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古老的枪(被遗忘的“恰塔霍裕克”！它是世上最古老城市，有8500年历史)
第一章 定居生活的冲击
我在土耳其中部有200万人口的繁忙都会科尼亚登上一辆空调大巴车，来到恰塔霍裕克这座世界古城。那天上午万里无云、十分炎热，大巴车就这样出了城，途经商店无数，从卖新鲜鸡蛋的到卖苹果电脑的一应俱全。当亮丽的公寓楼宇逐渐为旷野所取代时，我们并未远离文明。蜿蜒的路旁仍可见整齐的贝都因人营帐，而途经的小镇中几乎每条街上都有新房正在建造。约45分钟后，大巴车在一个碎石铺就的停车场停了下来。一幢幢长形矮建筑和小木屋围出了一处赏心悦目的院落，中间摆放着许多带遮阳伞的野餐桌。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休闲中心或小规模的学校。
其实这里是通往遥远过去的一扇门户。野餐桌数百米开外就是建于所有城市之先的城市——恰塔霍裕克城。这座城市大部分被掩埋在早已被风吹平的低矮高原——东山丘——之下。从空中鸟瞰，面积有13公顷的东山丘呈泪珠状，它就像一张土制的大毯子盖在了这座已有9 000年历史的城市遗址上，城市的居民长期以来在房子上面盖房子，泥砖建筑层层堆积，形成了一座城丘。东山丘的外面还有较新的西山丘，它规模略小，大约形成于8 500年前。建城之初城丘两侧均有河水流淌，附近的科尼亚平原上散布着许多农场。今天，这片土地已经干涸，只有一片片干黄的草散布其上。我吸进了一口带着尘土的暖空气。这里是所有城市的起点。我所认识的世界——公寓、工厂式农场、电脑遍布，而且（街道上）成千上万人摩肩接踵的城市——亦由是而生。
有的考古学家称恰塔霍裕克是由小居民点融合而成的“大型场址”或巨大聚落。这座城市似乎是在没有任何中央规划或指导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而成的。恰塔霍裕克的建筑和在该地区之后出现的各种建筑截然不同。每一家住房像蜂窝一样紧密相连，几乎没有街道分隔。城市网格起码比地面高一层楼，人行道沿屋顶排布，而各家的大门也开设在屋顶。居民们花在屋顶上的时间肯定少不了，他们在房顶上做饭、制作工具，还经常借助简易遮蔽物在户外睡觉。他们进城回家都靠简单的木梯上下。
最早的建筑工程开始时，许多来到恰塔霍裕克居住的人才刚刚脱离游牧生活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当时来说，在一个地方定居的想法极具革命性。虽然在恰塔霍裕克之前也出现过小村落，但绝大多数人还在延续他们旧石器时代祖先数十万年来一贯的小股流动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原来在自然世界与你共处的只有少量的人和动物，如今你却要同数百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定居，这该如何适应。只熟悉老旧游牧生活的父辈祖辈不可能教导你如何适应这奇怪复杂的城市生活。难怪恰塔霍裕克人一直想方设法寻找最好的群居方式——但在这过程中也犯了不少致命的错误。
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你的老家在哪儿”跟“你的祖上都是谁”这个问题一样重要。对一个总在流动的游牧民族来说，“你的老家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重要的是“你的祖上都是谁”，你是哪一族人。因此，很多西方的古籍，包括《圣经》，在介绍英雄人物时不免拉拉杂杂列出名单冗长的祖祖辈辈。你的列祖就是你最好的写照，但如果你在某个城市度过一生，那么那个地方可能比你的家族渊源更让你有认同感。
当人们来往于恰塔霍裕克成千上万个屋顶上的通道时，也就意味着他们走进了人类社会的新阶段。恰塔霍裕克人开启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一个身份与人的固定居住地绑定的未来；这块土地归他们所有，他们成了土地的一部分。这就像经历一个慢动作的冲击波，震撼了好几代人。人类能否持续生存下去如今取决于气候是否宜于耕作，而死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因旱涝而到来。我们可以从这座古城的历史中看到，定居生活实属不易，人们险些就决定永远放弃城市生活。但我们的祖先最终没有这么做，而这是几千年以后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想弄清楚我们的祖先为何如此抉择。
与印第安纳·琼斯截然相反
我将注意力转回大巴车放我下来的地方，即恰塔霍裕克发掘所。25年来有数百位考古学家以此地为家，孜孜不倦地努力揭开这座古城的奥秘。我正赶上十几位考古学家开展的关于恰塔霍裕克的历史和宗教的研讨会。
我们一行人登上了东山丘的顶部，考古学家已经移除了山丘的北面表层，将城市网络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不同寻常的发掘面，亦即被人们简称为“4040”的地方，约有现代城市一个街区的大小。4040上方有一个用木头和不透明白色塑料搭建的像飞机库那样的拱形遮阳棚，遮盖住了整个东山丘。人一旦步入棚内，炙热的阳光即刻变得柔和，空气也变得凉爽了不少。我眼前是一片黄褐色泥砖砌成的相互连接的好几百个房间。
起码有十几位考古学家正在这里面工作，有的蹲在墙边在本子上记笔记，有的用相机记录着上午的发现。为支撑断壁残垣，到处都堆放着沙袋。我们这群人站在房屋地面上方约1米处，向下望是9 000年前某一人家的起居室。我可以看到厚厚的泥墙中显露出的一团团灰泥，这让我想到在自己家百年老宅的木门框上刮下6层不同颜色的油漆的景象。有一些地方，居民用赭色土绘制的图案仍然清晰可见，在光洁的灰泥上呈之字形。一个是钻石形螺纹的重复图案，另一个是波动在曲线之间的一些小长方形图案，似乎是想表达河流的形象。所有的图案都是精巧的抽象图案，传达出一种动感，绘画者们似乎是想让这个缺乏变化的居住区获得生命力。
在发掘区我们看到了地面上有许多椭圆形小坑：这是坟墓内的骨头被移除的明显迹象。恰塔霍裕克人将逝者埋在泥塑的床台下面，就在自己身边。人体在下葬时呈胎儿蜷缩状，其棺木形状像一个圆形的容器，有异于西方人所熟悉的长形棺木。有的床台下面有多个古墓，最多的竟有6个之多。后来我们听说，有一座墓有多个颅骨却只有一副身体骨架。
团队的领队是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伊恩·霍德，这位谈吐温文尔雅的伦敦人自1993年就开始指导恰塔霍裕克发掘工作。此人的形象基本上与好莱坞影片中的探险家印第安纳·琼斯截然相反。他因开启了颇具影响力的脉络考古学派[1]先河而闻名，该学派认为古文物应该被视为了解古老文化的钥匙，而不是战利品。如果《夺宝奇兵》系列影片中的印第安纳·琼斯是脉络考古学家，那么他就会把金色神像留在神殿里，并设法了解金色神像与这座设有各种奇妙机关的神庙的建造者们的信仰有无关联。当霍德在恰塔霍裕克发现无价之宝时——他知道不少这类发现——他总想探知该文物能告诉我们关于这座古城社会关系的哪些信息。
霍德摘下他的帆布软帽，爬进了一个切入房子地面的方形深坑。坑的一边是考古学家所称的剖面，展露出恰塔霍裕克人在几个世纪间在这里的房子上盖房子后留下的多重土层。最底层是年代最久远的地面，随后每上一层年代就离我们更近，所以才有人不清楚考古学家谈到“更上面”时，其实讲的是“年代更近”的意思。另外一个描述这一分析方法的名词是“地层学”，亦即借助历史背景来研究土层。霍德指着夹在浅褐色黏土层中的缓波形走向的黑色物质，黑色物质上又覆盖着一层似乎掺和着碎骨的东西。它就像一块讲究的维也纳千层糕，只是这块土制蛋糕有3米高。霍德说，我们眼前所见正是这座城市数百年间房屋的情况。之所以有褐色黏土层，是因为恰塔霍裕克人勤于维护住房地面，经常给它们涂灰泥。黑色层则是住房被弃置后留下的灰烬。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通过焚烧屋内物件的仪式将被废置的房屋“封存”起来，所以才会留下容易分辨的炭化物质。有时候，房子就此变成了垃圾坑，邻居们会将自家火炉中的灰烬和其他废弃物也倾倒在这里。
最终又会有另外一家人在此重建住房，他们会在留有灰烬的地面上再涂上厚厚的一层黏土和灰泥，并按旧建筑的原布局重建。霍德用“依样画葫芦”一词来形容恰塔霍裕克人的造房法——居民们并不觉得有改变建筑风格的必要。有一次，霍德和他的同事挖掘到一所重建了4次的房子，房中储存锅具和埋葬死者的地方从来没有变过。
在他向我们展示的房子的上层土层里，霍德认出了夹杂在灰烬中的3段黏土层，这3段黏土层清楚地反映了房屋被弃置而后重建的不同阶段。下面的土层相对模糊些，但是我们还是辨认出了至少8层黏土和填充土。霍德猜想它们或许代表更早期的许多住房，或者是数目较少但在使用期间曾被人花大功夫修整过地面的住房。无论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今城市中依然存在的一种现象的古老版本。恰塔霍裕克人在旧房子上建造新房，我不也在我那间百年老宅上重修墙面、重建墙体、重涂油漆吗。
离开4040工棚后，霍德带领着我们经由山丘顶部往西南方向走去，前往一个年代更为久远的被称为“南发掘处”的地方。沿路我们看到了好几个支撑在几个小发掘点上方的帆布帐篷，我想象着当年恰塔霍裕克居民沿着一样的路线，从屋顶穿过城市的景象。目前发掘面积虽然很大，但却只占古城面积的5%。在我们脚下的是1 000多年来层层叠叠、数以千计的住房，这些宝藏仍有待与世人相见。
“南发掘处”令人叹为观止。在用钢材和玻璃纤维搭建的穹盖下，我们看到考古学家已经往下挖了起码10米，发现了更久远的城市网格。我站在一个木制的观景台上凝视着令人咂舌的层层堆叠的土层。位居最下的也就是人们开始决定不再四处游牧、全年定居于此的最早期的城市。当时这里是一片草木繁茂的湿地。定居的人在开始建设这里之前并没有“城市”的概念。他们不断地在湿地上面按需求加建，直到黏土堆变成土房，土房变成上层屋顶的土路、街区和艺术品。似乎我们一眼即可将1 500多年的城市历史尽收眼底。
霍德指着坑中最深处挂着旗子的一根钢筋，带着些许神秘的微笑说：“那是乳制品作坊所在之处。”就是在这一层，科学家发现了恰塔霍裕克人烹调乳制品的第一个证据。陶罐中的残渣表明人们已经开始在汤里放羊奶，可能还放了奶酪。研究新石器时代牧羊情况的玛丽亚·萨尼亚、卡洛斯·托内罗和米格尔·莫里斯发现了多代人养殖少量羊群的证据[2]，羊可以为人们提供羊奶和羊肉。这条乳制品线不仅让人们的饮食变得更丰富，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牲畜的生活方式以及定居点四周的土地。从“乳制品作坊”中，我们能看到人们已经停止在大自然中寻找栖息地，并开始改变自然使其为己所用的蛛丝马迹。
人类如何自我驯化
1923年，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的《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问世，他在书中首次谈到城市生活的演化进程。柴尔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革命改变人类文明思想的影响，创造出“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词，用于描述在恰塔霍裕克有人居住期间逐渐呈现出的一系列发展。他说，就像工业革命的远古版，所有社会在采用农耕方式、产生符号交流、进行长途贸易和建造高密度居住点时必定会经历一段深刻、迅速的变革。他解释说，这一套新石器时代的做法迅速席卷了中东，接着延伸至世界各地，城市化应运而生。
数十年来，人类学的学生大都熟读“新石器时代革命”说，相信游牧民族变成交税的城市居民必然经历了极为突然的文化断裂。虽然过去有不少学者相信这种论点，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从他们在恰塔霍裕克等新石器时代社会搜集到的新证据中发现，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我们已经了解到，从游牧生活到大型城市社会的过渡是一个渐进过程，数千年来不断走走停停。另外，它也不是从中东开始向外延伸的，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是在多地——从东南亚到美洲——同时独立出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和居住安排无疑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过渡有时确实突兀，特别是对那些刚刚离开旧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不过，工业革命并不是对我们在恰塔霍裕克所窥见的社会变革的最佳比喻。20世纪初，一代人见证了电力、电话和汽车的普遍使用。但在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花了几十代人的时间来发展农业，又花了几十代人的时间才发展出乳制品作坊。虽然步调十分缓慢，但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还是设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周围的世界，就像他们遥远的后代适应了化石燃料和有碳排放的引擎那样。
到恰塔霍裕克这座城市建立起来的时候，人类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印记，人们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畜养山羊、绵羊、狗等牲畜，栽培果树，种植多个品种的小麦、大麦以及其他作物。[3]与此同时，我们也引来了意想不到的老鼠、乌鸦和象鼻虫等有害生物，外加在居住密集情况下很容易滋生人传人、动物传人并会带来疫病的微生物。人类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我们的食物、排泄物、身体和住房招来了各式各样的有益生物和有害生物。
人类改变了进入我们定居点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种生物。我们栽培能更快食用、养活更多人的植物，这才有了长出更大麦粒儿的小麦和果肉更饱满的水果。像狗、绵羊、山羊和猪等家养动物经过几千年的驯化也改变了习性。或许，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让它们越来越像幼崽，也就是“幼态持续”现象。家养动物往往体型较小，外貌特征也比较柔和，诸如耷拉的耳朵、短鼻等。还有些更突出的变化，如家养的猪多出一对肋骨。人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也驯化了自己。
多代的定居生活、摄入各种各样的软性熟食，也在我们人类的身体上留下了印记。“幼态持续”让人的面容更加精致，体毛也变少了。我们的下巴变得更短、更圆，或许因此让新的声音得以进入我们的语言系统。[4]更具体地说，我们只有移动上下颌骨、上齿轻触下唇才能发出“v”音和“f”音。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因为有了农业以后人们开始食用新鲜谷物糊和炖煮菜肴。
新的食物种类使得大量人口在基因层面出现了“幼态持续”现象。所有孩子与生俱来就有消化乳糖——生奶中的一种糖——的能力。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得乳糖不耐受，喝了奶或吃了奶酪后胃就极度不适。然而，一旦乳制品在西方成为人类膳食的一部分，成人耐受乳糖的基因突变很快就在人口中蔓延开来。这一基因改变发生得非常突然，覆盖面也广，完全是由我们向定居生活转变导致的。在城市这种人为生态系统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生命体，智人也不例外。
深知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区别的恰塔霍裕克人一定也能看到这种转变。土耳其科奇大学研究城市食物的考古学家拉娜·奥斯瓦尔告诉我，恰塔霍裕克人喜欢用自家种植的植物、自家圈养的可食用的动物制作的饭菜。根据她对储物罐、烹调锅具和垃圾坑内残留物的化学分析结果，我们得知当时人们的食物包括奶、谷物和羊肉等。只有在特殊场合，如举办大型宴会时，人们才会吃野牛之类的野生动物。驯化似乎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人们喜爱摄入用被驯化了的动植物制作的食物，我们的身体因此发生了转变，渐渐地，我们的身体也更适合摄入这种食物，我们也就更愿意种植植物、圈养动物了。
驯化改变的还不只是人的生理，它与新的符号结构的出现也有关联。霍德说他们在恰塔霍裕克许多房子的泥墙上发现了人们刻意镶嵌于其中的鼬鼠和狐狸的牙齿、熊的爪子和野猪的下颌。他们还常常在野牛头骨上抹一层厚厚的灰泥——将牛角裸露在外——并将它们悬挂在门边。很多人在家中还把这些头骨叠加在柱子上，使其看上去就像是用牛角构成的脊肋。野生动物在绘画中也充当要角，我们发现了花豹、野牛和鸟类的图像。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林恩·梅斯克尔指出，恰塔霍裕克最常见的泥塑形象不是人类而是动物[5]；恰塔霍裕克出土的数百件泥塑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人或人体部位的形象。
为什么那时的居民在一个如此喜欢驯化的社会中却对他们拼命想摆脱的野蛮世界如此情有独钟呢？虽然城市中的人已经被驯化，但他们距离被动物围绕的游牧生活——那种随时狩猎动物或者成为其猎物的生活——也仅有几步之遥。霍德推测当时城市居民对野生动物仍然心存敬畏，所以他们才会用动物形象来彰显权力。[6]霍德特别喜欢的一幅壁画里展现的是两只对立的花豹，它们没有对望，而是目露凶光、无情地凝视着观画的人。还有一幅壁画画的是一只似乎擒着人头的巨大秃鹫振翅飞翔。在恰塔霍裕克人绘制的狩猎场景中，公牛和野猪被放大，线条化的人益发显得渺小。在恰塔霍裕克人的心目中，野生动物的形象是挥之不去的，现实生活中也常常确实如此。
不过，绘画中的人物也并不总是与野生动物对立。恰塔霍裕克的艺术家们最喜欢的绘画主题是“兽人”，即兽与人的混合体。有一幅画里面的秃鹫就长着一双人腿。许多狩猎或挑衅公牛的人身上都有花豹的豹斑。考古学家还发现鼬鼠及其他捕食动物的粪便被故意放置在人的坟墓中，似乎是当时的人们有意把危险动物的“秽物”与坟墓里的土混在一起。或许这是人类宣称自身有象征性权力的一个方式，表明他们像花豹一样迅猛，像秃鹫一样凶残，像鼬鼠一样嗜血。霍德说，人们或许把野生动物当作自己过去孔武有力的远祖，与它们有这层关系就能赋予他们相对于后来人来说的权威。换言之，兽人可能是政治姿态的早期表现，自己就因为比人多出那么一点点就有权驾驭他人。
又或许，当时的人们画野生动物壁画是为了提醒当时的城市居民不要忘记他们的先祖曾经住在简易蜗居或帐篷里，对来袭的野牛全无反击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野生动物图样要反映的就是人类的弱点。过去不堪一击的墙体如今已异常坚固，足以抵御捕食者。旷野离他们并不远，那些野生动物还在等待机会伸出爪子扑来。（荷兰）RAAP考古顾问公司的马克·费尔赫芬把恰塔霍裕克的墙体解释为“躲藏和显露”的地方——它们把未驯化的世界请了进来，却又用灰泥将这个世界遮盖起来。说到底，居家生活并不意味着将自然拒之于门外。其实居家生活更像是一种过滤，允许某些生物进来，对其他生物则敬而远之。被驯化后的动植物可以与人类一起居住在屋内，旷野则以墙为限。恰塔霍裕克的城市设计反映了一个对驯化后的生活并不太适应的社会。老百姓仍未完全放弃野性的过去，因为那给了他们力量，但又想对这段过去加以限制，与之保持距离。
这座老城的居民还想与另一样东西保持距离：他们的邻居。在这方面，住在伊斯坦布尔闪亮的高楼中的人倒是与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先人想到一块儿去了。由于要长期与他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朝夕相处，恰塔霍裕克人想方设法在与邻居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仅隔60厘米泥砖的情况下保障自己的私密性。人类学家彼得·J2万年前，半游牧民族就在一座高原的顶部建造了一处了不起的建筑，亦即今人熟知的哥贝克力巨石阵。该遗址位于恰塔霍裕克以东约600千米处，由200多根T形石柱组成，有的石柱高达5, The Archaeology of Contextual Mean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ornero et al
[3] A S4 (2011):S195-S208 E, “Human Sound Systems Are Shaped by Post-Neolithic Changes in Bite Configuration,” Science 363, no
[5] Carolyn Nakamura and Lynn Meskell, “Articulate Bodies: Forms and Figures at ?atalh?yük,”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6(2009): 205-30
[7] Peter Wilson,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 Julia Gresky, Juliane Haelm, and Lee Clare, “Modified Human Crania from G?bekli Tepe Provide Evidence for a New Form of Neolithic Skull Cult,”Science Advances 3, no
[10] K New Results of Ongoing Excavation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Sculptures and High Reliefs,”Documenta Praehistorica 37 (2010): 239-56
[12] Ja Carston and Stephen Hugh-Jones, About the House: Lévi-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 Hodder, Leopard’s Tale,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