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在宗庙举行了盛大的告祭仪式，“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把自古公亶父以来为周王朝建立打下基础的历代先祖都告祭了一遍。

但这里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角色：邑考。

邑考，也就是传世文献中的伯邑考。伯，是老大的意思。《史记》曾有记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这段记载是说，伯邑考是周文王的嫡长子，与周武王一样都是正妻所出，只不过周文王废长立幼，立了二子发为太子，并且长子伯邑考死在了周文王前头。

伯邑考被周武王列入了宗庙祭祀的行列，说明他生前也为克商立下了功劳。那么伯邑考究竟做了什么呢？这不免让我们联想到商末周初的一桩“惨案”。

《帝王世纪》记载：文王长子叫伯邑考，给纣王当御手，纣王听信谗言将伯邑考杀害做成了肉羹，还赐给周文王食用，结果周文王毫不怀疑地当场吃掉，纣王大喜，说“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这段记载后来经过《封神演义》的采纳传说，变得家喻户晓。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身为长子的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质时被冤杀，的确值得位列宗庙，受后人祭祀。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奇怪的称呼上。

姬是周朝的国姓，按照现代姓加名的称呼方式，我们可以把文王的众多儿子叫做：姬发、姬旦、姬鲜，以此类推，长子应该叫姬邑考。按照长幼顺序叫，则应该是伯邑考、仲发、叔鲜，直到最小的叫季载。

当然，文献中是没有这种叫法的。先秦时的称呼方式往往是封地（官职）加私名，比如管叔鲜、蔡叔度等等，二子姬发因为称王，所以叫“武王发”。

不论哪种称呼构成方式，“伯邑考”都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周武王姬发名字的含义是射发，管叔鲜名字的含义是美，周公旦名字的含义是明日初升，周文王众多儿子的名字都寄托了某种美好的寓意。

但伯邑考三个字却带着一股“死人气息”。《礼记》有明言：“生曰父，死曰考”，“考”是对亡故人的尊称。而邑则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国或封地，二是通冤读音。伯邑考翻译过来就是死去的父兄或冤死的老大。

显然，这绝非是一个人活着时候的称呼。说纣王烹杀文王长子，毫无疑问属于后世追记，所以才有了用死后尊谥来指代当事人的情况。

史书能够详细记下伯邑考被杀的诸多细节，却唯独没有记下其真实名字，这显然有点反常。更让人费解的是，周武王克殷后，同母兄弟八人皆有封地，甚至就连大禹的后裔东楼公、纣王之子武庚都有了封地，唯独这位嫡长子“其后不知所封”。

伯邑考成了无名、无封地、无后的“三无”人士，是商末周初结局最“神秘”的人物。

而《清华简》的出现，则直接引发了清华北大两座高等学府关于伯邑考的“硬刚”。

《清华简》全称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是清华大学从境外抢救回来的一批战国楚简。经过多年整理释读，清华大学在2011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篇叫《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清华大学认为，这篇内容与传世文献《尚书》中的《金縢》大致吻合，是《金縢》篇的战国写本。

北京大学教授率先提出质疑。因为《清华简》中的《金縢》出现了这样一句：“就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而《尚书》中的《金縢》则是这样记载的：“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

两者最大的差别是《清华简》多了一个“兄”字。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管叔因不满周公摄政，散布政治流言。但管叔是文王第三子，其上分别有伯邑考和武王发，武王发已死，那么《清华简》的意思就是指管叔和大哥伯邑考等众兄弟散布对周公的流言。

这显然颠覆了伯邑考死于武王继位之前的既有认知。

对此，清华大学坚持《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是战国竹简的真实性，并为“群兄弟”作了一条注：“群兄弟，今本作‘群弟’”，同时删掉了“伯邑考既已前卒矣”的内容。

但北大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却连撰两文，直指清华注释错误，认为《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是今人的伪作，是模仿《尚书·金縢》中“周公欲代武王死”的故事，写成的“周公欲践天子位”故事。

显然，清北硬刚的一个焦点，就是伯邑考究竟死于何时。

1如果《清华简》的记载为伪造，那么伯邑考的确在周文王时代就已去世（至于他是病死还是真的死于纣王之后，我们在这里不作赘述），已经早亡的人就不可能在武王死后和他的三个弟弟一起制造周公的流言。

如此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如北大教授房德邻所言，《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是窜改《金縢》而成的伪作，混入了战国简当中，自然也就没有了学术价值。

个人认为，《清华简》提到的伯邑考与管叔编造周公流言的内容属于孤证，无论是《史记》还是《逸周书》均提到了伯邑考早亡，甚至有学者考证伯邑考是刚出生时就被周文王以“杀首子习俗”给吃掉了，所以才没有留下真名，只有伯邑考这个奇特的代称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