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周有光先生是汉语拼音之父，有什么疑义吗？不好意思，还真有。

记得周先生说过：“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周有光百年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113页）

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黎锦熙、罗常培、丁西林、韦悫、王力、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为委员。除周有光外，委员都是名重一时的语言文化教育学者。周有光所说要起草的草案，就是《汉语拼音方案》。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起草。 显而易见，准确地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撰写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作为组织者、作为文改会专职工作人员及拼音化研究室负责人，他应比其他委员尤其是兼职委员，做了更多的工作。仅此就可以称其为“父”了吗？更重要的是，汉语拼音是周有光或文改会的专家们，前无古人，横空出世，首创而成的吗？似乎不是。

其实，汉语拼音，最早可追溯至元朝。大概编写于1269—1292年间的《蒙古字韵》，是“汉语史上的第一个注音方案，内容涵盖声母、韵母和声调等汉语的整个语音系统，而且标音反映实际口语，所以此书对于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具有特别意义，从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上没有任何其他文献与之相媲美。”（照那斯图《〈蒙古字韵〉拾零》，《语言科学》2004 年 第 3 卷 第 2 期）《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文注音汉字的一种韵书，是“八思巴字和汉字对音的一部对照字典。这既可用来学习蒙古字，也可用来学习汉字，是汉字译音和蒙古字书写规范的标准手册。”（同上）编著者不详。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诏令用其“译写一切文字”，成为元朝“国字”。元亡后逐渐废弃。用八思巴文注音汉字的《蒙古字韵》，也渐失传，元代刻本流傳至清道光年間亡佚。現在仅存一写本，是1308年（元至大戊申年）朱宗文（字彥章，信安人）写的校訂本。书于清末流入英国，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此书标音反映实际口语，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得到汉语学界的极大关注。

图：《蒙古字韵》书影。

到了明代，有人首次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这是一群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教，需要学习汉字。学习汉字，先要了解读音。中国传统注音方式，是直音法与反切法。直音法是用同音字注音，如“蛊，音古”。反切法，用两个字给一个字注音，前一字声母与被注音字声母相同，后一字韵母、声调与被注字韵母、声调一样，如“塑，桑故切（或桑故反）”。这两种方式都需要事先掌握较大数量汉字，使用起来都不便捷。传教的洋人，为了快速学习汉字、进行传教，想出了个用拉丁字母注音汉字的好法子。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利玛窦是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是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现任教宗方济各就是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的书《西字奇迹》，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方案包括26个声母，44个韵母。可惜原书失传，不过他有四篇汉语拼音文章传世，可一睹最早的对外汉语教材风貌。

图：利玛窦用汉语拼音拼写的文章。

还有一位法国人叫金尼阁，也是耶稣会教士。他出生地原属比利时，自称是比利时人。他编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出版）也非常著名。这是一本拼音韵书，承继了利玛窦等前人成果，并由几位中国文人协助编成。他的拼音方案包括20个声母和 50个韵母。金尼阁将声母称作“字父”，韵母称作“字母”，理由是声母与韵母配合而生出一个字音来，而生出的字自然叫做“字子”。他解释道：“余今所取，一父一母，共生字子。此自然之理也。况在首者曰父，在末者曰母，岂不然哉？”（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39页）把个语言问题搞得像产科生孩子。

图：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书影。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给予利玛窦、金尼阁极高评价：“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跟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后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他们：1用罗马字母标注明季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3 ACouvreur、马提尔、朱文熊、黄虚白、国语罗马字11个方案。韵母自成音节形式来自利玛窦、马礼逊、威妥玛、刘继善、国语罗马字5个方案。汉语拼音是中外十几代人智慧的结晶，是集大成的最佳方案，考虑周到，比较众多的方案，作出最佳选择，安排好每一个声母和韵母，实属不易。实践证明汉语拼音非常成功，从注音上看，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中国地名拼法的决议（1977年9月）说，‘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马庆株《〈《汉语拼音方案〉的来源和进一步完善》，《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1期）

以上介绍了汉语拼音方案产生的基本过程。显然，在周有光之前有过很多拼音创制者，只是他们很少被人称之为“父”。或许他们根本不为常人知晓，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像元朝八思巴字拼音虽最早，但已是死的文字，而且与现代汉语拼音拉丁字母在形式上相距甚远，难以认其为“父”。洋人首创拉丁式汉语拼音，可未见有人称其为“父”，这大概是由于民族感情难以启齿吧？不过，在周有光之外，倒是另有一人也被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就是卢戆章。在福建，卢戆章的老乡们一直将其视为“汉语拼音之父”，还在厦门鼓浪屿上修了一条拼音道，以示纪念。

图：鼓浪屿拼音道。

对此问题，语言学界的态度是怎样的？1992年，语言学家们在北京开过一个“语文现代化运动100 周年纪念会”，“周有光先生在发言中指出，100年前从卢戆章创造切音新字开始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是我国语文的一个重大转折。”（《语文现代化运动100 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语文建设》1992年第7期）会上，周有光肯定了卢戆章在汉语拼音上的开创性贡献，这其实已经表明，如果说一定要确定“之父”的话，卢戆章更有资格。但是，语言学界仍未将谁列为“汉语拼音之父”，这又是因为什么？我想，其中奥妙大概就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并非一时一地一人的独创，而是众多学人长期探索研究形成的成果。学界虑深谨严，不胡乱认人为父。媒体简单轻率，为博眼球，可随意喊爹。

文末谈点儿感想。

回首四百年前，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首创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虽以扩大宗教版图为初衷，但终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大家庭，他们的献身精神、科学素养也令人敬仰叹服。

回首晚清以降百年汉语拼音发展的历史，简直是一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的历史。有责任心的读书人，在民族危难、文化衰微之际，殚精竭虑，勇敢探索，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再造，尽管有些观点做法过于偏激，甚至不切实际，但那份激情与勇气，却永远令人敬佩，永远值得后来者学习。

百年汉语拼音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转型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历史。小小的拼音字母，折射了大时代的历史风云。而历史仿佛在告诫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征程，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要勇于敞开胸怀，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