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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乾隆皇帝专程从北京赶往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和往年一样。

不同寻常的是，一股民间的妖术恐慌正在从富饶的江南蔓延到华北。很快，案情扑朔迷离，夹杂着谣言和恐惧，各地层出不穷，直至席卷大半个中国。

在承德，夏天的惬意被谣言打破了。乾隆收到一份机密，寄件人是山东巡抚伏尼罕。

农历五月，相传山东省会济南发生数起“剪人辫”事件。

辫子，在民间传说，是“招魂”的工具。所谓“招魂”，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诅咒和巫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当时传言，除了辫子，受害人的衣服和写有名字的纸符也可以作为施法的工具。

在清代，辫子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后，下令剪发留辫。百姓头上的辫子，具有统治者弘扬王朝正统思想的功能。剪辫巫术因此被视为对满清王朝的挑衅，隐藏着挑起叛乱的政治阴谋。

山东巡抚伏尼罕不敢怠慢，抓捕了数名嫌疑人。都是从外地逃到山东的乞丐。

据被捕的蔡、金两名乞丐的“口供”，他们都是巫术党招收的，而且大部分来自南方。吴远和算命先生张思儒等人。

乾隆虽然认为“招魂”的传言很荒谬，但他认为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谣言。所以，他不仅要稳住民心，还要营造一种朝廷保护百姓不受鬼魅势力侵害的氛围。

乾隆命傅恒、刘统勋等起草诏书，下发浙江、江苏、山东三省。这是关于这种巫术恐慌的第一份中央文件。

皇上说要捉妖，所以不管有没有真凭实据，各地官员都必须把这些妖魔找出来。

吊诡的是，作为招魂发源地的浙江、江苏等地抓获数名罪犯后，却久久未查到源头。这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他严厉批评了江浙官员，指责他们隐瞒真相，引起恐慌，直到山东官员上报才知道。

大恐慌的起源：

早在今年春天，浙江湖州德清县就从邻县聘请了一批石匠，重修了东城墙的水门和石桥。他正在奋力赶工。一个叫沈士良的农民找上门来，向武世良求助。

沈士良当时43岁，和两个侄子住在同一家医院。这两个侄子是沈世良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他们似乎有暴力倾向。他们不仅对老实的叔叔百般折磨，还毒打虐待沈士良的老母亲。

沈士良实在受不了，又找不到人诉苦，只好求助于民间的神秘力量。

他听说当地的石匠有一个“招魂”法术，只要把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木桩的顶端，然后用大锤敲击，写在上面的人会被诅咒。

沈世良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侄子的名字，问吴世江：“你能帮我对付这两个可恶的侄子吗？”

武世江当然不知道灵魂法是什么。他看着这个可怜的农夫，起初很害怕。按照《大清律法》，这种“巫术”被列为滔天罪行，情节严重的甚至要斩首。为避嫌，武世江连忙将此事报告给了官方。

结果，农民申世良不仅找不到人惩治他的侄子，还被德清县政府抓住，毒打了二十五下才出狱。这是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处罚。

然而，“灵魂召唤”的传闻却不胫而走。

不久之后，各种与“招魂”有关的传闻在浙江民间的口耳相传中越发神秘，让人人心惶惶，引发了多起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

4月，在距德清数百里的萧山县，四位云游僧在此相会。两个和尚超凡和正一住在当地的关帝庙，负责照顾每个人的行李；另外两个和尚，巨诚和净心，到各个村子里去化缘。

在街上遇到了两个男孩。一个男孩看到僧人钵上刻着的法号，很好奇，就大声念了起来。农村难得遇到识字的孩子，便停下来搭讪，说这孩子好好读书，将来一定学有所成，随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

这句话给他和他的同伴们带来了莫名的灾难。

两个和尚继续赶路，不一会儿，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妻追了上来。他们是男孩的父母。他们问和尚为什么要问自己孩子的名字。他们是想“召魂”吗？

两人一脸诧异，道：“我只是见小吏能识字，多聊几句，怎么能叫召魂呢？”

这时，愤怒的村民已经围了过来。不由分说，在百姓的叫喊声和咒骂声中，被捆起来押送到萧山县衙门。另外两名僧人也被捕入狱。和尚们大喊冤枉，闹事的群众却叫嚷着要把他们烧死淹死。

招魂恐慌蔓延后，多地卷入暴力和动荡：来历不明的百姓被德清县村民绑在树上活活打死；城里还有几个长相可疑的乞丐，也被当成偷人辫子的罪犯。

而作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乾隆不会简单地撤回命令。最后，乾隆大发雷霆，责怪行政官僚。两江巡抚高进、江苏巡抚张苞、安徽巡抚冯谦、山西巡抚苏德等地方高官均被处分。县官员也被免职。整个招魂案的关键人物山东巡抚伏尼罕被贬为山西布政使。

现在看来，在这场闹剧中，将莫须有的召魂升级的逻辑链条其实非常清晰：太上乾隆向官员施压；无权无家可归的人被用作替罪羊；手无寸铁的普通人也可以指称他人为招魂师……大半个华夏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美国汉学家孔飞利在《招魂：1768年巫术的大恐怖》一书中描述了“招魂案”的起源和流传逻辑。

当一个帝国因谣言引发的恐慌而前行时，它的脆弱和敏感就已经暴露无遗。这或许就是这起召魂案带给后人值得警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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