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提起贞观之治，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下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画面。若问起唐太宗是如何开启贞观之治这一局面的，大家普遍会结合所学知识，给出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等答案。实际上，这一时段唐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与交往交流交融也是贞观之治必不可少的因素。

唐太宗用毕生精力统一了东北至辽东、西逾葱岭、北越大漠、西南到吐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新局面。唐初在统一各民族地区过程中并非单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灵活地采取了招抚、和亲等方式，最终建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具体措施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羁縻与藩属制度。“羁”是指用军事手段与政治压力来加以控制，“縻”是指用经济和物质的利益来给予安慰。所谓羁縻制度，含义为在边疆设置羁縻府州县等行政单位，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府州县的长官，从而使得这些边疆民族地区成为唐朝的政区，同时这些地区内部仍保留原有的部落管理模式，并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唐代比较有名的羁縻政区有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设置的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回纥归附后设置的燕然都护府等。

除羁縻制度外，在治理中，唐朝统治者所运用的藩属体制越来越成熟，对于王朝绝对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对于广大的藩属地区，则由藩臣、舅甥、敌国三种类型的管理方式构成。总之，唐王朝和众多边疆民族的关系分为正州、藩臣、舅甥和敌国四种类型，由于唐王朝的藩属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而“敌国”关系只有在唐王朝初期存在，舅甥关系则仅有吐蕃，因而唐王朝的藩属管理体制以对众多向唐王朝称“藩臣”的边疆民族为管理对象。

羁縻与藩属制度的实行既有效维护了唐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主权，又减少了管理这些自然环境复杂、交通不便的地区的成本。羁縻府州县中的各族人民在经济方面享有许多优惠，他们的户口往往不登记于版籍，因此可以少纳或免纳租税。对于各民族中遇到困难的人民，唐朝政府也会想方设法予以救助。

和亲、册封与盟誓。唐朝统治者并不排斥与外族缔结婚姻关系，太宗有言：“（和亲公主）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据统计，唐立国289年，和亲达20多次。典型的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太和公主嫁回鹘崇德可汗等，均密切了唐朝与边疆各族政权的联系，有助于国家边境的和平与安宁。

册封是唐王朝强化与周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来说，就是承认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已有的政治地位，通过举行册封仪式给予他们相应的名号。受册封者成为唐天子之“臣”，要对唐天子效忠并履行一定的义务。贞观二年，太宗为拉拢薛延陀对付颉利，故遣使册拜其酋长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突厥平定后，贞观十三年，太宗令颉利可汗族人李思摩率领颉利旧部还其故地，并将其册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

唐代盟誓的对象主要是势力较强的少数民族政权。武德九年，东突厥趁唐朝政局变动，发兵攻至距长安仅40里的泾阳。刚即位不久的唐太宗亲自前往渭水岸边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后者的背约行为。此事以双方缔结便桥之盟，颉利可汗退兵告终。对唐朝而言，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盟誓虽不是一劳永逸之计，但有益于改善王朝与盟国的紧张关系，为国内社会经济的恢复赢得喘息之机。

优待归附首领及子弟。贞观三年突厥突利可汗请入朝，太宗即授其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贞观二十二年契丹酋长窟哥归附，唐廷置松漠都督府，授窟哥以左卫将军兼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连常年与唐为敌的颉利可汗在被俘后也得到了优待。他被授予右卫大将军，赐田宅，死后，被赠为归义王，其子嗣爵。归附唐朝的各族首领之族人也普遍获得了唐朝的封赏。如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入唐后娶衡阳公主，典屯兵于苑内。铁勒可汗之孙契苾何力，诏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敕尚临洮县主。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子弟可以迎娶公主，并担任皇帝的亲信宿卫，称得上是备受优待。慷慨包容的唐朝给周边各族首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愿意主动遣子入侍，如贞观十五年吐谷浑即遣子入侍。

建立海内为一的秩序。唐朝自建立之初便采取开放的政策，鼓励各民族官方与民间的贸易、文化往来。在朝贡贸易方面，各族使臣来朝时会贡献一些当地的特产，以表示“臣礼”，而唐王朝回报的赏赐更是丰厚，价值往往远超贡品。

互市也是唐朝官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建国之初，饱经战乱的社会需要牛马来恢复生产。贞观时，西域安国贡方物，太宗对安国使者说道：“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充分表现出对西域各国商人到来的欢迎。当时唐朝与各民族的贸易主要是用中原所产的茶叶、丝织品、瓷器等手工艺品换取突厥、回鹘、吐蕃等地的牛马以及西域的宝石、香料和药材等。

伴随着政治经济交流，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也不断传入唐朝。贞观时期的《十部乐》中有一多半为“胡乐”，宫廷的乐工与舞者里也有不少“胡人”。唐朝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如唐代著名画家、工程学家，曾绘制《步辇图》，监修翠微宫的阎立本便带有鲜卑血统。与此同时，先进的汉文化也备受其他各民族的仰慕。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当地带去了多部汉文书籍，随后吐蕃还请求派子弟到长安入国学。可以说，唐朝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离不开其自身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广泛吸收。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

综上所述，唐王朝以强大的武力和经济实力为后盾，推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政策，顺利把边疆各民族都纳入到大唐的版图之下，维持了“四夷怀服”的多民族国家局面。隋唐时期北方胡汉文化融合，构建起了跨越农耕和草原文明的复合型王朝。唐朝的繁荣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文化篇章，也是中华大家庭的共同回忆，“统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自觉。

公元7至10世纪，灿烂辉煌的文化之下，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各族人民之间频繁地互动交往，多民族的风俗融合成为人人喜爱的潮流风尚，这是中国古代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阶段性特征。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这一时期，多元文化频繁交流、逐渐交融，孕育出了盛唐文明，诗词、书画、歌舞、开放的心态以及源自骨子里的自信均成为后世的典范，中华民族精神亦由世代传承、深化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