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鲁迅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一章着重谈了鲁迅先生的死因。

在这篇段落中，周海婴先生用极其严厉的措辞，将矛头直指当年鲁迅的日籍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

周海婴表示，自己父亲的死，与这位须藤医生有脱不开的干系。此文一经发出，就在中外各界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那么，鲁迅先生死亡的真相是什么，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最后的时光

1927年1月，鲁迅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北伐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为首的华中和华东军阀节节败退，广州国民政府即将取得胜利。

然而三个月后，4月12日，蒋介石在国内大资本家和海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于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三天后，国民党右派又在广州发起了“四一五”大屠杀，展开对革命者的清算，大量士兵和特务冲进学校，抓捕进步学生和教职人员。

当时身为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的鲁迅见此情形，立刻召集多系主任会议，要大家全力以赴营救被捕学生。

然而在狠戾的国民党右派面前，教授们的力量微乎其微，即使动用了自己在广州的一切人脉，被捕学生依然没有得到释放。

见营救不成，鲁迅无视校方对他的挽留，愤然辞去了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和魏晋风度等演讲，以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为引子，赞扬革命者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并向反动势力掷去了投枪。

而在《可无罪》、 《小杂感》等杂文作品中，鲁迅对这场反人类的大屠杀展开了怒不可遏的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屠杀后，中国大地再一次被一片腥风血雨所笼罩，希望的曙光又一次被阴云所蒙蔽。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又一次将华夏大陆拖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作为以笔为枪的文化战士，辞去中山大学教职的鲁迅继续在舆论和文化平台上向反动派射出审判的子弹。

由于鲁迅并非共产党，所以反动派一时也抓不住他什么把柄，便只能无中生有地制造各种流言，试图将他和共产党绑定在一起，这样就能对他也展开清算。

而面对反动派赤裸裸的威胁，鲁迅为求自保，只好改变自己斗争的方式，收起自己锋芒毕露的言辞，不得不将话说得“委婉”一些。

可即便如此，随着局势的恶化，广州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间炼狱，鲁迅的好友们担心先生如果继续留在广州，必然会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

而在朋友们的劝说下，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并与恋人许广平开始了同居生活，同时也向蒋介石集团的地方“白色恐怖”正式宣战。

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艺术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

在这次讲话中，鲁迅提到了当代部分文艺工作者的软弱，号召他们要脚踏实地，将文艺创作的重心与实际的社会斗争相结合，避免让文艺作品成为脱离群众的空中楼阁。

左联成立后，鲁迅除了一些日常的讲演外，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曾经有两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一部是名为《杨贵妃》的历史小说，另一部则是打算写一写红军的故事。

然而困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战士鲁迅很难静下心来完成这两部篇幅较大的长篇小说。

后来由于时局的持续恶化，反动派对鲁迅的监视也愈加严密，此时的鲁迅，已经算不上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了！

自由受限，再加上1929年儿子周海婴的诞生，为人父的鲁迅又多了一层顾虑，就这样在社会现实的双重冲击之下，鲁迅先生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其实早在日本求学时，21岁的鲁迅就开始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一夜下来，烟头常常插满了烟灰缸。

细细算来，鲁迅的吸烟史长达35年，平均每天50支香烟，直到逝世的那一年，才减为每天15支，所以说数十年的烟龄早已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从1936年3月开始，56岁的鲁迅病情日益加重，甚至连日常的简单运动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体重最轻的时候只有37公斤。

1936年10月19日，历经数年肺部疾病治疗的鲁迅，毫无征兆地于当日清晨5点25分与世长辞。

鲁迅逝世的消息公布后，所有人都感到了极大的吃惊。毕竟他们虽然知道鲁迅患病已久，但远没有到油尽灯枯的地步！

可由于忙着为鲁迅办后事，一时之间对于鲁迅死因探索的人少之又少！直到一年后，鲁迅的兄弟与妻子许广平的信件中，才有所提及！

死亡疑云

其实关于鲁迅的死因，历来都是众说纷纭，但比较让人认同的就是因肺结核而丧生。

但是在鲁迅之友萧红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逝世前的鲁迅，并没有达到病入膏肓的程度，在先生去世前的几天，萧红还曾拜访鲁迅，并与先生一同用餐，那时候的鲁迅状态仍是非常良好，而且可以确定不是回光返照。

除了萧红外，鲁迅的妻子许广平以及胞弟周建人，都对先生的死因抱有怀疑。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建人给许广平寄出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要查究先生的死因。

在信中周建人提到，在鲁迅刚刚逝世的时候，上海就有人怀疑是鲁迅先生的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在治疗过程中做了手脚。

刚开始，周建人认为这是毫无逻辑的阴谋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言越来越多。这也导致周建人心中的疑虑每日剧增，但他人由于各种缘故滞留华北，无法确认事情的真假。

但后来，他发现须藤医生对鲁迅病情的疗法和实际病历不匹配，这让他内心的疑惑进一步加剧。

于是在1949年10月，周建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须藤医生的治疗方案公开表示了质疑。

周建人先生对治疗方案的质疑，很快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日本医学界知名人士泉彪之助获悉此事后，曾专程来到上海鲁迅纪念馆。

他查阅了相关的治疗方法，并结合多位日本医学界人士的观点，认为须藤先生对鲁迅的治疗没有问题。

但是日本方面的解释并没有打消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疑虑，他们陆续的死因仍然存疑！

的确，先生临终之前，确实患上了极其严重的肺病，当时美国作家，左翼进步人士史沫特莱曾请了一位在心肺科领域颇有建树的医学专家。

除了史沫特莱带来的医学专家外，宋庆龄也从国外请来了一位出众的肺科大夫，经过细致的检查后，医生判断鲁迅的肋膜出现了积水，需要马上抽掉。

一旦积水全部抽出，不仅会减轻病人的痛苦，同时胃口也会随之而打开，东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自然就会增加，即便肺部机能倒退，但只要好好休养，再活个十年八载不是问题。

而且这种抽积水的治疗方式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手术，任何一位接受过医疗训练的医生护士都可以独立完成治疗工作。

然而作为鲁迅的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却表示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一口咬定那位美国的专家是误诊，鲁迅先生的治疗应由他来主导。

但问题是，一个多月后，眼见鲁迅的病情出现了加重的迹象，须藤又突然改口，表示要采用抽取积水的治疗方案，但此时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就算华佗在世也已回天乏术。

鲁迅逝世后，作为主治医生的须藤，将鲁迅的病历整理成册，并写了一份诊断报告，在这封报告的前半段，须藤用了大量的篇幅赞叹鲁迅如何如何刚强。

但很明显，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而在后段讲述如何用药和治疗时，却特意混淆了一些重要节点的时间，并在具体用药层面上的叙述模棱两可。

要知道，鲁迅先生逝世之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了东北全境和华北部分地区，并屡屡挑起冲突。

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很有可能已经侵蚀了须藤，因为当时他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去日本治疗，但遭到了鲁迅先生的断然拒绝。

再联系到鲁迅在病重之时，迫不及待地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凡此种种，都好像在说明，鲁迅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裹挟，前往法租界只是为了寻求庇护！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周建人还是许广平，当时都没有察觉出鲁迅先生的异常，但他们对须藤医生的治疗方案，一直抱有很强烈的疑问。

要知道，肺结核病在当时虽然是难以治愈的疾病，但远远称不上绝症。在结核病初期，按常识应当是抑制他的扩展，虽然那个年代还没有研发出针对结核病的特效药，但已经出现了能有效缓解症状的的特殊药品。

然而这位须藤医生，从来不适用主流医学界使用的治疗方案，而是使用激素针剂治疗。

众所周知，激素药物是通过改变患者的内分泌系统，从而缓解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但是使用激素类药品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只能解一时之病痛，还有可能因此引发更大的病症！

而根据许广平的回忆，在先生离世的前一天，病情十分严重，呼吸急促，冷汗直冒，表情十分痛苦。

见此情形许广平手足无措，不懂医学的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须藤身上，她问须藤情况究竟如何，须藤居然表示只要熬过了这一晚，先生的病情就会得到缓解。

然而须藤终究还是骗了许广平，凌晨时分，鲁迅终于因为肺部疾病而造成的并发症不幸离世。

鲁迅逝世后，须藤和他的日本护士“做戏做全套”，对已经气绝多时的鲁迅展开了长达数十分钟的心肺复苏，当然这一切于事无补，而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迷惑许广平的一种方式。

而更重要的是，事件的疑点远远不止于此。在鲁迅死后，周海婴不慎感染了风寒，周建人和许广平带着周海婴四处找医生，最后找到了鲁迅的好友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听说周建人要给周公子找医生，说了一句：“海婴的病，就不要让那个须藤看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建人更觉得这个须藤医生的可疑。

而就在此事后不久，周建人和许广平又听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那就是这个须藤竟然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而这个乌龙会是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华的秘密组织。

多重疑点之下，须藤五百三的身份呼之欲出，鲁迅之死，多半和这位蛇蝎心肠的庸医脱不开干系。

后来，周建人和许广平等人拜托各路人脉，打听这位须藤五百三的去向。之后许广平数次东渡访问日本之时，甚至动用当地媒体的力量，想要找寻这位和周家关系“匪浅”的医生。

但是这位须藤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人寻到他的音讯。

结语

如今距离鲁迅先生逝世将近90年，但先生的死因却由于几位当事人的相继离世，变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对于周海婴先生而言，父亲的死不仅是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也会频频在他脑海中浮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周海婴才会写下这本书，一抒自己心中的疑惑之情。但不论如何，先生死因已经成为了历史中永远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