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建国前夕，张治中对新中国的国号和国旗很有看法，毛主席格外重视》一文，文中提到，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及北平的和平解放，新中国的建国时间提上到了我中央的工作议程上。对于新中国的国号，毛主席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式上提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之后，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慎重商定，最后确定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9月22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郑重提出。

但是，仅仅过了四天，即在9月26日，与会代表们在国名问题上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黄炎培和张志让他们之前写了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他们声称“考虑到了要照顾中国人民的传统和习惯”，说：“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接受了他们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的意见，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时，特别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马叙伦、张澜、陈叔通、沈钧儒、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等代表一看，都不干了，他们在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

马叙伦等人的提案一出，众代表热烈地讨论，各种意见满天飞。

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情况，让周恩来、林伯渠召集一批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进行讨论，集思广益。

周恩来和林伯渠遂于9月26日邀请30多位年逾7旬的老前辈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共进午餐，听取他们的意见。

黄炎培是最先提出“简称中华民国”的人，他自然最先发言。

他猛灌了两口茶，清了清嗓子，响亮地说：“中国老百姓都比较念旧，感情上还是习惯于用中华民国，突然之间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所以说，保留这个简称是明智之举，是得民心之举。我们的政协会议不是三年一届吗？三年之后，再改称为‘中华民主国’就很好了嘛。”

黄炎培的话得到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赞同。

何香凝说：“中华民国可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伟大成果，来之不易，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黄炎培和何香凝的话让在座的一位老者怏怏不快。

这位老者，可是大有来头的。

他复姓司徒，双名美堂，乃是广东开平人，出生于1868年，在1949年这一年，已经81岁了。

关于司徒美堂，老覃早年写过《洪门大佬义薄云天，为革命贡献巨大，毛主席点名要其出席开国大典》，文中提到：司徒美堂自幼拜名师练习“洪拳”，成年后，铁桥硬马，拳快脚猛，曾打遍广东无敌手，成为了洪门大佬。1882年3月，他赴美谋生，在异域他乡，猛龙过江，曾三拳两脚击毙了一个前来寻衅的美国白人，后来在波士顿另立系统，组建安良堂，意为“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势力之大，遍布美国31个城市。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发迹之前，曾是他的“跟班小弟”。孙中山到旧金山从事革命活动，被他吸收入洪门，成为了洪门三把手之一的“洪棍”，掌管执法。

所以说，司徒美堂乃是海内外响当当的一个狠角色。

司徒美堂曾在1941年回国，途经香港，遇日本特务机关利诱，要他在香港充当维持会长。他怒斥日本屑小，大长中国人的志气。

司徒美堂到了重庆，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虽得蒋介石的礼遇，却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

他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心抗日，一心要拯救苦难的中国，就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两次拜访周恩来。

司徒美堂既然与我党有着这样的渊源，毛主席就在1949年1月20日发函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司徒美堂从海外回到了北平，有心想到香山双清别墅拜会毛主席，无奈年纪已大，上山坡时，经受不起山路颠簸，连吉普车都坐不了。毛主席想了个办法，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藤躺椅绑在扁担上，做成了一个简易小轿，十几个人，前呼后拥，才把老先生抬上了香山。

毛主席对老先生毕恭毕敬，和他共商建国大业，送别的时候，又步行送到了山腰。

老先生后来逢人就说：“毛主席太谦虚了，我跟定共产党了。”

老先生这会儿听黄炎培和何香凝大谈对“中华民国”这四字的感情，忍不住高声反对说：“老夫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老夫礼敬孙中山先生，但老夫对‘中华民国’四个字深恶痛绝！因为那根本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官国’，与人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最近22年来，好好一个国家，让蒋介石这些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老夫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大家凭良心说，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为什么还要用‘中华民国’这块烂招牌？国号乃是国之头等大事，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再改？这样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得人似的。老夫坚决反对什么简称，要用，就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好了。”

司徒美堂的话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人口学家马寅初大声说：“‘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早就给蒋介石搞臭了，赶快扔一边去吧。”

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清末进士周致祥站出来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我们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法学家沈钧最后补充说：“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不伦不类，也成为了法律上的一大漏洞。我们现在看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并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我们何必多此一举？而且，一旦多了这个简称，以后与别国订约就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经过老先生们这么一讨论，新中国最终没有被简称为“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