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六国(五代十六国，民族大迁徙、迁都、人口伴随流动，想象时代激烈变动)

五代十六国，民族大迁徙、迁都、人口伴随流动，想象时代激烈变动

“十六国”中的很多国家在华北各地建国后，屡屡迁都。中国历代王朝当然也同样进行过迁都。例如，西汉时代的首都设在长安，而东汉时转移到了洛阳。并且，东汉末期，汉献帝被群雄之一的董卓带到了其自己的地盘长安，长安也就成为首都。董卓死后，汉献帝又返回至洛阳。

此外，十世纪赵宋将首都设在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但由于金的入侵，十二世纪宋迁都到了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如果关注到三至五世纪的话，晋的都城原本设在洛阳，永嘉之乱中洛阳被攻占。由于愍帝在长安即位，因此首都也就变成了长安。此后元帝将江南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作为首都，成立了东晋。尤其是在三至五世纪的华北，由于国家的兴亡以及国际关系异常激烈的变动，因此迁都也越发频繁。

例如，三O四年十月前赵在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市）独立后，于三O八年七月迁都至蒲子（今山西省隰县），三O九年一月又迁都至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刘曜在平定靳准之乱后，于三一九年迁都到长安。

此后，前赵遭到后赵的攻击，于三二九年一月败退至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并于九月灭亡。前赵在四年半的时间内，经过两次短期的迁徙，在平阳安顿下来，并于十年后迁都至长安，进而又于十年后迁都至上邽。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年内前赵共进行了四次迁都。

在前燕建国以前，慕容部于二八五年在辽东独立，二八九年将据点迁至辽西的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二九四年又迁到了棘城（今辽宁省北票市）。前燕在建国时的首都就位于棘城，三四二年其将都城迁至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三五O年迁都至蓟（今北京市）。进而在三五七年，前燕又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直到三七O年灭亡之际，其都城一直位于这里。也就是说，前燕的都城从东北迁到了中原，前燕也从东北的地域政权发展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国家性质的变化恰好与迁都间存在着连动的关系。

“十六国”中迁都最为频繁的当属西秦。西秦于三八五年九月以勇士城（今甘肃省榆中县）为首都建国。在三八八年九月其迁都至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为避开来自后凉的压力，其于三九五年六月迁都到苑川西城（今甘肃省兰州市）。进而在四OO年一月，又迁都至苑川（今甘肃省榆中县），并一度于十一月灭亡。

此后在四O九年七月西秦以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为首都复国后，于四一O年八月再度迁都至苑川。四一二年二月其迁都至谭郊（今甘肃省临夏县），八月又迁都至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此后一段时间内，西秦以枹罕为首都，不过四二六年十一月其遭到夏的进攻，迁到了枹罕南方的定连（今甘肃省临夏县）。

四二七年六月夏停止了进攻，西秦还都于枹罕。然而，在四二九年西秦开始遭到北凉的进攻之前，其于五月再度迁至定连。并且，由于在四三O年十月西秦的大量领土被吐谷浑占领，于是其迁到了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最终在四三一年灭亡。也就是说在四十六年间，西秦首都曾不断地迁转于十个地方。

其他诸国迁都的情况，即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南燕、翟魏、后秦、西秦、夏、南凉、北凉、西凉、后仇池、北魏诸国均曾在短时间内反复地迁都。

整理以上迁都的情况，可以发现虽然同样是迁都，但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种是为避开来自外敌的压力，或者是因为领土缩小而导致的迁都。后燕从中山转移至龙城就是受到来自北魏的压力所致。平阳被后赵占领导致前赵从平阳迁到了长安。

此外，苻坚死后，前秦经历了由晋阳→南安→胡空堡→湟中的迁移过程，这是伴随着领土的缩小，为保存残余势力而采取的迁都。夏从统万城转移至上邽、平凉（今甘肃省华亭县）等地是因为北魏攻陷了统万城。这种形式的迁都是中国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由于诸势力间攻防的激烈以及众多国家的不断兴亡，因此迁都也变得频繁起来。

此外，作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当时存在着在积极进行迁都的同时不断改变政权性质的国家。前述前燕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事例。棘城→龙城→蓟→邺的迁都过程代表了其从地域政权向中原政权的变迁。此外，南凉、北凉等政权曾迁都至姑臧，这类迁都是希望通过将自身政权的根基设在凉州的中心地区，来确保在诸国分立的状态下掌握对当地的主导权。

“十六国”中像这样基于各种原因所进行的迁都总计达到了四十六次。首都的变动当然不仅意味着皇帝（天王、王等）及其一族的移动，众多的人将伴随一同迁徙，因此形成了人口的移动。例如，三九七年后燕为躲避北魏的进攻而从中山迁都至龙城时，慕容宝曾率领万余骑从中山出逃。

四O六年西凉从敦煌迁都至酒泉时，将敦煌汉族二万三千人分置于酒泉近郊。此外，据记载四一二年八月西秦迁都至枹罕之际，乞伏炽磐曾率领“文武及民二万余户”，因此其形成了十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人口移动。此外，夏于四二八年从上邽转移至平凉之际，据记载有“数万众”一同迁徙，四三O年十一月当其迁至上邽时也有“驱民五万”的记录。从这样的事例中可以推测，在迁都的同时伴随有数万人规模的人口移动。

由于频繁迁都，因而也存在着被前后多个国家作为首都的都市。关中与关东是诸势力争夺的焦点，因此长安与邺就曾被多个国家作为首都。长安在三一九年被前赵定为首都后，于三五一年、三八四年、三八六年分别成了前秦、西燕、后秦的首都。

邺首先在三三五年成为后赵的首都，此后三五O年成为冉魏的首都，三五七年又成为前燕的首都。此外，作为凉州中心的姑臧分别在三O一年、三八六年、四O八年、四一二年成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的首都。伴随着这样的迁都，每次都形成了数万人的人口移动。

由于上述地区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因此还有很多势力在占领这些地区后，没有将其定为首都，而是作为一个据点。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在这些战略要地上人口变动的激烈程度。在遭遇战乱、饥谨等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民众离开旧有的生活空间进行迁徙就成为流民。

然而，与迁都不同，由于没有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所以保留下来的有关流民的记录相当零散，并且数字也较为模糊。正因如此，要全面把握流民的实际状态是比较困难的，仅能大致确认其发展的趋势。二九六年匈奴人郝度元在冯翊（今陕西省大荔县）、北地（今陕西省耀县）掀起了反抗西晋的叛如乱，西晋政府未能将其镇压。

秦州（今甘肃省东部）、雍州（今陕西省）的氐族、羌族七万人也以氐族齐万年为中心起事。齐万年采用皇帝称号，驻屯于梁山（今陕西省乾县），直到二九九年被平定前一直与西晋军队作战。加之在此期间关中连年遭受饥馑，西晋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因此，当时关中的民众置身在战乱与天灾之中，最终为寻求食物他们开始流亡。建立起成汉的李特集团就是在此时从关中进入汉中，并进一步迁徙至四川的流民集团。

在镇压李特集团之际，西晋曾征发荆州的“武勇”，但这反而引发了这些“武勇”的叛乱。在三O四年遭到西晋将军张昌的讨伐前，其流窜于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各地。此外，一部分关中流民沿汉水进入河南展开活动，这些集团中的一部分投降了刘渊、石勒等势力，而且还有一部分投降了西晋的征南大将军 王敦。

当李特进入四川时，有流民从四川沿长江而下流入湖北、湖南。这些流民于三一一年拥立杜弢，并转战于湖南、江西，三一五年其被西晋的王敦、陶侃镇压。河北的王弥集团曾寇略了山东、河南，并曾逼近洛阳，在被西晋打败后，其归顺了前赵。

此外，在并州（今山西省）苦于刘渊势力的扩张，饥馑的人们追随从并州刺史转任都督邺城诸军事的司马腾，这些流民被称为“乞活”。这一群体以冀州（今河北省南部）为中心转战于华北各地，在司马腾死后，其跟随东海王司马越以及作为独立势力的王浚等人，进行着单独的行动。直到五世纪初刘裕北伐时，其活动长达一百年以上。

四世纪初期很多流民从华北逃亡至江南，据称其人数甚至达到了九十万人。此后在公元三五一年后赵政权崩溃、公元三八三年淝水之战造成的前秦衰落等时期中，也形成了大量的流民。在整个四世纪中，有数百万人迁徙至江南。然而，流民迁徙的目的地并非仅限于江南。流民从关中迁徙至河西以及湟河与黄河干流流域等地，从关东迁徙至幽州、平州，从山东半岛经海路迁徙至辽东半岛。

并且，在华北内部也存在着从冀州、并州向兖州（今山东省西部）、青州（今山东省）的移民。据记载三一一年洛阳陷落之际，前凉夜以继日地接收着从中州（中原）避难而来的民众。迁徙至前凉的人并不具备太高的地位以及声望。

这是因为当时东晋已在江南建立，在中原具有一定势力的人们选择了南迁的缘故。并且，流民中并非只有汉族。前述的李特集团为巴族，并且在三八六年曾有两万卢水胡进入到长安之中。

此外，后赵灭亡后，苻氏集团从邺迁移到关中。淝水之战后，鲜卑集团从关中迁移至关东。诸如此类的事例同样可以被看作是流民的迁徙。

汉族的流民在各自的地域内以具有一定势力的人为中心组成集团，并进行迁移。在到达适当的场所后，其建立起被称为“坞”、“坞壁”、“坞堡”的堡垒，组织自卫。这种集团的指挥者被称为“坞主”，当集团迁徙时其又被称作 “行主”。

在这种行主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为祖逖。祖逖出身于范阳道县（今河北省涿州市）的名族，曾被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义等活跃在八王之乱中的诸王征辟。永嘉之乱兴起后，祖逖作为行主率领数百家向着淮、泗地区南下。在到达泗口（今江苏省淮阴市）后，祖逖被琅琊王（此后的元帝）任命为徐州刺史，进而到达了丹徒的京口镇（今江苏省镇江市）。

三一三年，祖逖作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果断地发动了北伐。其将淮水流域的坞主势力收至麾下，一度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与后赵展开对峙。然而，祖逖死后，其弟祖约继承了这一集团，祖约在遭到后赵军队的攻击后南下，河南之地也落入到后赵的掌控之中。

像祖逖这样的行主还有曾率领一千余家的高平（今山东省单县）郗鉴、率领流人数百家的东郡（今河南省濮阳市）魏浚、纠合了数百亡命者的魏郡（今河北省磁县）邵续、纠合流亡百姓数千家的长广（今山东省即墨市）苏峻等人。他们以淮水流域为中心分别展开活动，其中大多数在三三O年前后进入到东晋的领域内。

对于南下而来的流民，东晋维持了其集团原有的状态，并以北归为前提，设置侨州、侨郡、侨县的临时行政区划来接纳这些集团，试图掌控流民并对其征收税役。因此，华北社会得以在江南重现，西晋的贵族制也得以延续。在“十六国”中也曾设置有这种侨州郡县。《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前燕：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魔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

为唐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

正如这里所记载的，前燕设置了相当于东晋侨郡之名的郡，让流民定居下来。此外，《晋书·地理志》记载前凉：

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

前凉在河西走廊以及湟河、黄河干流流域等地为流民设置了新的郡县。前燕曾积极地从这些移民中起用汉人士人，此外前凉形成了号称“多士”的名族，以及士人阶层。此外，后赵在将坞攻陷之后，出于怀柔、安抚的目的，会授予坞主官职，并将其部众作为军队加以利用，或者令其从事农业耕种。可以说后赵势力的扩大正与这种政策的实施有关。

不论是设置侨州郡县，还是灵活地利用坞集团，总之“五胡”诸国将汉族纳入自身政权之中，并在建立经济基础或统治机构的过程中对其加以利用。

“十六国”中的多数国家都曾施行过徙民。所谓徙民是指国家强制将居民从原本的籍贯地、现住地迁往其统治下的某个特定地区。根据关尾史郎等氏的研究，徙民的目的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出于确保劳动力等的经济目的。以畜牧业为生的民族为统治中国的农耕社会，将汉族等民族中的农民、手工业者作为农业劳动力分别迁徙至适当的地区，以便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

第二种是当消灭敌对势力后，出于管理、统治其主体的目的。战斗胜利后，战胜国将被消灭的敌对势力的兵员以及其统治下的居民迁徙至国都周边容易管理的地方。

第三种为在镇压了国内叛乱势力后，出于防止其再度叛乱的目的。切断叛乱势力中心人物与其根据地间的联系，除掉再度发生叛乱的苗头。

第四种是出于强化在国内的统治，以及军事力量的目的。将本国内可以信赖的人派往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区，相反，为避免遭到外敌的攻击，还会将这些人迁徙至远离于外敌的地区。

徙民存在着上述几种目的，以下再来看一下这些类型的徙民具体曾以怎样的规模在哪些地区施行过。史料中出现的“户”或“家”将以五人构成来计算。此外尽管关于“落”的人数存在着多种学说，这里姑且以二十人来计算。

在“十六国”中，徙民事例最多的国家为后赵，可以确认其进行了三十次以上的徙民，并且其徙民的目的地也最为广泛。从作为前赵武将的时代开始，石勒已在襄国设立了据点，并多次向襄国周边进行徙民。

四世纪十年代，后赵向襄国迁徙的人口仅史料中所见就达到了近三十万人，其中包含乌桓十五万人。此外，三一八年后赵从前赵迁徙了巴族、羌族、羯族共两百万人以上。自三二九年灭亡前赵后的数年间，后赵从前赵统治过的关中向以襄国、冀州等地为中心的广阔的关东地区进行徙民。

即在三二九年灭亡前赵时，后赵将汉族九千余人迁徙至襄国，将氐族、羌族三百万人迁徙至襄国周边的司州、冀州；三三三年，将雍州、秦州的氐族、羌族五十万人迁徙至关东。施行如此大规模的徙民是后赵占领前赵中心区域后形成的结果。

这些徙民中甚至包含在此后建立了前秦的苻氏，以及建立了后秦的姚氏等集团。此外，在对抗鲜卑段部，以及前燕、东晋等势力的过程中，后赵也获得了人口，对于这些人，其同样实施了徙民。

作为后赵徙民的结果，在司州、冀州、豫州、青州、兖州（今山东省西部）诸地，有包括大量“五胡”在内的共近七百万人被迫迁徙。这些地区在二八O年的人口约为五百三十万，由此可以看出后赵徙民规模之大。此外，后赵在东部的幽州、西部的雍州与凉州等地也进行了徙民，其徙民遍布华北各地。

在华北全境内展开广泛徙民的另一个政权是前秦，关中是其徙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三五二年，前秦将二十五万以上的关东人口迁至关中，三五八年在镇压了并州爆发的张平叛乱后，前秦将其部民一万五千人迁徙到长安，此后三六五年又将三万人以上的匈奴迁至长安。前秦徙民的特征之一是在消灭了前燕、前仇池、前凉等政权后，将其核心区域的居民迁徙至以关中为中心的地区。

首先，前秦在三七O年消灭前燕时，曾迁徙包括慕容晴以下王公百官在内的二十万鲜卑人至关中，进而又于翌年将关东豪杰杂夷七十五万人迁徙至关中，还曾迁徙乌丸（乌桓）杂类至冯翊、北地，将丁零的翟斌迁徙至新安（今河南省义马市）。加上从原前燕领域内迁徙来的匈奴等民族，前秦共将近一百万人徙民至关中。

此后三七一年，当前秦消灭前仇池后，也将其民众迁徙到关中，三七六年灭亡前凉时，迁徙豪右三万五千人至关中。如前所述，石勒在灭亡前赵后曾将其居民迁徙至关东，此后关中人口不断减少。作为前秦从征服的各地向关中徙民的结果，关中人口出现了大幅回升。

苻坚利用增加的人口，实施了对关中农田的开垦，前秦经济实力的提高正与此相关。苻坚时代徙民的另一个特征是三八O年在平定了苻洛之乱后，前秦将关中氐族七十五万人迁徙至以邺为首的龙城、平城、蓟、枹罕、晋阳、洛阳、蒲坂这些以关东为中心的要地上。这是为维护国内统治而进行徙民的代表性事例。其结果造成氐族在华北各地定居下来。

五胡十六国时代后期的河西地区也是一个曾实施过大规模徙民的地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凉。南凉盘踞在从凉州南方的湟水流域至黄河流域之间的地区。为了在此开展农耕，南凉曾入侵临近的后凉、北凉、后秦等统治的区域，掠夺农民，并令其定居在湟河流域中的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等自己的据点上。

这样的事例在四OO年至四一一年间，仅保留有记录的就达到了九次。在人数上，其从后凉掠夺了约六万人，从北凉掠夺了近八万人。尽管与中原诸国相比，这一数字看似较少，但考虑到二八O年凉州的人口仅为十五万人这一点，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

南凉是由鲜卑统治的国家，后凉、北凉分别是氐族、卢水胡建立的国家。然而，被迁徙的人群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可以说南凉的徙民是不熟悉农耕的鲜卑族为强化农业生产力而对汉族农民进行的掠夺。这些汉族农民从事农业耕种，为构筑南凉的经济基础贡献了力量。正如关尾史郎氏所指出的那样，相比版图的扩大而言，南凉是以掠夺汉族农民为目的而发动对外战争的。

这种现象在其他凉州的政权中也可见到。北凉曾从南凉徙民约八万人，从西凉徙民一万五千人，西凉也曾从北凉徙民一万五千人，其结果就是在各政权间形成了对农民的相互争夺。南凉与北凉之间每次均有数万人的汉族被迁徙。

特别是从四一O年至四一三年之间，两国连年展开了对汉族农民的争夺。在北凉与西凉之间，据记载四O六年北凉的沮渠蒙逊侵入西凉的建康（今甘肃省酒泉市），掠夺了一万五千人；与此相对，西凉的李暠追赶了北凉军队，并在安弥（今甘肃省酒泉市）与之交战，将掠走的农民全部夺回。

正是由于徙民的激烈，四O七年南凉畏惧于来自北凉、后秦的压迫，甚至将三百里内的人口迁到了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以陇西作为势力中心的西秦同样在侵入凉州之际，从南凉获得了六万人，从北凉获得了一万五千人，其结果为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西秦各国之间进行的徙民仅保留下来的数字就达到了三十万人。

前燕、夏等政权也曾进行过类似的为确保农业劳动力而发动的徙民。在凉州有限的范围内，由于建立有多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徙民的数量也较多。徙民的全貌

作为徙民对象的民族、阶层、徙民目的本身在不同政权或每一次具体的徙民中均各有不同。总而言之，边缘地区的政权出于获得农业劳动力的目的，多以一般农民作为主要的对象。占据了华北中心地区的政权为解体敌对势力而多以统治者、领导阶层作为徙民对象。

仅以保留下来的数字进行统计的话，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徙民肯定远远超过一千五百万人，当然这是在大约一百五十年间形成的数字。并且，还存在着同一集团被两次徙民的情况，例如南凉与北凉之间的徙民。此外，还有很多规模并不明确的徙民记录。因此，上述数字并不准确。然而，当考虑到西晋时代华北的人口约为八百六十万人时，就不得不关注这一数字了。徙民人口特别突出的是后赵。

此前所引用的《晋书·石季龙载记下》中记载冉闵在虐杀“五胡”时曾下令“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即使数百万这一数字存在着夸张的成分，不过也由此可看出在后赵时代的中原曾出现了不分民族的大规模徙民。并且，此后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交替成为统治民族，不难想象定居于中原的民族曾经历的激烈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