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好龙的道理是什么(“叶公好龙”成语背后的真相,道出今人死要面子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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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人群的地方“面子”的生命力总是格外旺盛,哪怕这种面子只是幻想,比如古有“叶公好龙”:男主叶公以各式各样的龙形象装点门面,此嗜好引人围观,但当真龙光临叶公居所时,他却抱头鼠窜,丝毫不见对龙的喜爱。

虽然龙只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图腾崇拜,叶公好龙一事也只是人们的笑谈,但历史上真实的叶公却因“叶公好龙”这个成语被贻笑千年,今天的叶地百姓还在为他们的父母官鸣不平。当我们揭开“叶公好龙”背后的真相后,也许会对此少几分嘲笑,反而多几分同情和自我反省。

据清同治辛末《叶县志》、《汉书》、《皇览》等史料记载,“叶公好龙”的人物原型是春秋时期楚国名相沈诸梁,因其所在封地在叶邑(今河南叶县南旧城),故自称叶公,“叶县西北去城三里,有叶公诸梁冢,又曰叶君丘,近县祠之”。相传真实的叶公确实有画龙的嗜好,但此举载入正史并非因为沽名钓誉之私欲,而是为了兴修水利、造福当地百姓。

叶地是浅山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地带,因为地形原因,该地常年雨季发生洪涝灾害,而雨季过后发生旱灾。对此叶公曾发动当地百姓开挖具有防洪、蓄水功效的东、西二陂以解决水患,据悉该治水方案不仅福泽当地百姓,为后世水利专家设计水利工程也提供了宝贵经验。而画龙则是叶公治水方案中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治水方案需要绘制水域地图,叶公就在自家院墙上画,在每个出水口上画上神话里掌管降水的龙形象。

综上,如此一个为民谋利的实干家,很难将他同“叶公好龙”中装腔作势的形象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位名相救国君于危难的事迹后,会发现他与“叶公好龙”中那位沽名钓誉之辈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

据《史记·三十世家·楚世家》中记载:楚惠王十年楚国大夫白公胜起兵谋反,挟持了楚惠王。叶公带领叶地兵将平息白公胜叛乱并取得成功后,并没有拥兵自重趁火打劫篡夺楚惠王之位,而是奋力救出楚惠王协助恢复楚国秩序。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旦臣子手握大权,总会发生谋权篡位的相似历史。但即便楚惠王出于感激将军政大权都交给叶公,使得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时,叶公也没有表现出意欲将国君取而代之的野心,反而后来将大权让给了公孙宁、公孙宽两位年轻人,自己回叶地安度晚年,史称“叶公让贤”。

这样一位为民造福、忠君礼让、淡泊名利的贤臣,怎么看都不像“叶公好龙”中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可惜关于叶公,人们偏偏只记住了成语中子虚乌有的坏名声,却鲜有人记得他为叶地百姓、为楚国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正面形象,真是应了那句俗语: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切该怨谁呢?

有人说该怨孔子和他的儒家学派传承者,这类观点认为叶公的坏名声全因和孔子拌了句嘴。叶公和孔子确实曾有过话不投机的交流,《论语·子路》篇对此有记载。话说孔子周游列国时从蔡国去叶地时,叶公曾与孔子有过几次会面,史称叶公问政。双方对于为政时应采取“近者悦,远者来”之道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却在何为正直人设的标准上产生了分歧:叶公认为正直的人必然是大义灭亲之人,即“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但孔子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正直的人因为顾念血脉亲情会为亲人护短,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次不愉快的交流是孔子没有在叶地久留的重要原因,而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作为儒家学派的传承者,他借孔子弟子子张之口,将这个叶公好龙的成语故事写进了自己编纂的作品《新序》中:

“子张见鲁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字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因为这段文字,叶公被后世人贻笑千年。可见叶公被污名化与孔子、儒家学派传承人确实有些关系,但若因此将抹黑叶公的罪名扣到他们头上,实乃甩锅之举。

首先,孔子和叶公意见不合太正常不过了,众所周知在孔子所处的诸侯争霸时代,他的思想主张基本上没有被哪个诸侯国君真正接受过,意见不合实乃家常便饭。并且关于思想主张不一致的问题,孔子一贯持“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豁达态度,所以并不会因此怀恨在心,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孔子因此去诋毁叶公形象的言论,所以叶公形象被损岂能怪孔子?

再次,即便是儒学后人刘向将抹黑叶公的这个成语故事记在《新序》中,也不代表这是刘向对叶公有敌意。因为一方面《新序》这本书只是刘向编纂的,叶公好龙这个故事也只是他听说后收录在其中的;另一方面虽然刘向在这本书里记上了有损叶公形象的虚构故事,但也同时记载了叶公平定白公胜政变、以及叶公向乐王鲋询问晋大夫赵文字为人等事件,而这些故事则凸显了叶公德才兼备的正面形象,这些在《左传》、《史记》中也都有记载。

所以,既然刘向在《新序》中既记载了关于叶公负面形象的故事,同时也记载了他正面形象的故事,又怎能说刘向这些史学家是在刻意抹黑叶公形象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关于叶公正面、负面事迹都曾被记载于历史文献,但后人偏偏对叶公负面形象的故事印象更深刻,不能怪跟叶公拌过嘴的孔子,也不能怨编纂历史文献的史学家,只能怨后来的传播者选择性地传播了叶公负面形象的故事,而听者选择性地记住了这些,然后再传给别人……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传播方式下,一代名相叶公就成为“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的真实写照。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的传播现象,对被评价的当事人并不公平,也并非对一个人的客观评价,但这种现象却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负面事迹之所以比正面事迹传播得更快更广,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在他人负面事迹中,找到了自己负面情绪的共鸣,比如说虽然“叶公好龙”的成语故事是虚构的,但人们在生活中肯定遇到过沽名钓誉、装腔作势的伪君子,而人们在传播这个成语时,亦是在发泄自己对这种人的不满情绪。

此外,在拿他人的负面事迹同自己正面事迹的对比时,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事实证明:当人们彼此传播这些负面事迹时,会感到站在同一战线攻击共同的敌人,有可能在情感上拉近彼此的距离,尽管这么做对被评论的当事人来说是极为不厚道的。

由此可见“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这一怪象的生命力多么顽强,所以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若处于被评价者的角度,他们很可能会像“叶公好龙”一样,去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哪怕这种正面形象是虚假的,相反不敢将自己并不那么光鲜的一面展示于众,毕竟被认同是正常人的一大共同需求。

叶公好龙之举可以理解,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只会创造出虚伪的美好。况且基于“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的传播逻辑,这样做也并不能使自己的好名声传播开来。所以人们要想得到来自他人的客观认同、无惧小过错被人知晓,除非颠覆以上的传播逻辑,这有赖于每个人在充当传播者的角色时,能对一个人、一件事有全面、辩证的宣传,而非抓着他人的短处四处宣扬。

作者: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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