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二月天的全诗(高鼎和他的《村居》诗)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首题为《村居》的小诗,很多人都不陌生。这首诗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小学语文教材,至今已逾30年。但说起这首诗的作者高鼎,人们怕是会一脸茫然:高鼎?高鼎是谁?许多选本选录此诗时,只说他是浙江仁和(今属浙江杭州)人,字象一,一字拙吾,生活在清朝后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都“不详”,简直是个谜一般的人物。

幸而高鼎的诗文集《拙吾诗文稿》尚存天壤之间,卷首有其友人李圭(1842-1903,字小池,我国近代邮政倡导者之一)所作《行状》一篇,我们可以据此了解高鼎的生平。

高鼎相貌平平,不善言谈,还有高度近视(李圭《行状》称其“目露光近,读书目摩纸”),终其一生不过是个教书先生、榷署文员,最大的爱好便是写诗。这与他外祖父孙麟(1778—1856)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孙麟字苏门,在当时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高鼎因家境贫寒,只能在学做生意之余跟从孙麟学习,因此孙麟对于高鼎,既是亲人,又是良师。孙麟临终前,将自己的诗集稿本寄给了高鼎,高鼎十分珍视,一直置于行囊之中,杭州城破逃难之时亦随身携带未曾遗失。光绪五年(1879),体弱多病的高鼎在李圭等友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为孙麟刊行了他的诗集《秋啸堂稿》。次年春,高鼎不幸身染湿热,病逝于宁波。

高鼎逝世后,留下的诗作有2715首之多。李圭约请高鼎的另一位友人金遗从中精选出1080首,编为四卷,又以文31篇附后,于光绪八年(1882)刊成印行,卷首有黄福楙《序》、金遗《序》、李圭《行状》,卷末有捐刊姓氏及李圭《跋》,这就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拙吾诗文稿》。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村居》,就收录在《拙吾诗文稿》卷二,同题下共有四首诗,此为第三首。由于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较长,高鼎创作了不少描绘乡村生活的作品,而这一首显得尤为特别。前二句侧重写景:二月里,春草萌发,群莺乱飞,杨柳的枝条在春风吹动下轻拂堤岸,仿佛沉醉在春天的雾气中。后二句侧重写人:一群天真可爱的孩童放学归来,发现时间还早,便连忙拿出纸鸢,在温煦和暖的东风中放了起来。如果说前两句尚属平淡无奇,后两句则堪称妙笔。尤其是末句中“忙趁”二字,既写出了孩子们迅捷麻利的动作、活泼好动的天性以及唯恐大好时光从手边溜走的急切情态,又从侧面反映了春天的盎然情趣和勃勃生机,甚至还包含了一点应该珍惜美好事物的哲理意味。比起前人描写儿童的名句,诸如“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唐胡令能《小儿垂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清袁枚《所见》)等,实在是不遑多让,入选小学语文教材并广为传诵亦是理所应当的了。

关于这首诗,近年来有一些选本和赏析文章称其为“高鼎晚年归隐于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即兴之作”(周啸天《啸天说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甚至说高鼎“遭受议和派的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晚年归隐于上饶,诗中孩子们无忧无虑放风筝的生活,大概是诗人壮志难酬后心之所向的生活”(李娜《浅谈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代童趣诗》,《文教资料》2017年第1期)。这些说法其实是误将另一首同题作品——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写作背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强加”在高鼎《村居》的头上。究其原因,这两首诗均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篇目,均写乡村生活,也都写到了儿童活动(辛词中有“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之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经常将这两首作品相勾连,一来二去,遂成张冠李戴之误。《拙吾诗文稿》中的诗作均以年代为序编排,从《村居》所在的位置来看,这组诗当作于同治二年(1863)春,当时三十六岁的高鼎正避乱宁波乡间教书为生,写的乃是战火不曾波及的宁波乡间的盎然春意和童真童趣,既非“晚年”,亦非“隐居于上饶”,更没有什么“遭受议和派的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读诗可以知人论世,但前提是必须对“人”和“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否则对理解诗歌是毫无助益的。(陈恒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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