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士大夫”到底是什么“官”？它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最近几年，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先后去世，各家媒体纷纷表示了对他们的悼念，有的媒体还评价他们是“最后的士大夫”。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最后的士大夫”，会发现有很多前辈学者都获得过这个称号。

那你可能就会问了，“士大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士大夫”在历史中究竟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士大夫”的内涵是什么？这个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士大夫”其实是两个词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词是“士”，另一个词是“大夫”。

所谓的“士”，最初就是指成年男子。所以“士”经常和“女”成对出现，士就是成年男子，女就是成年女子。

《诗经》里有一句诗，叫“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这句诗是一对夫妻的对话，女的说：“你听，鸡开始打鸣啦。”男的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接了一句：“天还没亮呐。”这里的“士”和“女”就是成对出现的。

在上古时期，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是氏族公社，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在氏族公社当中，一个男人成年以后，就要举行“士冠礼”的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就是由长辈为这个小伙子戴上一顶头冠，表明他正式成为了“士”，也就是这个氏族公社的正式成员，以后就要参加劳动，还要一起参加对外的战斗。

虽然“士”最初是泛指成年男子，但后来这个词的范围渐渐缩小，变成了贵族阶级的通称，这其实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决定的。氏族公社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某些公社征服了其他公社，把他们变成自己的附庸。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征服者居住在城市的中心，享受相对高质量的生活，被征服者就只好住在郊区和野外，辛苦地劳动，然后定期向城市里的征服者缴纳劳动果实。

到了西周的时候，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叫作“国人”，居住在郊区野外的人叫作“野人”。“国人”中的成年男子仍然可以举行士冠礼，获得“士”的称号，“野人”已经失去了举行士冠礼的权利，也就不配被称作“士”了。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士”这个名称已经具有统治阶级的色彩了。

与此同时，征服者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征服者的人口渐渐繁衍，一部分人就成了统治者，也就是贵族阶级；另一部分人就成了被统治者，也就是平民阶级。“士”这个名称，就成为贵族阶级的专属。

儒家的经典《礼记》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是怎么判断你家孩子是不是长大了，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士之子”也就是贵族家的孩子，那你就看他会不会接待客人，如果他会接待客人，和客人聊聊天，就说明他已经长大了。但如果是“庶人之子”，也就是平民家的孩子，那就看他能不能背柴火，如果能背，那就说明他已经长大了。这是赤裸裸的歧视，这说明“士”这个名称已经变成了贵族阶级的特权了。

那“大夫”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夫”也是贵族阶级内部使用的一个名称。在《左传》《国语》等周代文献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等级化的表述，贵族阶级内部从高到低分别叫作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说明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由高到低分化出了不同的层次。其中“大夫”和“士”都是低等级的贵族，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也比较模糊，所以“士大夫”也就变成了对于整个贵族阶级的通称。

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比如在古代日本，“武士”就是最低一级的贵族，也经常被用来称呼日本的整个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信奉的共同价值观就叫作“武士道”。

总结一下，所谓的“士大夫”其实就是早期中国社会中对于贵族阶级的通称。

“士大夫”平时都做些什么？

他们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项叫作“事”，做事的事，就是处理公务，担负起国家的日常行政。这意味着士大夫一般都是具有一定行政职务的。

东汉的《白虎通义》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意思是士大夫的这个“士”字和做事的“事”字其实是相通的，一个人要担负起行政事务，才配被称作是“士”。
士大夫的另一项任务叫作“学”。就是要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前面说的《白虎通义》里还有一句话，叫作“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就是一个人要能博古通今，辨别是非，才配被称作是“士”。

想要做到这些，那当然要通过学习。

根据周朝的礼法，贵族家的子弟必须从小就进入学校学习，这时他们有个特殊称谓叫作“学士”，就是正在学习知识的士。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学士”这个词来翻译西方传进来的大学本科学位，今天在大学接受了本科教育，拿到的学位也叫“学士”。

有一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周朝的“学校”不仅是教育场所，贵族们平常还会在这里集体行礼、奏乐、集会、聚餐以及练武。所以当时的学校其实和我们现在说的“沙龙”或者“俱乐部”其实有点相似，是贵族们进行社交的重要场所。贵族子弟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还可以结交人脉，这对他们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

在士大夫这个群体产生的时候，其实就是两种角色的混合：一方面负责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传承知识和文化。这个时期的士大夫叫作“封建士大夫”，这里的“封建”和我们平常说的“封建残余”那个封建不太一样，用的是“封建”这个词的本意，也就是周天子把土地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各自建国，共同保卫周朝王室。所以我们可以把周朝看成是一个“封建时代”，把这个时代的士大夫称作“封建士大夫”，这就是士大夫的最初形态。

封建士大夫为什么消失？他们又是怎么被官吏和儒生所取代？

西周的时候，政府主要通过周公制定的“礼”来治国。这个“礼”究竟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礼”就是西周时期制定的一套成系统的仪式规范，它包含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领域。比如朝见天子、祭祀祖先、男女婚配，甚至社会上的各个阶级该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都有详细的规定。在西周时期，这套规范基本都得到了遵守，于是维持了将近三百年的太平。

但到了东周时期，这套规范渐渐就失灵了，没人还会把它当回事，这就是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为什么周礼会失灵呢？

这是因为，周礼能够实施的前提，是当时的社会结构还比较简单。但社会是终究要往前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就像鸡蛋一样，它本来只有蛋清和蛋黄，但在孵化过程中，就会慢慢长出小鸡身体的各个部分。新的社会分工产生以后，就会突破周礼的框架。于是周礼就慢慢失灵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东周时期频繁爆发战争，战争讲究的是效率，是尽可能杀伤敌人，保全自己，也就没人会遵守周礼了。比如宋国和楚国打过一仗，宋国的君主宋襄公就仍然坚持周礼，拒绝在楚国军队渡河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重伤，不久以后就死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宋襄公的哥哥子鱼，都觉得宋襄公是个笨蛋，打仗还讲什么周礼。可见，残酷的战争也是导致礼崩乐坏的重要原因。

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之下，贵族阶级逐渐解体，封建士大夫这个群体也就逐渐消失了。很多贵族流落到民间，开始向平民传授学问。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个贵族，曾经在鲁国当过大夫。孔子和儒家的主要思想是重新实行以礼治国，所以儒家其实是西周礼治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同时，孔子并不是要求机械地恢复周礼，他对周礼做出了新的解释。

在孔子看来，周礼的核心精神就是仁义的“仁”。什么是“仁”呢？“仁者，爱人”。也就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作为政治的基础。这种情感中最为核心的又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所以儒家主张以家的模式来安排政治：臣民服侍君主，应该像服侍父亲那样；同样君主也应该“爱民如子”，也就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对待臣民。

所以，儒家认为国家法律不能完全排斥人情，如果法律和人情有冲突，那么就应该以人情为优先。

基于这种观念，儒家认为理想的治国角色应该是“君子”，君子并不是只会听从上级命令，专门处理行政事务的人，他们具有完美的人格和精神感召力。儒家的这种想法，更多是一种社会理想，他们对于政治中的技术性层面并不关注。这就和另一个人群，也就是“官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官吏这个人群是从哪冒出来的？

在西周时期，治理国家的主要是贵族。当时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行政事务也不是很繁琐，贵族只要恪守周礼就可以治理国家。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比如收税、刑罚等等，贵族就会找几个人来做帮手，这些人就是官吏的前身。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导致“礼崩乐坏”。同时，具体的行政工作也越来越复杂，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官吏的地位也就有了相应的提高。

对于君主来说，官吏比贵族更听话，更好控制，因为贵族拥有自己的封地和收入，可以对君主构成威胁；官吏没有自己的封地，只能靠君主给他们发薪水。所以君主就想用官吏去取代贵族，这样君主就可以直接控制全社会，不需要再让贵族这个中间商去“赚差价”。战国时兴起的变法运动，目的就是用官吏取代贵族，建立官僚制政府。当时积极主张变法的人群，就是所谓的“法家”。法家的立场，基本代表了官吏的立场。

法家的基本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依靠各级官吏去管理国家，官吏们的最高领袖就是君主本人；第二条，官吏依照系统的成文法规去管理国家，处理行政事务要以法规为准绳。至于儒家所强调的人情，在法家看来都是不可计算，也不可控制的东西，考虑这些东西会影响行政效率，所以应该对这些统统加以排斥。总之可以归结为一点，法家追求的是效率优先。

儒生和官吏这两种角色代表了封建士大夫身上的两面：儒生代表文化传承的那一面，官吏代表日常行政那一面。同时，儒生追求社会理想，官吏追求效率优先，这两种人之间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这种矛盾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为了解决这组矛盾，有两个人分别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

第一个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把效率优先这个导向发挥到了极致。表现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那就是完全用官吏来治理国家，利用官吏去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结果激起了民变，秦朝二世而亡。

西汉末年的王莽

第二个人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王莽是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他把社会理想这个导向发挥到了极致，任用了一大批儒生，想要恢复西周的制度。结果儒生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空有治国理想，完全不懂治国的技术。比如儒生说要恢复井田制，王莽就真的下令，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多的要自觉把土地分给乡亲们，不然就抓起来。结果当时的监狱里就住满了人，最后各地的豪族就起来反抗，把王莽政权推翻了。

历史就像是一个钟摆，从秦始皇到王莽之间这200年间，在两个极端中间走了一个来回，最后证明儒生和官吏这两种人还是应该合二为一，才能把中国治理好。这背后不仅仅是兼顾理想和效率那么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儒生和官吏”结合的背后原因

首先，秦朝的官僚制政府确实具有高效的优势，但也正因如此，国家对社会资源的获取有时会超过社会负担的限度。官吏们又只会听从上级的命令，无法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而儒生们的议论虽然非常理想主义，但很多时候能够反映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及时向君主传递出危险的信号，起到一个“报警器”的作用。

其次，当时的中国虽然形成了高效的官僚制政府，但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乡村。乡村地区有很多原生性的人际关系，比如血缘关系、姻亲关系、邻里关系等等。长期以来，为了维持稳定，乡村地区形成了一套自发的伦理秩序，比如家庭内部要讲“孝悌”，邻里之间要和睦友爱，地方父老要负责调解纠纷。而国家的法律和这些自发秩序往往是不兼容的。

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基层百姓就曾经对法律叫苦连天，但因为秦国的规模比较小，还不至于产生大问题。等到秦国变成了秦朝，把这套法律向全国推行，问题就大了。本来基层老百姓讲的是互助友爱，但秦国法律要求邻里之间要互相监视，发现犯罪要相互举报，这就让老百姓很难适应。国家法律和基层秩序之间的不兼容，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只有把儒生和官吏这两个角色重新结合在一起。汉武帝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既任用公孙弘这样的儒生，也任用张汤这样的官吏。他的儿子汉昭帝、孙子汉宣帝继承了这条路线。汉宣帝还给这条路线做了个总结，叫作“霸王道杂之”，就是把霸道、王道混合在一起，霸道就是要用吏，王道就是要用儒。

这样做比秦始皇和王莽要好一点，但还是有问题。因为这只是机械地混合，不是有机的结合。儒生和官吏的三观仍然不合，勉强在一起共事，难免要起摩擦。汉宣帝时有一个大臣叫盖宽饶，他是儒生出身，上书议论政治，结果遭到官吏的羞辱。他的性格很刚烈，就在皇宫北门用一把匕首自尽了。

这个历史性的难题最后在东汉被光武帝刘秀解决了，他是怎么做的呢？刘秀做了两件事，让儒生和官吏发生了化学反应。

第一件事叫作“尊儒”。刘秀特别尊崇儒家，即位后不久，他就建造了太学，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和儒生们在一起辩论，当时有几万人围观，盛况空前。刘秀对儒生这么亲近，让天下人都非常眼红，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对儒生不屑一顾的官吏。于是吏也开始学习儒家的经典，想让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点。这就让吏主动向儒靠拢了。

第二件事叫作“吏化”，所谓吏化就是把让儒生具备官吏的技能。在当时，想要做官主要是通过察举制度，就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通过察举当上官的人里，儒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刘秀建立了一项制度，规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个人才，必须先让他做一个小官，让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等到确定他能够胜任了，再向中央推荐。

过去儒生做官没有这个试用期，所以当了官还满脑子理想主义，弄出了许多乱子。现在儒生要做官必须经过试用，要想顺利通过试用，就必须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技能。这就让儒生主动向官吏靠拢了。

刘秀做的这两件事，让斗了几百年的儒和吏在东汉开始主动相互接近。到了东汉中期以后，儒和吏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得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