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央视的开年大戏《人世间》一经播出便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更牵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人世间》的故事开始于知青“上山下乡”，结束于知青“建设家乡”，将中国近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凝缩在一个个平凡的个体身上，让人们不禁回想往昔的峥嵘岁月，并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电视普及开始，如《人世间》这样的知青剧就一直活跃在荧幕上，陪伴一代又一代观众成长。

众所周知，“知青”一词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狭义上是指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去往农村的年轻人。相应的，知青题材电视剧便是以知青为表现对象，以他们生活的年代为背景，时间跨度往往很长，着重展现这一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群体从执着、迷茫到彻悟的心路历程。从传统意义上来看，中国第一部知青剧是诞生于1982年的《蹉跎岁月》，短短四集便是一部壮阔的时代史诗。40年来，从摆脱命运枷锁的柯碧舟到奔赴广阔天地的周家兄妹，知青的故事不断被搬上荧屏。如果说时代的风雪，落在他们的头上像一层灰，那么电视剧便给这层灰上加了一个浪漫的滤镜，这个滤镜是知青剧的底色，书写苦难又催生希望，这个滤镜的名字叫故乡。

绕不开的“下乡”：苦难与浪漫

很多历史学者常常把上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比喻为一场巨大的时代洪流，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洪流”一词常用来形容革命，如革命的滚滚洪流势不可挡。但革命往往也意味着动荡，所以深陷洪流中的人们是昂扬的也是苦难的。在“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淹没平凡个体的巨大浪潮中，城市知识青年带着背井离乡的痛楚和建设农村新天地的豪情被裹挟着向前。可以说，从“下乡”的那一刻起，每一个平凡知青的命运都注定不会平庸，而知青剧往往也绕不开“下乡”这一天然的切入点。?

上世纪80年代，卢新华以知青“下乡”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文坛迅速刮起了“伤痕文学”之风，很快这股风便席卷了尚处在起步阶段的电视剧市场，“伤痕文学”为知青题材电视剧提供了改编依据，叶辛的《蹉跎岁月》和梁晓声的《雪城》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文学元素的进入使得知青剧在思想内涵与艺术水平上，呈现出与同期其他电视剧不同的文化底蕴，这一底蕴在今天看来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伤痛。

1982年，中国第一部知青剧《蹉跎岁月》播出，唤起了广大知青们的回忆；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播出，其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让观众共情，引发了收视狂潮；1988年，《雪城》的播出更是将知青这一题材推上了顶峰。但纵观整个80年代的知青剧，可以看到“悲情”和“苦难”是它们的总基调。因为这时候知青时代尚未走远，电视剧的主创们大都是亲历者，他们深知“下乡”代表着与城市生活告别，意味着亲情的断裂和繁重的劳动，也意味着未完的学业和未知的前途，所以他们急需回溯这段充满迷茫和伤痛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拥有被时代选中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于是，悲情渲染、苦难表达和英雄书写，这些看似矛盾的情怀，在80年代的知青剧里糅合交融，并行不悖。比如《蹉跎岁月》中因“成分”问题屡遭打击又屡次站起的主角柯碧舟便是苦难派的代表。不过，虽说苦难是这个时代知青剧的底色，但是当剧情铺开，知青们坚强乐观、敢于同命运斗争的精神，又往往会让故事脱离苦难，将价值观升华，让观众看到隐藏在苦难背后的希望。

从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建设新农村政策的不断深入，又一次深陷改革开放洪流中的知青们迎来了全新的机遇，他们能更从容平和地回望过去，在记忆美化功能的作用下，他们把青春比作诗，把“下乡”看成青春的一部分，将眼下的成就与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挂钩，建立隐形的因果关系，“农村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开始成为他们的共识，甚至他们开始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于是这一时期的知青剧也迎合着时代的潮流，将“下乡”苦难背后的希望无限放大，如《年轮》《如歌的岁月》等一系列作品，仅从剧名浓烈的意象感就能看出丰沛的浪漫化倾向。这些知青剧大多采用浪漫主义的叙述方式，将一切坚韧的品质赋予在主角身上，通过主角与命运的斗争，力求让观众看见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希望，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语境下，这种精神观念的传递是符合观众的价值取向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知青剧开始野蛮生长，随着《血色浪漫》《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问世，人们不难发现，苦难中催生浪漫成了知青剧的核心思想。40年来，将这种浪漫主义拍摄手法发挥到极致的便是今年引爆荧屏的《人世间》。和以往的知青剧不同，如果说其他知青剧的主角是在时代的洪流里顺流，那么《人世间》中的周家兄妹便是逆流，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而是主动“下乡”，去承接自己的社会责任，周蓉为了爱情和理想奔赴大山、周秉义不忘初心回馈家乡更是将这种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是他们生动的写照。

40年来，知青“下乡”的动机在电视剧里有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40年前的知青剧里，“下乡”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赌博，充满迷茫与苦难；那么40年后的知青剧里，“下乡”便是知识分子对家国观的认同，饱含希望与信仰。这一转变不仅是主角思想的转变，更是时代思想的转变，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大量人才的背景下，创作者想要告诉观众的是：不是时代需要知青，而是知青在拥抱并创造时代。

回不去的“家乡”：现实与反思

历史变革的辩证法如同推进时间运行的钟摆，有去就有返！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有序推进，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返城知青”的脚步声震响了整个时代。知青们都知道他们应当“返城”，可让谁返、如何返、“返城”后去哪成为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体现在知青剧上，故事的一切矛盾点和高潮线几乎也全都集中在“返城”上。

知青剧要想将“返城”的故事拍好，就必须要立足于当时的现实语境并对时代进行反思。在当时的“返城”大潮下，大多数知青们已扎根农村多年，在农村俨然已经有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环境和空间，而突如其来的“返城”洪流，在一夜之间冲跨了知青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对建设农村的认同感。固有的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对于这一大批蜂拥而来的“返城”知青，城市既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没有做好物质准备。对于城市来说，“返城”知青就像是一帮来自异域的不速之客，一伙陌生的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命运把知青重新抛回了城市，但并没有同时把他们失去的青春年华一并归还，他们有的从此与大学失之交臂，有的错过了好的就业机会，有的与家人天各一方。不管能不能回到城市，对于知青来说，在心理距离上，家乡成了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1988年播出的《雪城》便是一部着重表现“返城”的知青剧，由于当时知青“返城”还是社会热议的话题，所以《雪城》的剧情十分贴合实际，也映衬了整个80年代城市以及农村生活的秩序和弊端，对不好的社会风气进行鞭笞，拍摄手法犀利但不荒诞，生动地表达了对处于时代大转换前后的知青命运的喟叹，倾注着创作者对知青“返城”后不适应的同情，寄寓着对知青不甘在新的挫折中沉沦而勇于在城市开始新的拓荒的深切期望，既贴合了现实又进行了反思。

然而，随着电视剧市场的蓬勃发展，有些知青剧为了抢夺观众，热衷于制造冲突，往往让“返城”这一现实和严肃的话题充满戏剧化，从而出现了“返城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的现象。这种扭曲和跑偏，间接导致了知青剧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疲态。在新世纪的前15年，《甜蜜蜜》《满仓进城》《我们的青春1977》《两个女人的战争》等一系列荒诞且雷同的知青剧抢到了观众的遥控器，却失去了知青题材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些剧披着知青题材的外衣，内核依然是老掉牙的偶像爱情故事。在这些同质化的剧里，爱情大于一切，一段段老套浮夸的剧情不断上演，时代变了，电视剧试图与当代大众文化进行对接，以浓烈的情绪共鸣抓住更多观众可以理解，但将知青在时代洪流前的宿命感建立在这种荒诞的剧情上，只会让剧情更脱离现实，从而让观众忽略了知青这两个字里蕴藏的厚重基调。

知青剧走过40年，关于“返城”的故事，有过批判也走过弯路，电视剧试图折射和反思的问题，在今天也应得到新的对待和回答。事实上，知青“下乡”和“返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城乡之间的一种特殊互动。近年来，在新时代城乡叙事语境下，城乡之间的人才大流动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是留在农村还是去往大城市发展构成了年轻人纠结的择业观，这让创作者意识到知青这一话题的现实意义。对此，《大江大河》《人世间》等可圈可点的作品诞生了，这些剧不约而同地立足“城乡流动”这一现实母题，让观众仿佛看到了知青剧昔日的荣光，甚至有人说久违的知青剧终于迎来了一场呼之欲出的“复兴”。在这些知青剧里，观众能清晰地感知到知青“返城”之后的际遇，能体会到农村失去人才便会缺乏生机，能看到知青与城市社会生活秩序之间不和谐的撞击，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构建出城乡协调发展这一根本课题。

忘不掉的“乡村”：使命与梦想

纵观知青剧40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剧情是夸张还是写实，其内核都脱离不了“乡村”二字。乡村是走进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欲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深入中国乡土社会，欲了解中国乡村首先应走近中国农民，只有读懂乡村，才能读懂中国社会，只有读懂乡村文化和农民，才能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色和本色。归根结底，知青类题材电视剧之所以能走进观众的视野，离不开中国人骨子里的乡土情结。

但是新时代之前，大多数知青剧都无法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乡村作为苦难的根源、青春的炼狱、淬火的熔炉、众生悲喜的舞台，只能充当推动故事发展的道具，回城后的故事往往占据大量篇幅。即便某些作品试图把主体放回乡村，比如《北风那个吹》，直接用了农妇而非知青的视角，但都市生活情节的出现还是让观众有一种割裂感。这些知青剧让观众看到了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庞大落差，然后又试图以知青的能动性奉献来填补这种落差。但却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乡村，怎样看待前往乡村扎根的人生选择。这一问题在新时代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新时代，我们迎来了关于乡村的新的历史语境。这个新的历史语境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在这种基调下，新乡村叙事风格催生了新的创作方向，“新知青剧”诞生了。在创作者看来，知青剧不应该再是狭义上的“上山下乡”了，而应是大量掌握知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再度向乡村第一线进发，是扎根基层，是立足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是乡村振兴。这正印证了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人世间》《山海情》《江山如此多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一系列立足乡村的“新知青剧”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人世间》中，周蓉为了理想主动响应时代的号召，去贵州偏远山区支教，之后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北大中文系硕士，在城市里过尽千帆后，仍心系贵州山区的教育，在她的心里，让乡村变得更好的梦想从未远去；同样，周秉义在那个年代也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职责，去遥远的祖国边区建设兵团，回城后在官场几经沉浮，但在他的心里，建设家乡的初心从未改变。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时代的前后呼应，能感受到城乡间的良性互动。透过类似《人世间》这样的“新知青剧”，观众看到了驻村干部抛家舍业，见到了乡村教师奉献青春，见到了大学生反哺乡村。观众在感动之余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乡村不再是“接受磨炼的地方”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不再是“梦开始的地方”而是“梦想圆满的地方”。

其中，《山海情》作为代表，为“新知青剧”立下了一个标杆：从属于知青的年代起步，却不停留于那个年代，而是将这一历史的源流和光谱，导入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途中。剧中骑着自行车奔走的扶贫干部、与命运抗争的农村女性、小心思颇多但真实的农民、知青“返城”时坚持留下的乡村校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将新时代知识青年回馈乡村、农民建设乡村的故事带给观众，将东西部扶贫协作、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输出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工作等如此多的要素全局、全貌、全程细致地展现开来。并与时俱进地提出留守儿童、“控辍保学”、城乡二元结构、代课教师和扶贫干部的身份界定、医保的适用范围和有效程度、邻里关系和村落关系等现实的议题。对于这些议题，能给出答案的给出答案，暂时不能给出的，就在发展和前行中继续思考。

可以说，“新知青剧”超越了传统知青剧的范畴，讲述一个个当代“知青”的故事，这个故事叙事更加宏大，立意更加现实，是名副其实的让知识和青春获得实现的故事。当代“新知青”把他们的视野和学识运用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他们可以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乡村也能在保留乡愁的同时实现现代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乡村，怎样看待前往乡村扎根的人生选择”这一根本问题便不难回答。乡村是每个人心里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改变乡村落后面貌、造福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是当代每一个知识青年的责任和使命。

知青剧激荡40年，从“上山下乡”到“乡村振兴”，创作者应该努力向观众传达的是：乡村不是走向未来时必须跨越的路障，而是一个根系，一个坐在上面才能更加稳固地看向未来的支点。而透过知青剧，观众也应看到乡村面貌在时代发展中的沧桑巨变，看到中国人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勇往直前、自强不息的精神，并将这种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在我们乡村振兴的国家大战略中，一脉相承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王亚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