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吐蕃时代青唐城的凸显王权的建筑风格与唃厮啰政权的关系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已有学者论及青唐城的建筑特色，概括起来有军事防御、尊崇佛教、王权至上及部落联盟四大方面。不过，现有研究成果未着意于对政权内部多种势力间相互关系的讨论，如王权与佛教、僧众与部族等。

基于此，本文在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青唐城建筑风格相关的唃厮啰政权性格以及二者的交汇程度。

王权范围内的崇佛

在青唐城内，僧人受到优待、佛舍及寺院具突出地位，祝启源将之视为吐蕃王朝政教合一制度萌芽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此种“政教合一”体制达到了何种程度，亦即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相比于宋城，佛教昌盛无疑是青唐城内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且僧侣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首先，历代唃厮啰国主都有明显的亲佛倾向，甚而专信佛教，故佛教在青唐城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为吐蕃王朝佛教的延续。

一个表现是国主之位旁设的佛像，是大殿内部的重要组成和一大象征符号。

另一表现是佛舍与其他民居在数量、规模上呈分庭之势，在建筑用料等级上凌驾于后者。

其次，蕃僧与部族首领同为宋廷封赏河湟吐蕃的主体，且吐蕃部族的尊僧传统使得前者在唃厮啰政权对外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中介色彩更为突出。

此种特征既体现于宋廷对河湟吐蕃的招抚，智缘的活动即为典型，又多见于重要情报的获取和传输，如宋廷另遣蕃僧探听李立遵战况奏报的虚实“然立遵素多狡计，未可以为信。

已遣蕃僧一人及先捕得谍者抹啰，与来使同入宗哥，兼令刺探所与西界用兵胜负”和温锡心遣蕃僧向宋廷密陈抗夏之意“又得译录到温锡心等蕃字，及遣来蕃僧禄尊口陈边谋，甚悉”。

但是，上述诸种情形并不意味着佛教势力已凌驾于王权之上。

虽然在建筑材料上，佛舍与国主殿享有使用瓦的优待，但是在政权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中，蕃僧可享有的政治优待是以不动摇国主权力根基为前提的。

蕃僧在政治事务的参与“有大事必集僧决之”，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宗教势力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力。

同样，在政治斗争如火如荼之时，溪巴温“寄语阿里骨曰：‘吾乃疏属，又尝读佛书，今已为僧矣，毋相疑’”和瞎征借僧人身份以自保的事实也说明，在唃厮啰王朝内部，僧众并不具有对最高权力的支配权。

虽然11世纪的河湟吐蕃中不乏蕃僧出身的部族首领，最为著名的当属李立遵，《隆平集》和《宋史》诸书均确记其僧人身份。

但是作为吐蕃大首领，李立遵所仰赖的并非蕃僧身份，而是统御的众多部族。

因此，崇佛的社会氛围之外，最高权力层面上王权的独尊地位也是唃厮啰佛教文化的一大面向，亦即崇佛是以王权的首肯为前提的，在青唐城内部布局上体现为金冶佛像在位置上从属于国主大殿。

崇佛的社会文化政策之外，松散的部落联盟体制对唃厮啰政权的广泛影响也不应忽视。

本文即以青唐城的建筑特点为切入点，以有关11世纪河湟吐蕃内部政治运作情形的文献记载为参照，试图将相关建筑及其特征纳入历任唃厮啰国主突破该政治体制的努力的视野，从而尽可能地深化对国主与部族首领政治博弈及其效果的认识。

康定元年（1040）刘涣使青唐时，“唃厮啰迎导供帐甚厚，介骑士为先驱，引涣至庭，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云。

涣传诏已，唃厮啰召酋豪大犒，约尽力无负”。此处虽未明言唃厮啰决策之地的外观，难以直接与李远所述相对照。

但由李焘记录的重点可以推断，在唃厮啰政权初立国时，“共主”色彩相当明显，可惜王庭内部景观未引起刘涣特别的注意。

两相对比，笔者认为，唃厮啰政权国主关于王权高于部族首领之权的政治诉求，在青唐城的建筑上有两大外显之处。

一是前文已有较详细说明的“广二十里”的规模。以静态言之，此种规模定与该城的王城地位直接相关。

而若以动态思路考量，此规模的形成是该城实力相对于唃厮啰政权辖境内其余诸城不断增强的结果，亦即以此地为中心的国主在与其余河湟吐蕃部族的政治博弈中，不断取得并强化中心地位的外在反映，此与唃厮啰政权初建时国主为诸部“共主”的政治定位已有相当的不同。

二是国主之位的设计，在谯门、中门、仪门的层层屏护之中的同时，还在高度的设置上颇有用心“过仪门北二百余步为大殿，凡首领升殿白事，立琉璃砖外，犯者杀之”。

大殿内国主与诸部首领的位置关系清楚地表明，至唃厮啰政权晚期，双方间的尊卑等级在客观上得到了确认和固定化。

不过，在王权日益强化的同时，城内的盟誓祭坛和大殿内的国相厅事、国王亲属厅事仍得到保留，它们在实际政治中的角色值得寻味。

盟誓制度在吐蕃部族中由来已久，因宋代史料中未留存其实际影响的记载，故笔者舍此不论。

具体到唃厮啰政权，在李立遵和温逋奇之后，“相”这一称号实质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而“国王亲属”所指不明，国王亲属厅事的设置可能意在牵制国相，以突出国主权力，也有可能与国相厅事同出于仅保留吐蕃政治传统、而无意使其发挥实际作用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实情如何，这两种可能都印证了王权不断强化的政治诉求。

王权高于部落联盟的政治诉求，在青唐城内的建筑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但是此种政治愿望可能并未在实际统治中得到落实。

即使是在国力最为强盛的唃厮啰中年时期，唃厮啰政权亦未完成统一和深度整合河湟地区的大业，

故部落联盟体制的影响存在于历任国主执掌国政期间，且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王权的集中。

因此，此种对核心场所的设计，很有可能是国主加强王权这一政治诉求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