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后，紧接着又有王弥、石勒起兵，匈奴人的攻伐，导致了中原地区“中原萧条，白骨遍地”。

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需要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在这个客观条件下，东汉末年就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坞垒堡壁，更加普遍的出现于西晋王朝的废墟之上。

坞垒堡壁：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大敌。

坞垒堡壁是一种民间的防卫型建筑，据考证这种建筑形式行成于王莽天凤年间，当时的北方正在闹饥荒，社会动荡不安，富豪们为了自保，纷纷构筑起了坞垒堡壁。四方的百姓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也纷纷投靠到坞垒堡壁之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不可撼动的势力。这种势力对于中央的统治是极大的弱化，坞垒堡壁之内成了独立王国，坞垒堡壁之内的百姓只知道有主人而不知道有天子。这些世家大族因此更加飞扬跋、扈气焰嚣张，所以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时候，为了加强朝廷的统治，曾经下令摧毁坞垒堡壁，但还是屡禁不绝，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坞垒堡壁成为了守护一方的象征，他们聚集了力量自保，敌人通常只是围逼以后，如果没有效果就会不战而退，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防守的一方具有很大的优势，他们据险自守，进攻方就算能够攻克壁垒，也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有点得不偿失。

这些坞垒堡壁是建立在共同保护生命财产的自卫组织，但由于平民和自耕农向它依附以求得到庇护，依附的农民大多都是在这些坞垒堡壁武装势力所能防御的附近土地上进行生产，他们以其剩余生产品贡献于坞主乡豪，于是屋坞主乡豪遂成为大的封建主，而依附的农民逐渐沦落为侮坞主乡豪的部曲和佃客，这样就更加强化了封建的隶属关系。

西晋灭亡、少数民族的威胁是北方世家大族南渡的直接原因。

由于西晋灭亡后，少数民族贵族武装势力日益发展，北方的局势日益恶化，掌握着坞垒堡壁领导权的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就在军事上做出有计划的移动，因为北方已经落入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手里，这已经是大势所趋，如果不尽早采取行动，恐怕难以摆脱覆灭的危险。因此除了一小部分人选择了向北转移和向西走河西走廊外，大部分的世家大族率领着自己的宗族、乡里、部曲、佃客选择了向南转移。

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

通过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北方的世家大族不仅举家迁移，还通过西晋政权在吴越地区谋求官职，切实掌握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据点，做好了洛阳被少数民族政权占领后撤退江南的准备。

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琅琊王氏带头逃跑，是北方世家大族南渡的重要原因。

在北方的世家大族之中，领袖人物当属王氏兄弟：王澄和王敦，他们分别担任荆、扬二州的刺史，他们两人都出身于琅琊王氏，王澄是王衍之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王衍是何许人呢？王衍是西晋末年的重臣，担任司徒的要职，是琅琊王氏的领袖人物。王澄和王敦担任荆扬二州刺史，就是哥哥王衍的安排。王司徒早就洞悉了北方的恶劣局势，因此为琅琊王氏留下了后招。

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

琅琊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冠冕盛门，王祥的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在朝中是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王衍看清了北方的局势所做出的部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方世家大族们的行动，他们本来也没打算和西晋王朝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保全。这时候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自然也早有筹划，预先在江南地区培植好了自己的势力，作为自己以后的退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准备，在对抗少数名族政权侵袭的时候，他们才表现了既不积极也不卖力，因为他们都有退路，因此不会为摇摇欲坠的西晋拼尽全力。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东晋的基础是司马越打下的，但受益的却是司马睿。

接下来我们谈谈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他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孙子，嗣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司马觐死的早，司马睿封琅琊王，他和琅琊王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他的封地和司马越的封地紧挨着，因此在“八王之乱”期间，司马睿一直在司马越的保护之下，成为了司马越的忠实党羽。

司马越率领部队北上参与宗室混战，就把自己后方的军事根据地下邳交给了司马睿去镇守，可见司马越对司马睿的信任。其后，北方的局势日渐恶化，而下邳又是一个“四战之地”，不易于防守，于是司马睿请求司马越将根据地从下邳迁徙到长江之南的建邺，这个时候的司马越正有从北方失守退守江南的想法，因此就答应了司马睿的请求。于是西晋政府下令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

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令其移镇建邺；没过了多久，又以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让他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这样一来，司马睿便成了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司马睿坐镇建邺和王澄出任荆州刺史是同一年，前后不过四个月，而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见，在洛阳实际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太尉王衍，早就开始已经布置好了南渡江南的准备工作了。

其后洛阳处于危机之中时，司马越率领西晋的主力部队十余万人与王衍退守许昌。永嘉五年三月，在行军途中，司马越病逝。众人推举王衍做元帅，想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安葬。但途中他们被石勒的部队围攻，导致全军覆没。同年六月，洛阳也失守了，晋怀帝被刘聪俘获。建兴四年的时候，长安又陷落，愍帝也被俘虏，北方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灭。到了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和过江的世家大族，建立了东晋政权。

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的鼎力支持，是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政权的重要基础。

司马睿在做琅琊王的时候，就和王衍的族弟、王敦的从弟王导关系莫逆，王导对于司马睿也倾心推奉。司马睿虽然名义上是江南之主，但实际上在江南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基，在东晋王朝建立的过程中，琅琊王氏所立下的功劳最多。因此在东晋王朝建立后，王导任至宰辅，王敦都督江、扬等六州军事，据上游重镇，因此才有了那句“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句话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可见东晋政权建立的基础是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的倾力支持。

因此，对于流离南下的世家大族，东晋政府照顾的无微不至。加官进爵给钱给地，只要能给的尽量提供，因此很多曾经观望的北方世家大族也相继南渡，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建立的东晋政权的统治基础。

搞定江南本地的世家大族，让司马睿建立的东晋政权在江南彻底站稳了脚跟。

但江南本地的世家大族并不买单，他们对这些从北方迁徙过来的人十分敌视和排斥，对于司马睿这个坐镇建邺的琅琊王、安东将军同样不够重视，经过一个多月，司马睿竟然没有能够和江东的世族地主取得联系。王导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三月三日这天，司马睿出游，王敦、王导和北方流亡南下的世家大族皆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让江东世家大族们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世家大族日后要拥戴的江东之主，于是就有“江南之望”的纪瞻、顾荣，见到这种形式，就率领手下的人跪拜司马睿在道旁。王导也正想笼络在江南具有代表性的世家大族顾荣、贺循，再通过他们，让整个江南世族地主集团逐渐向司马睿靠拢，以便于得到人心。

“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

司马睿便请王导代表自己去拜访顾荣和贺循。恰好在此时，江南一带经历了三次“变乱”，江东世家大族也感觉到如果要维护住本阶层的利益，就必须建立一个和自己利益基本上一致，并且真正能够代表门阀专政的政权，而司马睿所要组织的江东新政权，正是这样的政权。因此，顾荣、贺循一经王导拉拢，就立刻应命而至。这个时候司马睿不仅得到了北方世家大族的支持，通过王导的拉拢，在利害关系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东晋王朝建立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东晋政权的本质是门阀政治，司马氏虽然是皇帝，但并没有掌控最高权力，所谓的北伐也不过是门阀的一种姿态。

由于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的支持下出现的，东晋政权的性质和西晋政权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决定了东晋政权的性质。“用人只在世家大族里选拔，用法不会涉及到权贵之家。”这是东晋内政的基本方针，东晋政治实际上就是门阀专政，因此我们对于很多东晋政权的很多表现就可以理解和释然了。

击败了前秦的苻坚后，没有趁着北方混乱的机会收复失地，不是因为司马氏没有进取之心，而是掌握实权的门阀们不支持这种想法。因此所谓的“北伐”，都是小打小闹，做做样子而已，当然著名的“祖狄北伐”是个例外，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放在这里并不适用，没有背后东晋政权的权力支持，说直接点没有门阀的支持，北伐想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