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注重姓氏，以姓氏为自己的根基和归属，但是中国人也注重名字，因为名字才是自我的存在。

“名”的概念极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说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种“以口自名”的名，其实是相当于今天的乳名。

自古以来，中国人很讲究命名，而命名的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已知的商代社会迷信盛行，社会生活十分单纯，人们都以生日命名，最突出的就是商王几乎全以天干为名，如盘庚、武丁、帝辛等。

周代建立，礼制规范，如何命名也有了许多规定。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以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为“信”，以道德品行命名为“义”，以某一物的形象命名为“象”，借用某一物体的名称为“假”，取婴儿与其父相同之处命名为“类”。如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赠送一条鲤鱼，孔子即为儿子命名为孔鲤。

秦朝开始规定名字必须避讳，秦始皇名“政”，于是当时的“正月”被改称“端月”（另有雍正平声说）。汉代避讳制度进一步发展，汉武帝名“彻”，侯爵中最高级别的“彻侯”被改为“通侯”。

汉昭帝即位后，马上把自己的姓名“刘弗陵”改成了“刘弗”。汉宣帝原名“刘病已”，两字都是生活中常用的字，所以继位之后，改为“刘询”。政绩斐然的昭、宣两帝改“复”为“单”，使得单名拥有大量拥趸。上行下效，自此，单名渐渐成为西汉的主流取名方式。

王莽新政，实行“托古改制”，在律法中明文规定不许用双字名，也就是禁用“复名”。新朝虽短，但单名制度被落实得十分彻底，所以被后来的东汉继承了下来，流传到三国时期，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

到两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盛起来。由于士大夫们推崇天师道，人们取名喜欢用“之”字，如祖冲之、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裴松之、刘牢之、颜延之、寇谦之；其时又因佛教盛行，命名又多取佛语，如王僧辩、王僧智、柳僧景、柳僧习、崔僧护、崔僧佑。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

古代的中国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字由名演化而来，所以统称为“名字”。如果说名是一个人的标志符号，字则是这个辨识符号的辅助和扩展。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人生幼而有名，冠而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号。”此意说明，名与字在叫法上虽然不同，但却指向同一意义，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人取字始于周代，“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姓名》进一步解释道：“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具体地说，人幼年时（通常出生三个月后）父母为其取名，代表获得家庭身份。在成年礼（男冠女笄）上，三加冠后，还需要请尊长为其取字，代表社会身份。之后，人们便呼其字，不复称名，以示尊重。唯父母尊长可“直呼其名”。

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或上对下，或长对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而字则用于同辈、同事和身份相当之间互相的称呼。直到近代开始提倡一名制度，字才逐渐取消。从历代的取字情况看，名与字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因名取字”，古人称“名之与字，义相比附”，这“义相比附”正是取字的一条原则。

名与字存在着同一关系，其特点就是字因名而生，《白虎通德论·姓名》：“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若名赐字子贡，名鲤字伯鱼。”名与字相对应，归类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含义相同、相类。

相同：名与字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字对名是进一步的说明，二者相辅相成。

春秋时期，孔子弟子宰予，字子我，予、我意同。又有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说文解字》：“渊，回水也。”故古文，“渊”亦写作“图”。三国诸葛亮，字孔明；十六国后凉吕光，字世明，亮、光和明均意同。北宋欧阳修，字永叔，《广韵》：“修，长也。”《说文解字》：“永，长也。”修与永，意思相近。东汉张衡，字平子；北宋寇准，字平仲，《周礼》注曰：“衡，平也。”《说文解字》：“准，平也。”衡、平、准三字意近。

相类：名与字在某一方面相类，思甲而能及乙，达到两者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并列关系或从属关系。

三国孙策，字伯符。策与符，初皆为竹制信物。西晋学者崔豹，字正能。《说文解字》：“能，熊属，足似鹿。”豹与能在古文中都指野兽。

西晋诗坛代表人物陆机，字士衡，机和衡同为北斗七星中的星名。医圣张仲景，名机，机为星，景为日。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尔雅》解释：“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即远郊。明代画家仇英，字实父，英指花朵，实即果实。

二、含义相反、相对。

含义相反或相对，即“对文”，名与字是反义词，却可以相反相成。

孔子弟子曾子的父亲曾点，字皙，点本义为斑点，即《说文解字》的“小黑也”，《说文解字》又有释：“皙，人色白也。”三国吕蒙，字子明，《周易·蒙卦》朱熹注曰：“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

字对名在意义上进行说明补充，一可使名字向递进的意思发展，二可使名的意思表达得更加完整。

孔子名丘，字仲尼，丘即山，孔子出生于尼山。刘基字伯温，谥号文成，浙江温州文成县人。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致敬赵国上卿蔺相如。北宋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字鲁直，其父黄庶很仰慕北宋大臣鲁宗道。

三、含义相关、相协。

名、字义相协成文，即通过引用典籍、经卷、诗文用典或名句，使名、字意思浑然一体。

赵云字子龙，《易经》：云从龙，风从虎。唐代陆羽字鸿渐，《易经》：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李商隐字义山，《史记·伯夷列传》载武王伐纣，商末两位王子伯夷、叔齐于途中阻挡，武王不听，二人便隐入首阳山，“义不食周粟”，最终饿死山中。

古人除取有名、字外，一般还取有号。广义的号，种类很多，包括帝王的庙号、谥号、尊号，宗教人士的法号、道号，还有个人的谥号、绰号。狭义上的号，即一个人除了名、字外，自己另取的一个或多个名号，故又称为“自号”“别号”，以区别于他的名和字。

人始生三月而有名，及冠而取字，字与名要相互呼应，但在取号上却可以与名、字无关，毫无束缚。取号的用意是个人的一种自我表述、勉励、主张，用途是在社会交往中供大众称呼所用，也就是给自己一个更为鲜明的标注。

号比名、字出现得更晚一些。战国时期才出现了一些隐没姓名只留下别号的人，如鬼谷子。至魏晋时期，别号之风渐开，如西晋医药学家葛洪号抱朴子，取“抱朴归真”之意；东晋陶渊明辞官后因宅前种有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时至唐宋，取号已经成了文人学士惯常的做法，这与唐宋以来的文学发达不无关系。

二字号、三字号和四字号是最常见的形式。二字多有“翁”“叟”等字，三字多以“子”“生”“人”等结尾，四字多含“先生”“居士”“道人”“山人”等组词。称呼他人的别号，又是比称字更为客气、委婉。中国人表示尊称的习惯，越是距离远，越显得客气，而号则是在所有称呼中距离其人最远的，这或许也是号显得洒脱随性的原因所在。

了解了中国人名、字、号背后的底蕴与文化，再来品味闽都名人的名、字、号，也别有一番意蕴。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其父林宾日仰慕福建巡抚徐嗣曾。

林旭字暾谷，号晚翠，“戊戌六君子”之一。暾，刚升起的太阳。

沈鹊应字孟雅，名字源于典故“南枝鹊绕”。《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雅，本意乌鸦。

黄幹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今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浦下村）人。幹，同“翰”，筑墙时支撑在墙两端的木材。

陈谨字德言，号环江，明嘉靖年间状元。子曰：“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谦虚者德性盛大，执礼恭谨。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译坛泰斗。《史记·乐书》：“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纾，解也。

（作者为福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