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申报》持续登载新药青霉素（Penicillin）的广告。被誉为“仙灵药膏”的青霉素，当时译名还有音译和意译的盘尼西林、配尼西林和青霉菌等。因其神奇疗效，被誉为包治百病的“神药”，一针见效，炙手可热。

（《申报》上的青霉（黴）素广告， 1945年6月27日。资料图 /图）

20世纪青霉素的普及，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人类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的发现改变了现代医学，开创了抗生素的新纪元。作为最早也是迄今被最为广泛使用的抗生素之一，青霉素并非直接杀灭细菌，而是有抑制其繁殖的抗菌作用，对人体毒害甚小，而对很多致人重病的细菌之毒害甚大，因此可谓“以毒攻毒”。

1928年，青霉素由英国科学家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 在实验中偶然发现。之后，在其他科学家的努力下，青霉素在牛津小组实验室中被成功分离和提纯。1941年青霉素在小白鼠身上试验成功后，首次被用于人类临床治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青霉素的历程。由于英国缺乏资源大量生产，于是研发的科学家们转而寻求美国制药厂的帮助。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当战争令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时，青霉素的大量生产也从制药厂的商业兴趣，转变成了确保战争胜利的医疗必需品，甚至被美国战争部列为第二大优先任务，仅次于秘密研发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如果说原子弹是杀伤力惊人的新型核武器，那么青霉素就是保护士兵的“魔弹”。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与鼓励下，青霉素首次开始大量生产。得益于此，二战中美军的病死率从1.41%降到0.06%，拯救了二十万人的生命。

二战期间，青霉素仅供军队使用，专用于救治受伤的盟军士兵。尽管它治愈了众多细菌性感染，包括可能致命的枪伤，但在大众文化中，却是因其对梅毒的显著疗效而声名远播的。二战后，青霉素被广泛投入民用，也成为美国出口世界的“神药”。

（ “与死神赛跑”：二战时青霉素的宣传海报。资料图 /图）

1940年代初，中国的专业期刊上已有关于青霉素的介绍文章，但直到1940年代中期才广为人知。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成为近代以来访华级别最高的美国领导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他将青霉素赠与蒋介石作为国礼，青霉素也因此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和外交意义。《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等对此大加宣传，其他媒体也积极介绍青霉素的用法和功效。随后，中国的杂志大量翻译介绍欧美期刊上的有关文章，青霉素这个新药因此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和援华机构也将青霉素赠与作为盟国的国民政府，以救治伤兵。1944年，在美国菌种的基础上，中国首批盘尼西林在昆明问世，第一批出品仅有五瓶，每瓶5000单位。尽管中央防疫实验处自行研制青霉素成功，但受到设备简陋和物品短缺的限制，大体上仅限于研究。

在日本占领区，华商自产的“青霉素”也开始出现，并且大做广告。例如开篇提到上海新亚药厂的产品广告，就高举国货自强之大旗，宣称“新亚青霉素为国人首先研究制造成功”，疗效十分显著，堪称“中国制药史上空前之成功者也”。但这样的夸张叙述，并非所有人都买账。当时上海医学会成员就在讨论中提出，目前使用新亚青霉素的案例只有几个，结果也并不理想。争论焦点还在于：新亚这些制药厂所生产的青霉素是否真的青霉素？是否纯的青霉素？成分如何？争论的结果为，这些问题还待日后检验。参与讨论的薛景帆医师提醒道：目前的广告用语与事实并不相符，希望“各药厂当局深思之，不要以药误人，不要以为制药也是做生意，将人命当儿戏”。

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迁回北京天坛，在废墟上重建，并专设盘尼西林部，以从事大规模的制造。1947年元旦，正式落成的青霉素实验室安装了美国医药助华会所捐助的工厂设备。1946年底之前，以“人道高于一切”为信条的医药助华会每月往中国运送4亿单位的青霉素。同时，经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民众都获得了包括青霉素在内的急需物资。国民政府也将青霉素列为其接受和购买的美军剩余物资中的重要物品。但是由于供不应求，各大医院都缺乏青霉素，甚至出现药慌，很多人转向高价购买洋药救命，当时有一支青霉素一两黄金的说法。不仅黄牛党倒卖屡禁不止，而且出现很多偷盗青霉素的犯罪。黑市上的青霉素赝品充斥，真假难辨，普通民众饱受其害，一药难求。

1942年夏，奥地利医生傅莱给八路军战士看病。（资料图 /图）

与国民政府和日本统治区的青霉素乱象相比，中国共产党成功书写了青霉素的新传奇。抗日战争时期，美军观察团将少量青霉素带到了延安，这种新药大受欢迎。后来领导青霉素生产的，正是长期在晋察冀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傅莱医生(Richard Frey）。他在1945年利用美国援华会捐赠的菌种，在解放区成功培养出第一批粗制青霉素，被誉为“奥地利的白求恩”。抗战胜利后，青霉素在解放区极为短缺。有报道，毛泽东在率领党中央从陕北去西柏坡的路上，遇到一位患肺炎的儿童。他在关键时刻将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给了这位病童，坚守“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上海解放后不久，市长陈毅决定用库存的青霉素治疗妓女的性病，以帮助“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姐妹们”。今天的革命电影中，青霉素屡屡出场，大显身手。可以说，尽管是“美货”，青霉素却从一开始就被中国共产党欢迎并重视，其研发和使用，更是彰显了党的优越性。

1944 年10月10日，民盟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作诗《政治的盘尼西林》，以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伪民主”救不了中国，企盼真药的到来能令中国“肃清一切政治的病菌”：“盘尼西林是华莱士送来的好礼物，它是药学上最新的发明，可以神速治好无可救药的病……但是中国更须要政治上的盘尼西林，救治百孔千疮的政治病。”

由此可见，药不分国界，当时的中国需要拯救生命的青霉素，也需要医治假民主的青霉素。

杜春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