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史无前例、发展迅速的疫情席卷整个中国，山川寂静、岁月无声，十四亿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战疫胜利的曙光初现。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中国人民有着战胜艰难险阻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是在历次大灾大难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发展起来的。总结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不断成长的历史，对今天的战“疫”工作以及今后即将面临的更多更大的困难险阻将大有裨益，对此，我们应当有更加理性和深刻的认识。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难前行、砥砺前进史

从本质意义上讲，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类在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中求得生存。老子慨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既然天地一视同仁地对待万物，那么人和万物就应在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中国的自然环境复杂程度实属罕见，人们受灾的程度和频次，也举世罕见。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疫病、地震、水灾的记载不少。“《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诗经》更直接表达了无奈和悲愤，如《诗经·大雅·思齐》表达的美好祝愿是：“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而事实是，西周末年，持续了150年之久的旱灾，继而引发了疾疫。《诗经·小雅·节南山》有言：“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诗经·小雅·雨无正》有言：“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

中国古代老百姓遇到的灾害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可从以几个盛世王朝遭遇来看。自《史记》始，正史依五行之以“志”来记载灾异。汉代以《汉书》和《后汉书》为主的记载中，震灾有85年次，重要河道水溢达79年次；大疫有27年次。①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了当时的疫情：“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唐书》中记载地震300余处，关于蝗灾的95处，并时有河水涨溢、风雨雷电记载。《明史》延续《史记》的方法，记载洪涝、旱灾、地震三种灾害均超过了1000次，而洪涝灾害更是达到2000次之多，平均每年发生洪涝灾害达7次之多，明朝277年仅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就达6千万。②其中，瘟疫记载有：“永乐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崇祯十五年九月，“河决开封，城陷，……士民湮溺死者数十万人”。崇祯十四年波及全国217县的瘟疫致死人口更多。翻开《清史稿》，其详细记载了各种灾异，其中仅大疫达到247处，大旱蝗就有120处，大火灾114处，大地震56次，大饥113处。上述天灾，致死无数，记载“死者无算”的就有235处。

天灾如此，水火无情。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古代的战乱频繁，且史无前例。《史记》记载：“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250余年，战争200余次。陆九渊《杂说》指出：“当战国之时，皆矜富国强兵以相侵伐，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汉哀帝时谏议大夫鲍宣曾详尽地说明了社会灾害与自然灾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即著名的“七亡七死”。社会灾害包括赋税繁重、土地兼并炽烈、吏治腐败和社会无秩序。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叠加，造成极大的祸患，直接结果就是人口的锐减。从人口变化看，有学者称西汉人口应该在1200万③，东汉初期人口6000万，“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学者基本估算东汉末年人口是2200万。北宋后期，朝局动荡、战争频仍，加上疫情长期肆虐，很多地方出现了流亡迁徙、十室九空的惨状。公元1124年北宋辽金夏期间的人口达到9832万，到1141年宋金议和时人口减至7082万。

近代史上中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和困难。有人统计过，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遭受过西方国家482次侵略，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西方国家的巧取豪夺和偷盗骗取的损失。据统计，光绪二年到五年(1876—1879年)，先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五省遭到大水灾，同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出现大旱灾，北方的旱灾继续延长了三、四年。北方数省的大旱灾中死亡的人数在900万到1300万人，仅山西一省在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间就有500万居民死亡。④

中国历史上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大好河山惨遭践踏，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对中国同胞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浩浩长江滚动着鲜红的血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试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其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大肆掠夺，按照1937年的比价，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的奋斗史；中华民族战胜灾难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伟大历史。

中国人民在战胜艰难险阻中凝聚出斗争精神、忍耐精神、团结精神和崛起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怀揣梦想、坚毅勇敢，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克服困难中凝聚出人性的闪耀光辉。种种磨难都没有打断中华文明的顽强发展进程，千难万险都没有磨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灾难深重反而使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人民重整旗鼓开创新的历史征程。

一是中国人民的梦想精神和斗争精神促进自然改造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翻开灾难深重的中国历史，这句话显得尤为真实而有力量。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中国人民面对灾难，以大无畏的容忍精神，作出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伟大创举。

远古时期，人们在适应自然中观察自然规律，于潮起潮落、东升西落中理解自然规律，在逐水而居、凿井而饮中顺应天时生存下来。通过不断努力，如燧人取火、大禹治水、神农用药等，中国古人逐步适应并开始利用复杂的环境，顽强地发展繁衍下来。不仅如此，古人还勇敢地创造了很多神话故事，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创造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向往。

中华文明始于夏商周时代，由神祗走向社会的禹、契、后稷逐步淡化了神性，成为与百姓共克时艰的精神领袖。三皇五帝还肩负着血脉相承和民族认同的使命，自此以后炎黄子孙和华夏民族，成为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标识和牢固根基。这样的文化历经风雨沧桑，尤其是每当遭遇强敌、面临生死存亡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总会表现出和衷共济、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携手前行的可贵品质，中华民族始终以团结统一的形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绵绵不绝。

农耕文明的中国，更是以勤劳勇敢、精耕细作、发明创造闻名于世，都江堰是化水患为福祉的典型案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因为看了很多河流的奔涌状况，司马迁在谈到写作河渠书的动因时感慨：“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诸如郑国渠、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诸如四大发明的创造，还有众多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都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

进入近现代文明，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控制力极大增强，此时的灾难表现为大自然的惩罚。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生物制剂、屠杀动物等引发生态失衡、气候变化、瘟疫流行，这在对地球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也给人类和地球上的生物带来了生存的隐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⑤西方国家悍然发动了多次殖民战争，进行资源掠夺，制造了无数血案，中国人民家园失守、苦难深重。身陷绝境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付出重大代价，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所以，近代中国人民遭受了苦难，也创造了辉煌。

二是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博取胜利的精神推动华夏文明生生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人民在学习自然、收获自然的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精神不断升华。这些精神包括：第一是忍辱负重、顺应自然的生存法则。越是在苦难中，越是要修炼自己的灵魂，如老子总结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黄帝内经》也要求遵循老子的“道”，按照“天地人”，“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原则建立中医医学模式。第二是观察、分析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学习中了解和把握规律，逐步形成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并把自然规律总结为道，上升为哲学以指导行为。在社会兴衰更替中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把握社会治理的方法。中国古人向玉石学习锲而不舍、切磋琢磨、玉汝于成的精神；向原上草学习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坚持；向鱼虫鸟兽学习生龙活虎、化茧成蝶的技巧，学习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的闯劲；向传说中的凤凰学习浴火重生的奥秘。可见，古人对待学习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将这些智慧运用于磨砺意志、指导实践活动，所以才有了人类的文明进步。第三是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锐意进取。易经中反复强调阴阳转化、福祸相依，故乾乾因时而惕。孟子反复强调的忧患意识就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第四是乐观主义和超越自我的精神。自然灾害的频发、战乱的影响，没有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以乐观主义态度和大无畏精神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江山如此多娇”，为了耕耘和守护这片热土，保证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中国人民塑造了改造自然、驾驭自然的超越精神，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保家卫国、不畏生死的民族大义，代代相传。

三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抵御外侮、永不言败的精神凝聚成民族伟力。费孝通先生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变。中国历史上，善良朴实的老百姓遭遇过多次外敌入侵、经历过多次国破家亡，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越是在困难时期，越能激发全民族共同的奋争和反抗，这就是中华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69周年之际指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一次次被打断，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没有气馁、没有放弃，而是一次次顽强战胜艰难险阻、重新整装出发。”⑥面对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众志成城，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全国人民，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这段抗日战争史可以描述为：“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14年的前赴后继、英勇卓绝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四是中国人民守望相助、唇亡齿寒、和衷共济的精神彰显民族大义。在灾难中抚恤救济、守望相助，体现出情同手足的感情。在困难面前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赈赴穷急，体现出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的特质。官员为政一方，抚孤、助学、助婚丧、养侍鳏寡、抗灾避难等，被视为应尽职责。国人同疫病斗争的历史，从商朝开始就有记载。《逸周书大聚解》记载了瘟疫的防治，一方面依靠医术。“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疫疾”。另一方面靠人们的守望相助。“以乡为里、灾祸相恤”，这属于德教。《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云：“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乡贤以谷赈济亲族邻里的情况也多有记载，如《淮南子》有训：“赈贫穷，惠孤寡，忧罢疾。”

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救助精神，或者共同体意识，使其在面对灾难时，即便对仇敌也能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春秋大义”。春秋《左传》记载了两个诸侯国之间相互救助的故事。一个是晋国求助于秦国的故事，百里奚建议秦国救助。《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另一个是秦国求助于晋国的故事，庆郑主张救助，但秦国国君没有听从，庆郑感慨，这样做要后悔的。《左传·僖公十四年》记载：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即使专门研究战争和战术的《孙子兵法》，也讲究敌我之间相互救助，如《孙子·九地》明确指出：“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五是中国人民对抗灾情的革命精神助推中国历史演进。恩格斯认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⑦人类从沉痛的教训中反思进步，既要弥补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也要修补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不足。

人民群众遭逢灾难、困苦，如果政治清明，官方反躬自问、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则可以修明政治、赈济百姓，灾荒可以逐步克服。自汉代以来“天人感应”思想和“天遣灾异”学说影响广泛，官员们深信自然灾害与社会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汉朝有这样一件救灾救济的事件：“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在开明时代，每遇灾荒，从皇帝到朝臣都能够深刻反省，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对天灾面前没有重视百姓生活困苦而频繁发动战争的行为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实属不易。唐初颁发的《罢差科徭役诏》云：“自有隋失驭，政刑板荡，豺狼竞起，肆行暴虐，徵求无度，侵夺任己。下民困扰，各靡聊生，丧乱之馀，百不存一。……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获安堵，衣食未丰。所以每给优复，蠲减徭赋，不许差科，辄有劳役，义行简静，使务农桑。”还有诸如《旱蝗大赦诏》《祈雨求直言诏》《大水求直言诏》《久旱简刑诏》《赈河南河北诏》等，实属罕见。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如果政治昏聩、贪腐盛行，百姓流离失所、惨死街头，社会动荡不堪，天子的统治就难以为继。这个时候，推翻旧制度就成为社会的需要。西周末年，持续了150年之久的旱灾，引发了疾疫，周幽王治理不力，东周取而代之。汉朝桓灵二帝时期，战争频繁、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倒退，最终汉朝为晋朝取代。《晋书》记载：“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数大雨，多暴卒，雷电非常，至杀鸟雀。案杨阜上疏，此恆雨之罚也。时天子居丧不哀，出入弋猎无度，奢侈繁兴，夺农时，故水失其性而恆雨为罚。”其实，古代中国众多朝代发展的中断和灭亡，大都与灾疫深重、政府赈济不力，继而引起社会动乱有关。

经历过多次重大灾难而流离失所、改朝换代而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却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书写了一幅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诗篇，塑造了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成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继续发扬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20世纪20年代，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以铁肩担道义、勇立历史潮头，为民族解放、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建立了中国特色的防范风险、救灾救济制度体系，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风险的主心骨。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此中国人民应对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有了新的更高的起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形成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合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今天，在战“疫”大考的最前沿、在临阵指挥的最前方，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应对最大风险的有效制度，中国共产党才是我们共克时艰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救灾防灾体系和举国救灾应急体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这为保持经济繁荣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条件，也为战胜灾害、疫情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每年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最大程度上控制灾害疫情的发生，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疫情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在应对唐山地震、汶川地震、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等重大灾情中，我国积累了大量救灾防灾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党的统一领导、政府高效执行、部门协调配合、全民参与，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加快科技研发攻关，坚持中西医并重治疗，合理调配医疗物资，注重法治的保障作用，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就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聚焦人民幸福目标，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国家富强，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振兴，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人民幸福，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只有经历苦难、饱经沧桑的民族，才对未来的梦想有深切的渴望和深入的理解。民族复兴的梦想，承接了中国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结合了当前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已成为激荡在十四亿人心中的高昂旋律，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存在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足人民群众新的更高的需要，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面对未来的风险和考验，我们要有“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意志，遵循科学精神、把握基本规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挥各个方面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培育造就一批观大势、担重任、有能力、敢作为的党员干部队伍，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组织基础。进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新时代，党中央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增强驾驭风险本领”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掌握的八项本领之一，体现了我们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高度自觉。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要求。应该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义不容辞地履行，明确站位、带头作为，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好。领导干部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准确研判，做到未雨绸缪、妥善应对。领导干部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事物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合理处理急难险重任务。领导干部要在学习中历练、增长才干，凡是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和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无论未来前行的道路上会遇到何等艰难险阻、经历何等惊涛骇浪，只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就一定能够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在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一次次风险考验后，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机关年轻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9@ZH004)阶段性成果】

(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第3月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