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帝国的恐惧：1768年大清“叫魂案”始末及反思

一般来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有时候谣言会被智者所用。发生于1768年的“叫魂案”或许就是被智者所用的谣言。

一、何为“叫魂”

“叫魂”亦称“喊惊”、“喊魂”等。为旧时中国信仰民俗。流行于全国大多数地区。这一词意最早出现在《楚辞》中《招魂》篇。

二、“叫魂案”是个什么东东

“叫魂案”发生在清乾隆年间。说是当时在江浙地区，有一伙类似巫师人员四处游荡，以摄取人的灵魂为业，他们通过在人的名字、辫子或衣服上施以魔法而导致被害人死亡，巫师将以死者之灵魂以为己用。

某天一位在浙江德清县干活的工人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沈姓的农民求他帮忙干一件以巫术行报复的诡秘之事。沈姓人听说德清水利工程需要一些写在纸条上的活人名字，钉入桩头增加神秘的精神力量，据说这样做可以加重锤子的打击力度，这种行为被称为“叫魂”，被偷魂的人不是生病就是亡故。沈姓人在字条上写了他所痛恨的外甥姓名，请这工人操纵这门“叫魂”之术。

同年的一个春夜，某个德清人在帮邻居办完丧事后，因喝了酒被赶出家门，他于恍惚之中游荡到了杭州西湖旁的一座寺庙，当本地人知其从德清来时，立刻包围了他，指认其在半夜游荡一定是个叫魂者，因为德清正在造桥。就有人报了官府，官府立马派人把这个德清人抓了起来，在讯问这位德清人时，他谎称带有五十张咒文，其中四十八张已扔入西湖，靠两张作魔法取了两位幼童的性命，并说是德清石工给他的咒文，从此，叫魂恐怖的愁云惨雾开始笼罩于江浙人的心头，并通过“萧山事件”再度爆发出来。

“萧山事件”可以说是将“叫魂案”推向了历史高潮。德清发生了“叫魂”人被捉事件之后，在同属江浙的萧山也发生了一件妙事。当时两个僧人在外出化缘的路上，遇到两个十一、二岁的男童在屋前玩耍，于是上前取悦逗乐，并顺嘴询问俩还子的姓名，讨好地说这两位男童以后要作大官，目的当然是想让孩子的父母施舍一些食物，这些孩子却并不理会。

两人觉得无趣。只好又向前赶路，可是几分钟后，一对狂怒的夫妇追上来一口咬定他们是剪辫叫魂者，因为僧人无故问及自己孩子的姓名。争执引来许多人围观，见官后在游方僧的包裹里果真发现了剪刀和一截缠辫子的粗绳，还有间断的辫子，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萧山事件”。

三、小小谣言为何如此兴师动众

事实上，“萧山事件”中令人恐惧的叫魂术故事完全是一种虚构，包裹中的辫子是衙役陷害造成的伪证。但剪辫程式中叫魂仪式的神秘解释却随着“萧山案”的进展而风靡江南，并波及至当时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等地。

从满清入关以来，“辫子问题”一直是满汉之间冲突的一个焦点象征，摄政王多尔衮提出的“留发不留头”在清初早已成为敏感识别叛逆与忠顺的政治口号，其更深层之意义乃在于，种族间的政治冲突根源于文化习俗的不同所导致的误解，因为对汉人来说剃发、刺面和肢体残缺，是犯人所受之刑罚的标记。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距满人1644年入关已过去124年。而且经历了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几位大清比较有手腕的皇帝的治理，大清也达到了历史上的康乾盛世的顶峰时代。当时也算是国力昌盛。

但，我们看一下1768年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1、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明瑞率军破蛮结（缅甸）之后，孤军深入，行至小猛育，粮尽援绝。2、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两淮盐政贪污案发，涉案金额一千余万两。3、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教领导台湾冈山人民起义。黄教是台湾冈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因为不堪当地封建政府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三年夏秋之间，聚集贫苦农民二百余人，掀起反抗官府的武装斗争。

平静的背后总是隐藏着能量巨大的风暴。受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即使在康乾盛世封建王朝顶期也隐藏着黑暗与压迫。这一点作为统治者的乾隆应该是清楚的。

更重要的是“叫魂案”发生在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而这一地区也是代表最发达的中原文化的地区，是满清文化深入较为薄弱的地区。雍正时代的“文字狱”也是发生在江浙一代较多。

对此，乾隆皇帝就不得不对民间的这一谣言的政治意义重视起来，这根源于满洲人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疑惧心理。入关以后，满族皇帝一方面无法否认汉文化做为高层文化的幅射能量和同化能力，在文化政策上被迫采取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采取保护种族风习的地方主义模式，当遭到民族冲突的威胁时，满族皇帝都会毫不犹豫地首先维护种族生存的现实利益。

对于“叫魂案”的处理，乾隆正是处于这双重理念的矛盾焦点之上，其两难窘境在江南地域叫魂恐怖的气氛中被充分表现了出来。自从大宋时期中原地区的南北文化发生迁移以后，江浙地区成为汉文化的中枢发射地带，这个地区因此也同时成为威胁满族文化和价值的最活跃地带。它很容易使身处异邦地位的满人在其文化的浸淫之下失去自我和文化自尊。

现在看来毕竟满清文化和中原文化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而且乾隆之心境也常处于既被中原文化诱惑又须对其进行抵制的矛盾状态中，因此，当“架桥”与“剪辫”引起的叫魂恐慌在无确凿证据指涉的不确定情况下，乾隆在下达的旨意中却仍反复渲染其严重性。下令继续秘密追查，以防止江南叫魂术的扩散。这种微妙的心理终于使叫魂术从个别的宗教行为被想象为一种反叛式的群体恐怖话语。

这就是统治者，或者说是智者对谣言的利用吧！

叫魂案的渲染和扩大，是乾隆对国家安全的深深危惧感或者说的恐惧感。乾隆就是想利用叫魂案审理中的伸缩张弛性来调控“奴才们”的神经，使之纳入自己想象的“政治事件”的轨道，是他的一种政治手段，是以政治的力量使满清文化融于中原文化。

但是以历史性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是统一而又不同质的形态，是追求和而不同的，这使得叫魂危机分别呈现出“社会的”与“政治的”双重意义。不同的社会阶层会在“叫魂案”的恐怖中显现不同的阅历模式和宗教仪轨的表演。社会性的“恐惧结构”强调的是“叫魂”对个人身心的影响，与政治秩序的好坏无关。乾隆的“君主式恐惧”则总是习惯性地假设叫魂等民间巫术具有强劲的政治反叛力量，所以常常定义为“政治危险”。

叫魂案的恐怖效应就这样溢出了地区性、社会性的限制，从一种虚幻式的谣言，经皇权与官僚的交互作用，在乾隆头脑中整合成了一场遍全国的政治冲击波图像。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或者说是整治就被掀起来了，毕竟在大清皇帝眼里，皇权的稳定高于一起！

智者不能放过任一条谣言，要么止于我，要么为我所用！不过反观历史，每个朝代每一位帝王，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恐惧。这种恐惧有的来自于其发家创业的暗黑历史，有的源自朝堂的权谋，有的则是民心向北，还有的是出于生死的未知。

权力是把双刃剑，当剑锋指向敌人和被统治者，让其充满恐惧，瑟瑟发抖时，剑的另一面的寒光也会反射回来，刺伤自己。更大的危险是被压迫着挣脱了恐惧，回头来个夺剑反杀，则必然血流成河，枯骨成山，现实出历史残酷而冰冷无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