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年说鼠，这种极度分歧的生物

图一

图二

张翀

文人雅尚清寂，天然不愿画老鼠完婚、嫁妹题材的繁华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头用松鼠交换鼠作画。这一乖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扬，颇有鼠之狡黠。

本年是庚子年，所谓干支编年，甲骨文中已然显现。所谓天干地支，其源于估客的十日旬祭。祭事繁复，不去详谈。而甲骨文中亦有“鼠”字（图一）与“子”字（图二）。不外此时鼠尚未与子创建起接洽。卜辞中“帚鼠”并不少见，如“壬子……[帚]鼠其死”（《甲骨文合集》2805）。帚字应为洒扫的初义，“帚鼠”则可以了解为捕鼠。可见事先已有鼠害。如今安阳殷墟，还发觉有竹鼠的遗骨。两者有何接洽，不得而知。但在殷周金文中却未见“鼠”字，大多是难登于庙堂重器之上。《礼记·郊特牲》中则有祭奠迎猫的纪录，“迎猫，为其食田鼠也”。

《尚书·禹贡》中有“鸟鼠同穴”山，具体地点亦不成考，而“鼠”指的是鼠兔，与今天所言的鼠无涉。但《诗经·硕鼠》已然是鼠对人的困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固然也是一种喻譬，但较之空门经典“二鼠侵藤”则更为贴近人之生存。迩来学者依据安徽大学保藏的竹简上的两处异文，考出“硕鼠”约莫就是“鼫鼠”，《说文·鼠部》《尔雅》以及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亦有说，也称之为“五技鼠”。《左 传》成公、定公等篇章中亦有鼷鼠啃啮牛角的事变。尔后者出处《法王经》也多被以为是伪经。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中，郑太伯就以鼠为喻评价郑国庄公叔段之乱，称之为“牢鼠不克不及同穴”，一举改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伯的谦谦外貌。

以上，鼠多是负面的外貌。因其为祸，而成为人们占卜凶吉的依据，从而进入十二辰。甘肃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十二地支与十二时候相配，虽与后代的十二生肖不尽相反，但鼠已明白显现。同地所出的简中，又以老鼠上不上窗台来占卜休咎。可见，进入十二时候，有占卜凶吉的本源，另一方面也是古已有之的四时五方的转化。至迟在唐开元前后，阴阳五行十二属相配的编年法已影响到吐蕃、回鹘等地。又因地处偏僻，文明交换有“屏风”式的阻断，使得当地十二属相并未下沉至民俗，编年岁日相沿到清代。甘肃肃州发觉的回鹘文《金光芒最胜王经》上，即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执日’，辛鼠日”，便是用鼠来纪日的。

北魏卢元明《剧鼠赋》首以鼠为赋，其文曰：“群鼠乘间，东西撺掷。或户间出额，或床上捋髭。貌甚舒暇，情无畏惕”，人们对鼠的既爱且憎的分歧心思也可见一斑。北周宇文护之母曾有书信，“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为鼠……”云云。显然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用鼠来标明属相了。南朝梁沈炯亦作有《十二属诗》，此中开篇便是“鼠迹生尘案”。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坟场中就显现了十二生肖的陶塑。可惜这座墓遭到毁坏，未见到鼠的外貌。从烧制技法看，很约莫遭到事先佛龛制造的影响。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墓室上栏一周绘有十二生肖的壁画，正北为鼠，现仅残存嘴巴髯毛局部。不独占偶，河北的湾漳北朝大墓、朔州北齐墓等的墓室中均见有十二生肖图，渐成体系。王倩以为，十二生肖条约四神、二十八宿构成宇宙天下，鼠处于正北，或与玄武相对。隋至初唐，以长安为主的北边地区多在墓志盖四边壸门内镌刻十二生肖。隋开皇七年（587）宋忻匹俦墓为较早的一座，志盖上的十二生肖与四神相配。然将四神安排四刹，鼠则位于正北子位。南方地区则比力盛行塑十二生肖俑，以两湖地区为代表，形制有人物头顶、手持生物以及兽首人身，数种情势。在武汉地区多能见到这些情势，前者属隋文帝年间的武汉周湾大墓中的生肖俑，后者兽首人身则在东湖岳家嘴砖石墓中可以见到。这与南地近巫不无干系，尔后渐渐影响到北边。

长安地区的十二生肖俑以天宝四年（745）的韩森寨唐墓中的最为大观，俑高38—43厘米，兽首人身，皆着红绿彩绘的宽袍大袖。最为忧伤的是，在这座墓中初次看到，子鼠与午马成正北南中轴线分布。之前虽发觉了不少生辰俑，但地点多有扰动。官方信心固然盛行广泛，也难守一定之规，如扬州司徒庙镇的唐墓则有三彩十二生肖俑，仅有九件，未全“十二生肖”之数。而西安西郊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中的生肖俑固然是十二件，但鼠却出了两件，此中缘故亦未可知。

五代辽宋时期，十二生肖俑在北边基本绝迹，然在南方故地固然仍旧，并有向文官俑转向的迹象，如天福四年（939）吴越钱王元妃马氏康陵中，十二生肖就为文官外貌，亦有贴金彩绘浮雕的工艺。外貌的厘革招致神格位份的松动，此墓中的四神在与十二时神的博弈中开头占了上风。北边辽墓固然不见偶尔候俑，却将时候神的外貌绘成壁画，与天官、星宿等壁画体系杂融。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宣化下八里天庆七年（1127）张恭诱墓，墓室顶部外区有十二生肖，皆是文官外貌，仅头部顶着生肖，鼠（子）马（午）正对外，内区则有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可见，十二生肖的功效进一步弱化，且有进一步向吉庆、装饰变化的趋向。两宋官方信心杂且盛，让十二生肖俑改动了原生态，亦使其从地下走向世俗生存，成为十二元辰，或称元神。如敦煌十二元神图题记：“右件十二元神，平凡人本命之日，于夜静烧银钱、駞马、名香、恭菓、并尽形扶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十二时候的神格开头低落，并渐渐走入官方，有点相似于摩睺罗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宗教与信心是将崇尚和杂祀糅合在一同的。福建、江西等地，仍旧有十二生肖俑。如江西朱济南墓，除十二时候俑外，也有仰观伏听、张神仙等塑像。也由于种种信心互为胶葛、拘束，使得十二元辰的神性并未灌注于生物本体之上，尤其是鼠这种极度分歧的生物。

唐宋以及明朝，以鼠为主要目标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除前揭卢元明的赋外，亦有唐陆龟蒙《稻鼠赋》、宋刘克庄《劾鼠赋》、明桑悦《鼠赋》、孙承恩《贪鼠赋》、刘纲《鞠鼠赋》、孙永柞《憎鼠赋》，多以鼠类的贪黠性情来做比兴。这些性情也大多出于人的想象。唯独苏轼《黠鼠赋》翻出一新，形貌一只被装进袋中的老鼠，发声引人注意，继而装死，诱人扔出之后，落地脱逃，着实幽默。而以鼠入画则更为特别，邓椿《画继》“禽兽虫鱼”中并无“鼠迹”，只在“铭心绝品”目下纪录有黄筌的《鼯捕鼠图》。《宣和画谱》十五卷纪录有边鸾《石榴猴鼠图》，应是在本卷“花鸟”中的逸品。别的，钱选也画过《硕鼠图》《禾鼠图》等关于鼠的画作，可惜并未传世。然从邓文原的《题钱舜举〈硕鼠图〉诗》来看，图画约莫也多从《诗经》化出，“禾黍连云待岁功，尔曹窃食素餐铜，一生贪黠终何用，看取人世五技穷”。总体说来，这些有关鼠真实外貌的刻画，皆不脱大足石刻《猫鼠图》的意涵，是将鼠作为人的对峙面来画。如此显然是题材比力局促，画作鲜少也可想而知。

元明之后的画坛，文人画成为紧张的阵营。文人雅尚清寂，天然不愿画老鼠完婚、嫁妹题材的繁华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头用松鼠交换鼠作画。这一乖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扬，颇有鼠之狡黠。比力而言，较早画松鼠的钱选、葛淑英大多只是单纯绘之，到了朱瞻基、孙隆等人，则故意殽杂。彼时，吉利寓意文明也于官方滥觞。两厢映托下，八大、虚谷、华喦、赵之谦等均有松鼠的画作，构成体系，并影响后代。乃至竹刻“三朱”之一的朱缨刻有一件竹雕松鼠纹盒，讨人喜庆。而虚谷《柳栗鼠图》则翻作新曲，松鼠翻转腾空的姿势呼之欲出，承继黄筌以来的写生之法。

而真实的鼠像，则有任熏《十二生肖图》，其首开则为书房闹鼠，其渊源或出自雅集、博古图，在主人案头则绘置一柄汉代雁足铜灯。老鼠、油灯等图像语码，被齐白石所参考。他的《灯台三鼠图》，画风更趋近官方，群众到处歌颂。这就是从干支“子”而至鼠的故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汗青研讨所副研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