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化爱好者将传说与历史杂糅一处，抛出了犹太人源于商人的旧都“亳”、耶稣就葬在松花江畔的扶余市等令人大跌眼镜的论调。甚至某些学者言之凿凿，宣称自己已经证明“耶稣是中国的颛顼”、“英语和英国人都起源于中国”、“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华夏”，并拿出一系列研究证据佐证，一时引发轰动。

我们需要文化自信，这不假。但上述论调究竟是“文化自信”，还是“数典忘祖”？如此言论，令人不得不感叹：过圣诞节前，我们可能得先论证一下耶稣是河南人还是东北人了！

原文 ：《今年圣诞节，我们可能得论证一下耶稣是河南人还是东北人》

作者 |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刘捷

图片 | 网络

耶稣即中国古代圣王“颛顼”？

文化交流过程中总有误会和玩笑

耶稣到底是河南人还是东北人呢？笔者觉得很多人的答案应该都和我一样，是“呵呵”——既觉得这个问题荒谬似玩笑，又无法较真起来、不屑与各种未经论证的逻辑谬误相纠缠。但转念一想，这种令人无奈的误会，何尝不是不同文明在交流碰撞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呢？

就好像“印第安人”之所以成为对美洲原住民的统称，不就源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误将美洲岛屿误认为是那个在古希腊史书中就有记载的、位于远东、温暖富饶的“印度”吗？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入，我们虽然早已能够分清“印第安人”与“印度人”的区别，但“印第安”、“亚马逊”等源于古希腊历史传说的地名仍旧不可避免地留存了下来，也不失为对一段文化交流史的见证。

同样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面临着适应中国文化的问题，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华后穿着儒生服饰、学习中国语言便是很好的例子。直至清末民初，这种西方宗教在中国的适应、或者说“在地化”的发展仍旧有许多例子，比如说1873年的上海《申报》便称圣诞节为“西国冬至”，以期借助重要的传统节日冬至来普及基督教的圣诞节；还有民国时期陆鸿年、陈缘督等信奉天主教的画家所绘制的《我主圣传图》，绘画笔法基本都是中国传统的工笔，圣母、耶稣等的形象也取材自中国传统人物画。

正是因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以及党和国家对信仰自由的一贯支持，所以发展至今，这种文化融合不仅没有断绝，而且有越来越多“通俗化”的新现象出现。比如河南坠子版的《赞美耶稣》、豫剧《耶稣娃》等，都是“圣经故事”的中国化演绎，即便其中“冬至过了那整三天，耶稣降生在驻马店。三仙送来一箱苹果，还有五斤肉十斤面”之类的唱词成为了网络段子手调侃揶揄的对象，但也不失是一种“民俗化”的演绎。

相对的，有些传统文化爱好者，出于各种原因，对“耶稣”及“圣诞”的相关传说所进行的所谓“历史考据”，似乎就在倡导开放包容的当下显得有些奇怪了。

例如有人认为“耶稣（Jesous）”与“颛顼”的古音相通，所以耶稣就是颛顼；如果按照这样草率到无法分清“李逵”和“李鬼”的语言学理论来推理的话，那么桃花潭畔送李白的汪伦是不是就该叫沃伦（Warren）？“借问酒家何处有”的杜牧也可以叫多姆（Dom）？而搅乱盛世唐朝的安禄山就一定是亚历山大（Alexander）了咯？

赠汪伦是否该叫赠Warren？

“借问酒家何处有”的不是杜牧是Dom？

又比如说，有人因《山海经·海内经》中“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的记载，就说若水地处西域、颛顼降生于若水就是指耶稣降生于约旦河畔的伯利恒；且不说“若水”可能根本不在西域（《山海经·海内经》中明言“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光是这种用现代世界地图来套用古人地理观念的做法就有待商榷，如果在中国西边的河就是“若水”，那为什么不是同样在西边的恒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乃至尼罗河，而偏偏是约旦河呢？

更有甚者，有些人因为《山海经》中颛顼死后复活的记载与宗教传说中耶稣死后复活的情节相似，就一口咬定颛顼便是耶稣、《山海经》所言便是日后宗教故事的底本；笔者不得不感叹：喜爱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切不可将中华民族的温柔敦厚、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全部抛之脑后，打“文化自信”的幌子，开“数典忘祖”的玩笑啊！需知道，《山海经》中颛顼的复活并非简单的“神迹”、更非浪漫的“想象”，而是融汇了中华先民的生活经验与伟大智慧的珍贵记忆！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要来真格的

众所周知，《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的知识宝库，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海经》部分是依据承载神话知识的上古图画叙述而成，经文中经常有“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这样的画面描写。正如神话学家刘宗迪教授早就指出过的，《海经》原图可能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帛书相似，是对于岁时月令的一种图像式表达，只不过《海经》的记录者并不能很好地传承那原本口耳相传的神话知识，只是基于自己的理解来描述了图中所绘。所以现在我们于《海经》中看得到关于“颛顼”故事，却未必能领会神话所蕴含着的对宇宙的认识和理解。

在了解这一知识背景后我们再来看看《山海经》中颛顼复活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颛顼死即复苏”的记载其实是与“蛇乃化为鱼”的描述密不可分的，而类似的“鱼龙变化”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是并不少见的。如《大戴礼记·夏小正》中就有（正月）“鹰则为鸠”、（三月）“田鼠化为鴽”、（九月）“雀入于海為蛤”、（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等动物变化的记载。这些变化的实质，便是古代劳动人民限于博物知识而对物候的误解，比如因为雀、玄雉等鸟类会在冬季的迁徙，而蛤、蜃等贝类则会因水位下降而显露，于是古人就将鸟的消失解释为变成了贝类。

参照这种将“物候”叙述为“变化”的古老逻辑，《山海经》中“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的记载便很容易理解了。所谓“风道北来”便是指凉爽的北风初起，“天乃大水泉”指的是阴雨连绵，这些都与夏秋之交时中原地区的气候特征相符合。所以“蛇乃化为鱼”便是夏秋之际因气候转凉、雨水充沛所以导致蛇的行动逐渐迟缓、鱼却变得活跃的“物候”描写。而这种蛇变成鱼的物候（误会），蕴含着冷热变换、阴阳变化所象征的“新旧交替”，也容易让古人联想到了许多上古圣贤死而复生的传说——除了《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颛顼，还有《淮南子·墬形训》中的后稷：“后稷垄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所以说，无论是颛顼还是后稷，他们的复活都寄托着中华先民对圣贤的崇拜和纪念，也都与中华先民对自然的观察和记录息息相关。（详细论述可见刘宗迪先生的专著《失落的天书》）

纵观世界各国的神话，死而复生是各大古老文明中共通的母题，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奥西里斯、古印度神话中的女神萨蒂、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农神之女珀尔塞福涅等等都曾经历过“复活”。就算是死后经历变形复活，古希腊神话中阿拉克涅变为蜘蛛、那喀索斯变为水仙花的故事相较于“耶稣复活”，都更加接近于颛顼化为鱼妇的中国神话。所以说，将不包含“变形”母题的耶稣受难故事与中国神话中的颛顼复活简单联系起来，实在是过于简单粗暴的“不当类比”。

如果真心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应该深入挖掘其中的人文价值，让复活神话背后古人对时间与自然的观察与总结重见天日，让神话背后的古代智慧重获新生，帮助我们找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秩序。

何不“美美与共”？

中华文明何其璀璨，世界文明何其绚烂。今时今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因此我们更应该用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来改变文化的冲突与隔阂。就像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才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

曾几何时，我们也会因为其他国家将“蚩尤”、“端午”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纳入自己的“传统”而耿耿于怀。但现在又有许多中国学者争先恐后地试图树立起天下中心在我中华、天下圣人皆出自中华的“雄心壮志”，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的嫌疑。

中国的颛顼，有着属于他的神话传说，也有属于他的文化价值。如《说文解字》曰：“颛，头颛颛谨皃”；段玉裁《注》引《白虎通》曰：“谓之颛顼何？颛者、专也。顼者、正也。言能专正天之道也。”又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颛顼”其实就是上古社会中体察天地自然、调和社会秩序的众多圣贤的缩影，古代文献自有关于他的记忆传承，何必要牵扯西方宗教中的耶稣？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任何“傲慢”与“偏见”都只会加深隔阂、妨碍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通。我们应该做的是真正用“释古”的眼光来考证历史、挖掘价值，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智慧传递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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