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热播，剧中赵盼儿、宋引章和张好好皆曾是教坊司乐伎，很多人不知道教坊司是做什么的，以为就是供权贵淫乐之处。其实，教坊司是朝廷的一个小机构，专为宫廷百宫礼乐之用。

教坊司最早出自唐朝，属于太常寺下的太乐属，有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唐高祖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则天如意元年，改名云韶府，由宫内宦官主管。

唐玄宗开元二年，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专职博士教习乐舞，朝廷发工资。在东京、西京各置左右教坊，东京左右教坊俱在明义坊，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相因成习。掌俳优杂技，不再隶属太常寺，以宫内宦官出任教坊使。此时的教坊司，就是集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等所有文体娱乐为一体的文化精英集聚地。在唐玄宗推动下，唐朝娱乐业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百姓的业余生活。

《新唐书.百官》中记载：“教坊司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可见唐玄宗之后的教坊司，规模有多大，这里的散乐指的是表演百戏的方伎，音声人就是唱歌跳舞的乐伎。

众多的教坊司职员中，不得不说的就是人员最多的音声人。《唐会要.卷三十四》言道：“诏太常乐人，本因罪谴，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于编甿。”《唐律疏议.诸工乐杂户》记载：“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唐律疏议.卷十四》中又有言：“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也就是说，乐伎属于杂户贱籍，有很大一部分职员是因触犯唐律而罪没官籍者的子女。身为太常寺的乐伎，户籍编入杂户，位于士农工商兵之下，不能同士庶通婚，但是可以同普通老百姓结婚。

唐代隶属教坊司的名伎众多，史书上留名的就有红拂女、公孙大娘、霍小玉、薛涛、裴兴奴、杜秋娘、鱼玄机等人。

宋朝在建国初期，“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

《宋史.职官》记载：“太常寺下设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掌宴乐阅习，以待宴享之用，考其艺而进退之，设乐正三人。”《宋史.乐志》记载：“教坊，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宋朝的教坊，是国家统一管理演职人员的文化娱乐机构，教坊中人都有官家认可的才艺资质，而且要精通、专研技艺。每逢春秋圣节三大宴及宫廷宴席，教坊诸部要奏乐表演。教坊演职人员，每年要对才艺进行考评打分，考评好坏直接关系到薪酬职务。

宋高宗建炎初期，受时政影响，取消了教坊。绍兴十四年，又重新设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侍充钤辖。隆兴二年，宋孝宗赵昚认为：“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可名色”，再次取消教坊。每有用之，“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

宋朝教坊的人员中，除了民间艺人以外，大多还是犯官妻女充之。虽说规定教坊人员可以“歌舞佐酒”，不得“私伺枕席”。但是，毕竟教坊歌伎隶属贱籍，属于最低等户籍在册人员，姿色艳丽者还不是权贵们的玩物。

宋朝在史书上留名的歌伎有京都花魁李师师、巾帼英雄梁红玉、苏轼的小妾琴操和朝云等人。

《梦华录》中，赵盼儿、宋引章和张好好这样的绝世美人，身在宋真宗时期，对乐伎相对宽容，能洁身自好，不被糟践，已是幸事。到了南宋后期，兵荒马乱之下，能活命都算好了，哪还有什么贞洁可言。

元、明皆设有教坊，但跟唐、宋比起来，乐伎除了正常的演出之外，还承担了官方妓院的场所。一旦进入教坊司，只谈风月，不谈风光，就成了让人鄙视、唾弃的对象。教坊的乐伎中，首先就是战败者的妻女，譬如明朝建国初期，将元朝功臣之后都没入乐籍，由教坊司统一管理；其次就是被抄家灭族的官宦妻女，还有就是从民间征调的破落良家女子。

元朝对乐伎着装有规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明太祖朱元璋还下诏：“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人服”。“绿帽子”逐渐成了贱籍娼妓家属的身份代表，并延伸为被妻子出轨的男子形象代言词。

教坊司的贱籍身份，直到清朝雍正元年，才被取消。雍正命乐户从良，可以从事其他正常行业，等同于良民。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专门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