来没有过独立的意图，客观上，中国的版图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太平天国的政府。

而且即使石达开离开天京以后，名义上也一直维持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与洪秀全的书信来往，仍然以臣子自居：

臣虽西奔，仍为天朝戮力。苟得川、滇、黔、湘之间，扬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

退一万步说，即使石达开有意与天王分庭抗礼，也只能说是抛弃洪秀全这个昏庸多疑的君主，但翼王对太平天国还是保有忠诚的。

另外有说石达开出走时带走天京城内十万精锐，这更加是无稽之谈。

且不说当时城内有没有十万人马，即使有，石达开也不可能将天京城的所有兵力全部带走，洪秀全更不会允许和容忍十万部队在眼皮子底下出走的分裂行为。

短时间内，翼王即使一呼百应，也不可能号召这么多人，筹划时间太久又有可能走漏风声。

实际情况是，离开首都的石达开是突然行事，身边也只有两千左右的亲卫相随。

坎坷西征，境况日益艰难

离开天京以后，石达开第一站便是大本营安庆，并在此盘桓长达四个月之久。

翼王的突然出走，给天京朝野造成剧烈震动，幡然醒悟的洪秀全为让其回归也显示了很大的诚意。

主动撤销两位兄长的王爵，并从天京送来“义王”金匾和群臣求情书信，甚至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眷也一并送到安庆。

但看清了形势的石达开并没有接受天京的召唤，在安庆招兵买马积蓄力量之后，毅然决然的向江西而去。

然而，石达开的单飞之路走的也异常艰辛，从离开安庆南下江西之后，曾经神勇无敌的翼王殿下，似乎失去了战神光环的加持，再也无法找到以往所向披靡的感觉。

翼殿大军浩浩荡荡，转战赣、浙、闽、粤诸省，队伍看似不断壮大，实则并未有效控制任何地盘，不过无头苍蝇一般四处流窜。

而且大批随行部众之所以愿意跟随石达开出走，除了翼王个人威望之外，内心多少都希望此后能够加官晋爵，但一路以来翼王并没有大肆封赏部下。

再加上战事颓靡，前途未卜，在这种情况下，1858年9月，杨辅清率领2万多人，脱离石达开，折返江西，重投洪秀全麾下。

由此开始，沿途又有多支隶属翼王的部队陆续离开，石达开的西征之路也日益艰难，前途更加渺茫。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渐渐陷入困局，与其个人的战略战术选择、部队战斗力强弱确实存在联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1853年攻克天京之后，太平天国已经从清政府眼中的纤芥之疾成为心腹大患，清廷已经开始倾全国之力“剿匪”。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1853年太平军西征取得空前胜利以后，双方在人口、土地、财政等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力量对比上，依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且随着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左宗棠楚军的崛起和壮大，太平天国实际上处于在多个区域被清政府分割包围的被动局面。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即使东王杨秀清重生，太平军也很难复制当年由武汉沿江而下，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定鼎金陵的壮举。

更何况石达开西征相当于一支孤军，离开中央政府的财力支持和后勤保障，以及友邻部队的策应和支援，想要有所作为就更加困难了。

而某些观点指责石达开西征失败的原因是其忽视根据地的建设，是流寇本质的体现，多少有些想当然了。

连落草为寇的蟊贼都知道要占山为王，试问石达开久经沙场，怎么可能不知道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关键不是他不想，是他根本没有实力站得住脚。

所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出走天京的如果不是石达开，换做任何人带队，结局也不会出现不同。

英雄末路，兵败大渡河畔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之后，石达开的西征军逐渐形成了挺进四川的决策。

一来四川天府之国，可以为庞大部队的生存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二则四川远离当时清廷与太平天国交锋的主战场，可为偏安之所。

其后，石达开部众经过1年多征战，曾三度入川，但都因清军防御抵拒而退出，未能实现立足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一直转战于川黔滇边界，军事上无任何拓展。

1862年5月，石达开率军渡过金沙江，抵达大渡河畔紫打地，意欲由此渡河挺进四川腹地。

但紫打地是越嶲西北一镇，前阻大渡河，左界松林河，右临老鸦漩，东南山峰耸立，隘口险仄，易进难退，为四面皆险的绝地，一旦遭到包围绝无突围之望。

其次，该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石达开曾送重礼请土司让路，但不知其被清方收买，彝、藏、西番、汉各族群众均躲避一空，太平军无从购买粮食，军需亦面临危机。

选择从这里渡河，实际上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一旦渡河失败，则所有部队将被困于“死胡同”当中。

而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石达开已经没有选择，只剩强渡一途。

当时对岸尚无守敌，只要征集船筏，一日内便可渡河北上。但据说当日石达开小妾为其诞下一子，翼王于绝境之中喜得爱子，以为吉兆，遂下令全军修整，庆祝三日。

不料次夜便大雨骤降，河水暴涨，大军受阻于河沿。后三日，清军唐友耕部抵北岸，以火炮隔岸猛攻，渡河尤艰。其后数次抢渡，船筏均为洪峰冲没，数千精锐，无一生还。

强渡大渡河失败后，石达开只能选择由当地土司王应元把守的松林河西走。

6月5日，太平军以箭缚书隔河投射给王应元，请其“让道罢兵”，许诺过河之后，秋毫不犯，并酬以金银。

但王应元早被清廷收买，拒不让道，石达开率军强行渡河，但都被清军及夷兵隔岸用炮轰毙，加之水势湍急，“登筏者皆沉溺”，南岸太平军亦遭炮击，太平军伤亡较大，抢渡失败。

外加翼殿所部处于蛮荒之地，随着战争的继续粮尽，军草逐渐匮乏。万般无奈之下，粮尽则食及战马；马尽，继而食及桑叶。兼之疟疾流行，士卒饥疲至极。

更糟糕的是，土司岭承恩部乘夜进攻紫打地背后的马鞍山，太平军猝不及防，夷兵从山下压下，迅速占据马鞍山，紫打地的唯一退路被切断。

前路受阻，后路被截，粮草无继，孤立无援，石达开数千之众已成瓮中之鳖，全军性命危在旦夕，最后时刻，石达开“舍一命而保全三军”，无奈选择于洗马姑向清军投降。

身陷囹圄，却尽显王者之风

6月11日，石达开携其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等至清营乞降。（随后清军背信，将石达开部残兵悉数处死）

6月25日，石达开一行五人被押解至成都，交由四川总督骆秉章亲自审问。

在四川受审期间，已身为阶下囚的石达开，在老对手骆秉章面前，也始终不落下风，言辞强硬态度坚决，虽是英雄末路，却也尽显王者之风。

骆秉章最初的想法是劝降石达开，但石达开开门见山，直接将话题堵死：“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

第二次会审，当骆秉章问及石达开对天下大势的看法，石达开更是懒得与之周旋，不屑答道：“如此兴衰大事，成败自有天理，你我岂能言。”

骆秉章恼羞成怒，厉声指责石达开作恶多端，罪行累累，如今伏法受诛，也是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好怨恨的。

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

石达开早将生死置于度外，毫无惧意，反唇相讥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

骆秉章遂令将石达开及其部将曾仕和、黄再忠等处以凌迟极刑。

1863年6月，太平天国一代战神，翼王石达开于成都科甲巷从容赴死，年仅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