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到中部某省参加一次异地暗访检查，针对暗访中发现的问题，个别基层干部“反应迅速”，半天时间就造出报告回应检查，把马上就办变成了“马上造假”

◆ 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很多时候自己也知道“马上办不了”，但在巨大的问责压力下，也只能以表态过关

◆ 基层出现的很多问题根子在上级部门考核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之处。政府部门工作如何，关键还是需要群众来评判

“马上就办”原本体现了干部服务群众、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调研中发现，少数基层干部出现了走形式的“马上就办”现象：面对上级检查发现或者群众指出的问题，以解释、搪塞来达成“马上就办”，有时甚至不惜造假。这种形式主义的“耍嘴皮子”危害不小，反映了少数基层干部表态多于行动的不良作风和基层干部问责泛化等问题，实质是一些干部在问责考核棒下只唯上，不唯下。专家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把监督权、评判权真正交给群众。

变了味的“马上就办”

记者发现，当上级检查、暗访发现问题后，少数干部“马上就办”表态快，但落实解决无行动、无效果。

一位县扶贫办主任告诉记者，近年来，她去乡镇调研发现，针对问题，很多干部都会表态“马上解决”，确实也有不少乡镇能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但是总有个别乡镇领导“口头表态”后没了下文。“我们发现问题后，必须紧盯、跟踪，才有可能切实有效解决问题。”这位扶贫办主任说。

曾经，地方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实际效果不彰。近些年不再见到此类机构，但依然存在走形式的“马上就办”。记者在有的地方政府网站的留言板看到，面对群众的问题，职能部门马上解释原因，表示重视解决，但有时局限于承诺却缺少行动；有的则回复标准答案，仅仅表达重视问题并“正在了解推进中”，实际结果没有下文。

更有甚者，个别干部把“马上就办”变成了“马上造假”。

不久前，记者到中部某省参加一次异地暗访检查。在一个脱贫摘帽村，记者偶遇66岁的脱贫户王某，并实地查看了她的住所。屋子构造简陋，屋内床铺、电视机、灶台等生活设施较齐全，有明显的生活迹象。但当记者询问其是否在此居住时，被赶来的村、镇干部插话称，这里不是王某的住所，她住在儿子的新房内。

被问及该房屋是否有过危房鉴定时，在场干部果断回答说“没有，因为这不属于住房，不在鉴定范围”，还称该房屋过去是王某家的鸡舍，经改造后只供她白天在此看护家畜和桃林。

半天后，记者在该乡镇的反馈说明中却看到王某的房屋“经鉴定为B级安全住房”，且附有一个月前的“鉴定报告”复印件。记者经过与原件和同类鉴定报告仔细比对，发现该“鉴定报告”中的日期和图片均为不实信息，系当天临时抱佛脚而造。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马上办关键是办实办好，而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和表面承诺实则推诿，“只承诺不行动，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源在作风不实、问责不当

之所以出现变味走形的“马上就办”，首先是因为部分基层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存在工作作风不扎实的地方，对问题情况不熟，自然办法不多。口头表示要立即行动，但面对问题束手无策。

在中部某省暗访时，记者随机到一个村子询问第一书记村情，基本都由乡里的工作人员回应，第一书记坐在角落不言语，在翻阅相关资料。“村里建档立卡贫困人数多少？有何项目产业？”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位驻村干部都没能马上答出。记者在另一个脱贫摘帽村还发现，村支书把全村基本情况记录在巴掌大纸条上，夹在手机壳里，跟随记者入户时，还在不时查看相关数据。

“马上就办”沦为少数基层干部的口头禅，还因为存在着对基层干部问责虚化和泛化的问题。

一方面是问责虚化。记者发现，在基层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马上就办表态后，相关事项是否真办了，政府部门并没有继续追踪，也很少有干部因为表态后“没有下文”而受处分。

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他们乡镇一年大大小小的检查有20多次，梳理来看，国家级检查不多，更多还是各级地方政府检查，一些地方比如县一级检查是“摘花不摘刺”，好的经验总结上报，发现问题更多会止于口头表态，原因是基层工作的好坏会影响到上级部门和当地政府的政绩考评。这导致检查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另一方面，则是问责泛化。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很多时候自己也知道“马上办不了”，但在问责压力下，只能以表态先“过关”。有乡镇干部说，当地经常搞问责排名，市相关部门年底会看每个县问责处分多少科级干部。作为乡镇一级的干部，面对多条线的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复杂，为避免“挨板子”，就先表态不行动，甚至造假应付。

规范基层考核机制

专家表示，“马上就办”核心是办好，落实关键在于规范基层考核机制、做好基层干部的容错机制。山西省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庞丽峰表示，要进一步为基层干部减负，持续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和积极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记者，在扶贫等基层工作中，少数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存在虚报、瞒报、假报等现象，反映了目前少数干部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对此，光靠临时检查、督查等方式是不够的，“马上就办”功在平时。竹立家表示，要强化舆论和社会监督，推动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基层的运用，帮助基层工作事务更快、更透明、更高效运转。

基层干部认为，亟待改变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干部问责泛化问题。当前，在脱贫攻坚收官之际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阶段，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还是年底搞问责排名，只能让干部缩手缩脚、疲于应付。因此，针对具体问题要区别对待，形成容错机制。比如，在干事创业中发生的探索性失误，可以免责或者从轻处理，让更多干部放下包袱、甩开膀子干事创业。

王忠武表示，基层出现的很多问题根子在上级部门考核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之处。政府部门工作如何，关键还是需要群众来评判。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宜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把监督权、评判权真正交给群众。（记者 魏飚 王皓）（刊于《瞭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