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4日，俄罗斯检方宣布，将重启对迪亚特洛夫事件的调查，这一事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令人费解的谜团之一。

1959年1月，23岁的乌拉尔理工学院（即现在的乌拉尔联邦大学）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学生、优秀的滑雪者和徒步旅行者伊戈尔·迪亚特洛夫，召集了九名同学陪他进行了一次为期16天的探险，行程总计190英里，将横跨乌拉尔山脉北部的奥托滕（Otorten）和霍拉特·谢赫（Kholat Syakhl）。

迪亚特洛夫

这八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都有滑雪经验和二级远足者证书，如果完成这场探险后，他们将获得当时苏联最高等级的三级认证。

探险开始

1959年1月25日清晨，小队乘火车抵达了伊夫德尔镇，然后乘卡车前往维寨——这是他们出发前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定居点，他们在那里购买了面包等食物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旅程。

从左至右：杜比尼娜、克里沃尼琴科、布里格洛尔斯、斯洛博丁

1月27日，小队开始了长途跋涉，第二天，其中一个名叫尤里·尤丁因身体不适，提前返回了伊夫杰利，他也阴差阳错地成了小队中惟一一个幸存者。

探险队成员，来源俄罗斯国家档案馆

其余九人继续前进，他们包括他们包括23岁的伊戈尔·迪亚特洛夫、21岁的尤里·多罗申科、20岁的柳德米拉·杜比尼娜、23岁的尤里·克里沃尼琴科、24岁的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22岁的齐纳达·科尔莫戈罗娃、23岁的鲁斯滕·斯洛博丁、23岁的尼古拉·蒂博克斯·布里格洛尔斯和38岁的塞米恩·佐洛塔洛夫。

探险队成员

迪亚特洛夫山口

1月31日，小队到达了一个树木繁茂的山谷，他们把多余的食物和设备贮藏在那里，以备在返程时使用。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小队开始穿越后来被称为“迪亚特洛夫山口”的地方。根据从探险队相机和日记中找到的信息，调查人员断定，他们希望当晚能在山口的另一边安营。

然而，恰好在那一天，暴风雪到来了。小队继续向西移动，最终到达了Kholat Syakhl山顶。在当地土著曼西人的语言中，Kholat Syakhl的意思是“死亡之山”。

他们没有下山去森林地区，而是选择在山坡上扎营。当晚气温及低，约为零下25到30摄氏度，探险队一行人挤在一个大帐篷中，准备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

迪亚特洛夫相机中的最后营地

迟到的电报

迪拉特洛夫与先前因身体不适提前返程的尤丁约定，一旦队伍返回维寨，就会发电报通知他。然而，一直到约定的时间到来后的一个星期，尤丁都没有收到队友的电报。

着急的尤丁通知了当局，乌拉尔理工学院的校长组建了一支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救援队，苏联军队随后也介入了调查。

1959年2月26日，乌拉尔理工学院的救援人员发现了迪亚特洛夫小队的帐篷。帐篷半倒，被从里面割开的，里面空无一人，但小队的装备都还在里面，包括他们的鞋子。帐篷外面有九组脚印，这些脚印是由只穿袜子、单只鞋或赤脚的人留下的。

从内部割开的帐篷

救援人员循着这九组脚印向外搜寻，其中一些一直延伸到帐篷东北方向1.5公里外的森林边缘。在那里的在一棵大松树下，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处小火堆的残骸，还有克里沃尼琴科和多罗申科的尸体，他们没有穿鞋，只穿着内衣。

多罗申科和克里沃尼琴科

松树大约5米高处有一颗树枝折断，这表明其中一人可能曾经爬到树上张望，方向可能是营地。

松树和营地之间的1.5公里内，还躺着另外三具尸体：迪亚特洛夫、科洛莫戈罗娃和斯洛博丁，它们彼此相距均有数百米。

迪亚特洛夫、科洛莫戈洛娃和斯洛博丁

搜救人员直到5月4日才找到剩下的四名探险队成员，他们在距离松树75米远的森林深处里被找到。四个人中有三个人穿的衣服比其他人多，而且有迹象表明，每个人死后，他们的衣服都被活着的人据为己有——杜比尼娜的脚裹在克里沃尼琴科的羊毛裤子里，佐洛塔洛夫穿着杜比尼娜的外套和帽子。

无法解释的伤痕

在对所有探险队成员进行尸检后，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蒂博克斯·布里格洛尔斯的头骨有几处骨折，柳德米拉·杜比尼娜和塞米恩·佐洛塔洛夫有严重的胸骨骨折。负责尸检的医生称，造成骨折的力量堪比车祸，他们好像遭受了很大的压力。

科列瓦托夫、佐洛塔洛夫、布里格洛尔斯

其中一具尸体——杜比尼娜有明显的外伤，她的眼睛、舌头、一部分嘴唇、一部分脸和一块头骨都不见了，手上的皮肤也被浸软了。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的尸体没有受伤的痕迹。

杜比尼娜

一些可能的解释

当局最初表示，这群人是受到了当地原住民曼西人的袭击，但确无法解释为什么雪地上只能看到这些队员的脚印，尸体也没有挣扎的迹象。

另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为什么探险队员只穿了部分衣服，为什么他们只穿着袜子或者赤脚跑到雪地里？

官方的调查发现：

• 六名成员死于低温症，三名受了致命伤
• 事件发生时，山上除了迪亚特洛夫小队外没有其他人
• 所有探险队成员在吃完最后一餐后6到8小时内死亡
• 在两具尸体上发现的三件衣物上有放射性

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登山者的死于“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据法新社报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调查结果都是保密的。

在2019年2月重新对该事件开展调查时，CNN报道称，当时只考虑了三种可能的解释：雪崩、雪板雪崩或飓风。

但与雪崩解释相悖的是，该地区没有发生雪崩的迹象，而且在10天后发现的尸体上也只覆盖了一层非常薄的雪。该事件发生以来，已经先后有100多支探险队前往该地区，从未有雪崩的报道发生。

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当时正在攻读滑雪和登山的硕士学位，他和经验丰富的迪亚特洛夫都不太可能选择在可能发生雪崩的地方宿营。

事后

事件发生后，这个山口被命名为“迪亚特洛夫山口（Dyatlov pass）”，以纪念这群人。在叶卡捷琳堡的米哈伊洛夫公墓，为这9名学生竖立了一座纪念碑。

米哈伊洛夫公墓的纪念碑

1990年，俄罗斯人阿纳托利·古什钦出版了一本有关此事的书，名为《国家机密的代价是九条命》。2013年，电影《迪亚特洛夫事件》上映。2015年，俄罗斯乐队Kauan发行了专辑《Sorni Nai》，试图重现事件发生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