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我经历过啃草根吃牛皮)

三年困难时期，我经历过啃草根吃牛皮

（挖野菜 网络图片）

所谓“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但是各个地方又稍有不同。在此时期，我们本村的老干部由于跟不上形势、思想右倾都下了台，主要干部是从外村派来的，极左思想严重。虽然1959年我村的收成比1958年少了许多，但所交的公粮却比1958年还要多，这下把人们的家底全掏空了。到了1959年冬天，人们的口粮就开始捉襟见肘。公社化时期办的食堂也因缺粮散了摊子。

记得1959年大年三十，家里不知道怎么搞了点棉籽，赶紧磨成面做成了窝窝头，觉得那个好吃呀！可这东西拔干，吃进去拉不出屎来，憋得难受，用手往外掏大便。

1960年的春天，户户缺粮，人人挨饿，家徒四壁，饥饿程度达到了顶点。烂在地里的干红薯也被捡回来吃，野菜被挖光，草根树皮能吃的也都被剥光。能弄到点榆树皮已经是好东西了。

吃饭时一般就是野菜、山药叶子、山药蔓面，有的把枕头里的多年陈秕子也磨成面吃了。到了上学的时候，中午需要带饭，家里没粮食，我和姐姐每人只能带一点干萝卜片充饥。

那时，我们周围的村子都比我们好一些，我有时去中豆屯我姥姥家拿一些干粮，有时去李周村我大姑家要一点山药叶子，以解决我家的燃眉之急。

有一次，我和母亲把生产队院墙上搭着的虫吃蛆咬过的一张干牛皮拿回家去，把上面的毛烧掉，搁上火碱放在锅里煮了好几个小时，捞出来一尝，尽管咬不太烂，但觉得味道比牛肉还好吃，可算见了一顿腥水！

我还吃过冻死的鸡、鸟等动物。一次在村南边一个大院里，扔着好几只得了猪瘟的死猪崽。我掂了两只回来，也不管有毒没毒了，把小猪崽褪毛(内脏扔掉不敢吃)煮熟后，全家人可解了馋，幸亏没有中毒，真是万幸！后来再去找，早被别人拿走了。

初春的一天，我在北井北边的地里挖蔓茎根儿。父亲从村里赶来，边走边张望，看到我还站在地里，一下松了口气。原来他在村里听说外村的一个小男孩去挖野菜，到了地里就起不来了，死在了地里。他担心我，跑来看我还活着，这才放心，赶紧把我拉到了家里。

到了春天，地里的绿芽一出来，人们可算有了盼头。什么柳树芽、杨树叶、碱蓬菜、苦菜，能找得到的野菜人们都吃过。要是能搞到点榆钱，能弄点苜蓿，那就是上等的菜了！

一天晚上，我和群生嫂、焕生三人到康疃村南的苜蓿地里偷甜水井村的苜蓿。她们俩都背着筐，我拿了条口袋。等我们偷得快满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了，吓得我们赶紧跑啊！也许是离康疃村近了，也许人家也没有玩命追我们，总之没追上。等到了家，她们俩筐子里的苜蓿颠得只剩下了个筐底，而我的口袋里的苜蓿基本上没少，到家倒出来一大簸萝，这下几天都饿不死了。

由于饥饿，妇女普遍不来例假，吃野菜吃得人人浮肿。还有一种怪病，浑身发热，就是不出汗，人们憋得难受，只好躺在泼了水的地上，用湿地的阴凉来降点温。

当时人们在生产队干活，看到什么就吃什么。生玉米、生豆子，生茄子，抓起来就往嘴里送，还怕干部们看见。最好的活是刨山药。这东西吃起来比生粮食好吃多了，干部们管也管不住，活命要紧。

由于我们村的特殊原因，三年困难时期所受的灾难比周围各村都严重。人们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有的要饭，有的讨荒，有的闯关东，各自想着逃活命的法子。我前面文章提到的大顺、二才一家，就是这时当“盲流”逃荒去了东北。

我有个小学同学叫张伍生，和我同岁。饿得肠子太薄了，去他的姥姥家走亲，吃了几碗杂面疙瘩，结果撑破了肠子，死在了从姥姥家回来路上的一个破庙里。我至今记得他的模样，瘦高个子，俊俏的白净脸，平时挺活跃。多好的人啊！就这么走了！

还有不少老弱病残者，说是病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有时饿死了人，活着的人连抬棺材的力气都没有。村里一共饿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怎么也有二十多个人吧！

1961年4月8日，武邑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力争在三年内把农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随着政策的逐步调整，分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扩大了小队的生产自主权，情况才逐渐好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