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5月18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央电视台台长任免的消息，连标点符号在内，共73字。全文如下：“日前，中央决定，任命焦利为中央电视台台长，免去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据介绍，这次调整是因赵化勇已达到规定的任职年龄界限，属正常的干部新老交替。”

10年前，当赵化勇接棒杨伟光时，更多是传媒界尤其是电视圈的人关注。

在长达51年的历史中，中央电视台成长为中国最有势力的传媒机构，它从一个报道者，成为了一个被报道者—有时候，人们对中央电视台的兴趣，甚至超越了对它的节目的兴趣。51年前，中央电视台（当时名为“北京电视台”）的第一任掌舵人罗东，多半不会想到这样的情形吧。

本专题以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任免为视角，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角度，理解昔日的“北视”是如何成为今天的“央视”的。

（除署名外，本专题部分图片来源于《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

“我隐约记得杨伟光之前的台长按顺序是罗东、孟启予、任继胜、戴临风、王枫、黄惠群。”在中央电视台服务48年的赵忠祥也不能说清楚，他从1960年进台后经历的历任台长到底是哪些人。

在赵忠祥的第一本书《岁月随想》中，他曾经写到，“至今我仍能收到‘赵忠祥台长收’字样的观众来信。”在很多普通观众眼里，陪着自己长大甚至变老的赵忠祥，怎么也该是台长级的人物了吧。这让赵忠祥有点委屈：“这不是说我沽名钓誉吗？”他有点怨嗔地对记者说，自己就是一个做事的人，是个小兵，和领导们没有什么交集。

“很多人选择沉默，不是没话说，只是他们已做了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既然无愧于心，又何须多言呢？”

“沉默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2008年，中央电视台成立50周年，为此中央电视台编写了一套千余页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这套权威的书籍，除了散见在书里的零星记录之外，没有专门对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进行介绍。

参与编写这套书的中央电视台研究处书籍编辑组的张腾之告诉记者，历任中央电视台台长都有谁，他还真不记得，不过这套书在组稿时是有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的列表的，而且还专门附录了一页，但不知道为什么定稿出书的时候，这页就没了。”张腾之说。

到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站进行一番查找，没有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介绍；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除了杨伟光、赵化勇、焦利，其他人内容实在欠奉。5月20日，记者联系中央电视台老干部处，一位男性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地答应帮忙联系还在世的各任老台长。但是第二天，他非常抱歉地告知，各位老人都表示，不愿意说什么。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雪纯是王枫的女儿，王枫是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改名为中央电视台之后，被正式任命的第一任台长。5月21日，王雪纯替父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说：“面对历史，每个人心态不同，沉默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那拨老电视人，就像她父亲王枫一样，大都不愿意旧事重提，“很多人选择沉默，不是没话说，只是他们已做了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既然无愧于心，又何须多言呢？”

在长达51年的历史里，中央电视台其他历任台长似乎也就这样被遗忘了，以至于亲身经历这些岁月的赵忠祥和专门收集整理中央电视台历史的中央电视台研究人员都记不得他们是谁。

结合《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2008）》，记者经过一番仔细梳理，发现中央电视台自1958年5月1日创办以来的历任一把手是按照如下顺序交替的（括号内为在任时间）：

罗东（1958年～1960年）、孟启予（1960年～1966年）、任继胜（1970年～1980年）、戴临风（1973年～1982年）、王枫（1982年～1988年）、黄惠群（1988年～1991年）、杨伟光（1991年～1999年）、赵化勇（1999年～2009年）、焦利（2009年至今）。

在这本书里，除了冷冰冰的时间数据说明他们各自主政中央电视台的时间，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并没有更多的记载。不过，记者经过查找资料以及对有关知情人士的寻访，中央电视台51年历史上的各任一把手的更迭情况逐渐浮出了水面。

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但在拼命耕耘的第一代电视人的努力下的确达成了。

“主任”时代

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第一任“一把手”罗东从来都没被叫过“台长”，他一直是被称为“主任”，级别为处级。

1958年，新中国诞生了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这个“北京电视台”并不是现在的地方卫视，而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1978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在中央电视台2008年拍摄的专门为了纪念中央电视台诞生的纪录片《开创》中，留下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任“台长”罗东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照片，也留下了他人生垂暮时的最后影像。1998年，罗东因病去世，享年80岁。

在中央电视台首部年鉴—《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前几页的照片集锦中，收录了杨伟光之前的中央电视台历任领导人的照片，罗东排在第一位。这本年鉴也对这些中央电视台史上的老电视人做了人物志。

1957年8月17日，当时主管广播电视事业的中央广播电视事业局决定成立“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任命罗东为主任，孟启予（女）、胡旭为副主任。

为什么罗东、孟启予、胡旭等人被指定来当筹备处的正、副主任，承担起在新中国建立电视台的开创性责任？从他们的履历上来看，他们当时完全可以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资深新闻宣传人。

时年39岁的罗东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中共平山县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等职。1945年8月起任《冀晋日报》副总编辑、《鄂豫报》社社长等职。1949年5月，他参加接管国民党武汉广播电台，后任武汉新华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1957年他被调往中央广播事业局任编委。

而37岁的孟启予则是个资深的广播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成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带领一班人创办了少年儿童广播节目，1955年她又奔赴莫斯科华语广播电台当编辑。

39岁的胡旭也在文艺团体、广播系统工作多年。

为了让罗东他们全面了解电视台的技术业务和管理，1957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派罗东和孟启予等赴前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考察访问。

就是当年这个戴眼镜、一副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形象的罗东，1958年3月从欧洲一回来，就宣布，北京电视台要在1958年5月1日开播。

一没有设备，二没有人才，却要在两个月内让中国从来没有的电视信号发射出去，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个目标在拼命耕耘的第一代电视人的努力下的确达成了。

对于当时所有同事的疑惑，罗东曾充满自信与远见地说：“虽然电视刚刚起步，但我们电视台一定会超过其他媒体，我们现在是来铺路的，我们将来会为今天的选择感到骄傲和自豪。”

1959年10月10日，中央正式任命罗东为“北京电视台”（对内仍称“电视部”）主任，孟启予、胡旭为副主任。罗东的级别是处长，因为“北京电视台”是隶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处级部门。

孟启予后来回忆自己任上最难忘的事情是她要到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电视台”台标。

首次更迭

1960年9月15日，广播电视事业局党组任命孟启予为局党组成员，并任北京电视台“副台长”，负责全面工作。而老“主任”罗东则前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当时是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中央电视台历史上首轮一把手的更替不是因为年龄，完全是因为工作安排。这次更替，是一次处级干部的更替。

在中央电视台51年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任女性一把手，一位是在罗东之后的第二任台长孟启予，一位就是在杨伟光之前的第六任台长黄惠群。

1963年12月3日，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丁莱夫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宣布：孟启予任北京台代理台长（对内称“代理主任”），负责全台工作，重点抓宣传业务。

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电视人，出生于1920年的孟启予参与创办了“北京电视台”的全部过程，而且，从1957年到1982年离休，她就再也没有离开中央电视台。

孟启予后来回忆自己任上最难忘的事情是她要到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电视台”台标。这个台标从1965年1月1日一直用到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

不过，“文革”一开始，孟启予就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并从此靠边站，“北京电视台”进入军管时期，军代表负责主持电视台工作。

和赵忠祥同时被招考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女播音员吕大渝在她的回忆录《走近往事》里提到，“文革”开始没多久的一天，她看到平日里风度翩翩的孟启予面色阴沉，戴着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原来她被人剃了阴阳头。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制片人陈晓卿，于2006年3月3日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我们没有完全失忆》中写到，他在一堆被废弃的胶片里，亲眼看到记录孟启予被人一巴掌从台上掴到台下的废弃胶片。

直到1973年1月，军管小组撤离，孟启予才又被任命为副台长。而且在四位副台长中排名最后。担任台长的是由军代表转任的任继胜。

从负责全盘工作到排名最后的台领导，中国电视的拓荒者孟启予“不升反降”，直到1982年离休，她都是排名靠后的副台长。甚至在《杨伟光的中央电视台岁月》一书中，一张杨伟光和孟启予的合照，孟启予的名字被写成了“盛启予”。

中央电视台的“文革”岁月和当时中国的所有其他单位一样，被认为是混乱不堪、备受挫折、受到严重干扰的一段时光。

了无痕迹的替换

梳理中央电视台历史，会发现，1973年到1980年间，中央电视台有两位“一把手”，一位是军代表出身的台长，一位则是资深的电视人。这是段跨越“文革”的岁月。

因为“文革”，孟启予和她下一任压根就不存在交替。她后来又成为她下一任的下属。

中央电视台的“文革”岁月和当时中国的所有其他单位一样，被认为是混乱不堪、备受挫折、受到严重干扰的一段时光。甚至在1967年初，因为电视节目的匮乏，电视台停播了一个月。这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直到1967年2月4日，节目才恢复播出，也是每周播一次，后来才增加为每天播一次。

1967年12月12日，中央决定对中央广播电视局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派军代表毛德厚“空降”“北京电视台”主持工作，一直到1970年1月。

毛德厚1973年至1976年间担任中央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但他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并不认为是台领导，《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的历任台领导照片中没有他。

1973年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撤出后，中央任命任继胜为“北京电视台”台长。徐国盛、戴临风、王枫、孟启予为副台长。这个班子一直保持到1976年。

纵观任继胜的履历，这位出生于1922年的山东淄博人，从1940年参加革命直到1973年被任命为台长，一直就是个纯粹的军人，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各级政委。到电视台之前是地区一级军分区黔阳军分

作为军人出生的任继胜显然对电视台的业务并不精通，因此几乎从1973年1月开始，已经担任副台长10年并兼任新闻部主任的戴临风，主管电视台的各项业务工作。

在《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中明确记载了1979年时各任台长的分工：副台长戴临风主持全面工作，侧重管宣传；副台长徐国盛主管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副台长王枫主管事业建设、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副台长孟启予、阮若琳分管电视宣传兼任总编室主任。

多位中央电视台老人告诉记者，在他们印象中，从1973年起到1982年，戴临风的确是以副台长的身份，实际承担中央电视台一把手的工作。中央电视台1994年年鉴记载，任继胜直到1980年3月，才从中央电视台调出，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从公开的资料看，戴临风和他的上任任继胜也不存在交替—这，或许是一个时代接替一个时代，最了无痕迹的一种方式。

戴临风1939年参加革命以来，当过艺术学校的老师，也做过文艺团体艺术研究室主任，后来到中宣部工作，是个典型的文化干部，有着浓郁的文化情结。他对中国原创电视连续剧的发展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他是87版《红楼梦》的监制，拍摄《红楼梦》就是他拍板决定的。

1979年导演王扶林从英国考察回国，提到英国改编的莎士比亚剧集，畅销海内外，深受全世界观众欢迎，戴临风拍板决定，也要把中国自己的文学经典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首当其冲，就是要拍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

87版《红楼梦》中最年轻的编剧周岭因为这部电视剧和戴临风相知。周岭告诉记者，认识戴临风以来，戴身边的人就从来没有叫过他“戴台长”或者“戴老”，大家全都叫他“老戴”—包括《红楼梦》剧组当年那些小妮子和小男孩们。

2003年《红楼梦》剧组20年后在《艺术人生》再聚首，这部剧的监制、83岁的戴临风就作为特别嘉宾来到了“大观园”。

1982年，62岁的戴临风被免去副台长的职务，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的顾问。1985年，他正式从顾问的位置退下来。

从1963年9月被任命为副台长，直到退居二线，春晚现场。以技术出身的第五任台长王枫，在1983年开启了央视春晚的辉煌。戴临风都是副台长。周岭后来才知道，因在“文革”期间，他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发表了后来看来是正确但在当时看来“反动”的言论，被称为中宣部的“九条大鲨鱼”之一。2009年春节期间，89岁的戴临风去世，这个消息没有见诸报端。

中央电视台台长从王枫开始明确定级为司局级。

真正的“台长”

从严格意义上讲，第五任台长，1931年出生的王枫，算是首位能够被称为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人。他在《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年》的人物志上是被排在第一位介绍的。

从他开始，中央电视台台长开始越来越被重视，并开始出现广电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先例。

此外，中央电视台台长从王枫开始，明确定级为司局级。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英文呼号CCTV。

1982年11月，王枫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台长。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王枫是唯一的以搞纯电视技术出身并担任台长的人。

王枫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电视技术的人。1953年，他和9位青年技术人员被选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学习了两年，主攻无线电大功率发射机制造技术。

从王枫的履历看，他从1946年参加革命开始，后来就一直在广播系统担任技术员或者技术官员、研究员。1973年5月，曾带团到欧洲考察彩色电视的他，被调往中央电视台担任副台长，开启中国的彩色电视工程。

1972年初，为尽快开办彩色电视，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批准，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技术业务办公室副组长的王枫任团长带领考察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瑞士、英国等考察。

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是：1.确定我国的彩色电视制式；2.学习建设彩电中心的经验；3.引进先进的彩色电视设备。

“王枫确定我国彩电选用彩色和黑白能兼容的PAL制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曾经写过《中国电视史》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郭镇之如此点评王枫。

在郭镇之眼里，王枫因为是技术出身，对于电视内容上的工作，比较倚重几个副台长，而且也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非常谦逊，也很有民主工作作风，很多事情都是集体研究决定。

也就是在技术官员出身的王枫时段里，中央电视台开始了每年大年三十的影响全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春节联欢晚会直播之旅。1983年的首届春晚是个创造性的发轫。

另外，他也延续了戴临风对古典名著改编成电视剧的思路，担任过大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总监制，《三国演义》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还参加了大型连续剧《唐明皇》以及《人与人》《话说长江》等特别节目的组织策划工作。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他担任亚运会组委会广播电视委员会主任，成功地完成了亚运会的广播电视转播工作，从而显示了我国作为世界电视大国的实力，为此国际奥委会授予他“奥林匹克贡献奖”。

1987年7月，王枫为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88年他辞去台长职务。

1988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领导班子调整名单—台长：黄惠群；副台长：洪民生、杨伟光、陈汉元、于广华；总工程师：陈同耕。1988年6月，洪民生为总编辑。

黄惠群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时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特殊时期。

两强相若，第三者上

接班王枫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是黄惠群，这在当时让人很跌眼镜。至少在当时排名在她之前的杨伟光有些意外。

杨伟光透露，1985年让他从当时强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征求他的意见时，组织上其实已经确定了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和准备后，将接替即将离任的老台长的位置这一思路。但事情并非他想象中那样顺利，虽然尽管他来到中央电视台不久，就把新闻改革搞得有声有色，但还是在第一次征求台长人选意见时，“名落孙山”。

杨伟光觉得，即使因为自己资历尚浅，只来中央电视台三年，还不能马上提拔足够服众，排名在他之前，一直在业务口的洪民生（主管文艺），以及排名在他之后的陈汉元（主管纪录片）也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担当台长这个职务。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中国电视史》，郭镇之教授1984年到1985年间在中央电视台考察了差不多两年，对于当时中央电视台上上下下各部门都非常熟悉，当时各个部门几乎都有她认识的朋友，这些中央电视台的朋友也愿意对她这个研究者谈及台里的一些事情。

对黄惠群接棒王枫这段历史，郭镇之的了解和杨伟光的回忆大致相同。那个时候，杨伟光的确因为资历浅并没有特别的说服力，因此他当时并不在台长的第一人选位置上。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服务26年的洪民生和27年的陈汉元，因为实在能力和资历不相伯仲，上级觉得不论提拔谁都可能对另一位造成某种伤害，最后，干脆把这几位候选人中最没有可能的黄惠群提上来当了台长。

1985年7月来中央电视台之前，黄惠群担任过翻译，在高校担任外语教学工作。后来进入广电系统主要从事的是干部、党务、外事工作，并没有多少业务主管经验。

其实从时间上讲，黄惠群也是1985年7月才从广播电影电视部干部司副司长的职位上调到中央电视台，和杨伟光几乎是同时到中央电视台。但出生于1931年的黄惠群的年纪比其他几位候选人都大些，也在上级主管部门待过。

自1984年中央电视台设总编辑以来，一般都是台长兼任总编辑，但黄惠群没有。而且，到黄惠群从台长任上退下，她都是司局级，并没像她的上任王枫那样卸任之前被提拔为广电部副部长。

郭镇之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她在某个场合碰到黄惠群时，谈起她1989年主政中央电视台的岁月，黄惠群记忆非常清晰，而且把当时发生的各种见闻和故事都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郭当时就感叹，“应该让记者来采访你，你实在是个太好的口述历史的人选。”

在郭镇之看来，正因为黄惠群在广电业务非专业，所以她比较超脱，主要就是发挥她突出的协调能力，充分调动其他几位业务副台长的能动性，牵头把中央电视台的各项工作组织协调起来。

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时代，更多则被认为是杨伟光时代的一种延续。

最突兀与最正常的

和以往所有的新旧交替相比，杨伟光和赵化勇的交接棒算是最正常的一次过渡。1999年杨交棒时，63岁的他已经超龄3年，也已经主政中央电视台8个年头。

1999年赵化勇接棒杨伟光之前，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整整工作了24年。这是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接棒前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间最长的。赵化勇197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一直到2009年卸任，唯一呆过的地方就是中央电视台。

正因为赵化勇在中央电视台所呆时间够长，对于中央电视台的各项制度也足够熟悉，赵化勇和杨伟光的交接基本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正常过渡，顺理成章，在当时看来都不能构成一个新闻。

杨伟光与上一任黄惠群的交接则显得有些突如其来。杨伟光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任免情况。

1991年12月18日下午，他突然接到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和副部长王枫打来的电话，电话很简单，让他不管在做什么，马上赶到他们办公室去。

这个电话让杨伟光觉得不同寻常—两位部长不是不清楚，这个时候他都在审看当晚要播出的《新闻联播》，这是他一天之中最紧张的工作时段。

一肚子疑惑的杨伟光匆忙赶到部长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了三个人：艾知生、王枫、黄惠群，都是他的领导。

看杨伟光进来，艾知生没有任何寒暄和客套，就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对杨伟光说：“让你来是要向你宣布一个中共中央的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伟光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

就这样，来到中央电视台6年多的杨伟光接替了黄惠群，成为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第七任台长，而刚满60岁的黄惠群，立即被中央组织部免去职位。

和以往的历任台长不同，杨伟光没有经过革命岁月的洗礼，是一个纯粹“三门”台长：即由家门进校门，由校门进机关门这样一路走来，所有的能力和业绩都体现在工作上，所谓的资历和背景也来自长达数十年的广播电视工作。

在这一点，继任者赵化勇和杨伟光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从普通的编辑记者到台长，赵化勇用了24年。1993年赵化勇被提拔为副台长，当时是排名最后的副台长；1997年他已经是第一副台长。

杨伟光主政中央电视台的这八年被中央电视台人和传播学者们一致认为是中央电视台光荣与梦想的“黄金八年”，也是中央电视台发展最快的岁月。在这段时间，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贴近老百姓的崭新的新闻节目成为中央电视台缔造自己国家大台形象的重要砝码；广告标王的争霸赛也让中央电视台成为史上最赚钱的媒体；香港回归直播大考的圆满成功更成为中央电视台跻身世界一流大台的标志性事件—杨伟光上台伊始提出要将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

因为中央电视台重要性的提升，杨伟光告诉记者，也正是他主动向广电部提出，应该要把中央电视台的级别定位副部级了，可能是因为杨自己本身出自电台，他也一并提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台长都应该是副部级。

1994年，杨伟光被任命为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级别副部。1997年，广电部三个直属事业单位：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由正局级提升为副部级。

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时代，更多则被认为是杨伟光时代的一种延续。但他并不像杨伟光那样被任命为广电总局（前身是广电部，也是正部级单位）的副局长，只是从一开始担任台长就一直是广电总局的党组成员，级别是副部级。

郭镇之认为，作为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赵化勇，和那些是革命老前辈台长以及带领中央电视台走向辉煌的改革派杨伟光相比，给外界的印象一直都是低调不张扬的，比较谦逊谨慎，办事可靠。

中央电视台一些老人透露，其实在那个时候，杨伟光更看好的是一直在新闻采编一线工作的副台长李东生。出生于1955年、1978年就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李东生，曾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重大活动的报道任务，随中央主要领导出访近40个国家，参加六届人大、七届人大、八届人大，党的十二大、十四大、十五大，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工作。但李东生1994年12月才被任命为副台长，资历尚浅，在当时的副台长排名中也是靠后的。

李东生后来在政坛发展不错，2000年出任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2002年5月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8年3月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建国60周年报道是中央电视台今年的重点工作，也是新台长焦利的第一项重任。

第二次“空降兵”

2009年5月16日，焦利接棒赵化勇，结束了中央电视台长达十年的赵化勇时代—赵化勇是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任职时间最长的。

焦利成为中央电视台史上第九任台长。焦利，在许多人看来—包括中央电视台人也包括传媒学者也包括看客，是典型的“空降兵”。

“中央电视台台长更迭史上出现过两次空降兵，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就是现在。”专门研究中国电视史的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郭镇之如此点评这次中央电视台史上的第八次更迭。

拥有高级编辑职称的焦利的升迁路线图非常简洁：在《辽宁日报》当过记者、社长，更重要的履历在宣传部—从辽宁省委宣传部到中宣部，然后就直接到了中央电视台。

对于一些心系中央电视台的人来说，一个从公开履历看来，此前从来没有在广电系统待过，也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中宣部副部长，此番空降“中央电视台”，显得太突如其来，也让他们多少为焦利和中央电视台都捏一把汗。

建国60周年报道是中央电视台今年的重点工作，也是这位新台长的第一项重任。

郭镇之就指出：“恐怕这位新台长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要认真考虑，那就是怎么让自己更有说服力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导陆地也指出：“中宣部的管理方式和身兼事业和企业双重性质的中央电视台的管理方式大相径庭；作为媒体的中央电视台，未来肯定要更加开放，更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未来的发展路径才会符合时代的发展。”

这，对于中央电视台和焦利，无疑是个考验。（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