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我读︱时间成了空间的定义者——元大都的时空法式)

我读︱时间成了空间的定义者——元大都的时空法式

王南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书封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探讨了元大都规划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时空法式”，古代经学与城市规划的深刻联系，阴阳数术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天文、人文等因素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关联等重大议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构，是作者在冯时、王贵祥等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基于观象授时活动而形成的“中国固有之宇宙观与时空观”，书中亦称其为“时空法式”。（15页表）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时空体系中，四方与四时相配，中央与天中相配，四方五位就代表了天地四时，再以五行、五常、五色、生成数、天地数等相配，就形成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具基础性的天文与人文范式。”（184页）

作者王军对时空法式的领悟，要追溯到他的上一部著作《建极绥猷——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价值研究》。该书的一项重要学术发现是：明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与东西轴线（即日坛、月坛平面几何中心的连线）正好交汇于故宫太和殿前广场，构成子午、卯酉“二绳”交午之格局，以东、南、西、北四方，对应春、夏、秋、冬四时，正是中国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而建立的时空观念。（图1）由于这一发现，故宫三大殿内三块匾额上书写的“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均得以清晰解读，三者皆含有“建极”“立中”之意，源于古人立表测影、观象授时。

图1

中国古人通过立表测影、夜观星象等观象授时活动，测定空间方位，从而测定了时间，指导农业生产，继而进入农业文明，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宇宙观与时空观，对于营建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军有时在演讲中，将这一时空法式形象地比喻为“时间成了空间的规划师”。而在《尧风舜雨》一书中则将之表述为：“时间成了空间的定义者，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规划的基本方法”（141页）或者“空间被时间赋予了意义”（15、288页）。

《尧风舜雨》正是基于这一对城市规划、建筑布局具有普遍意义的时空法式来解读元大都规划思想的可贵尝试。其中，“甲篇”以元大都齐政楼名称之本义为重要切入点，深入考证齐政楼名称、方位及其与元大都中轴线关系，从而揭示元大都规划之核心理念，包括天命观、道统存继等中华文化传统；“乙篇”则聚焦于元大都城市规划与建筑布局之具体手法，尤其着重其所蕴含的阴阳数术思想观念。

齐政楼与尧舜禅让

《尧风舜雨》与作者其他著作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敏锐的问题意识。本书的诞生源自作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位于元大都城市中心的鼓楼，名曰“齐政楼”，这一名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以往研究元大都的学者，亦有不少援引元代熊梦祥《析津志》对齐政楼名称的解释——“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然而都未曾对这句话加以深究。王军在深入研习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见载于《尚书·尧典》关于尧舜禅让、舜得天命的故事。齐政楼得名于此，表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时场所，而是直通上古尧舜之制，具有顺天承命、道统存继的意义”（19页）；“忽必烈营造元大都，取义《尧典》，筑齐政楼于都城中央，实有‘继道统而新治统’的重大意义”（23页）。

此乃全书一大主旨，也是元大都研究中一个重大的新发现、新观点。

作者在本书“甲篇 齐政楼名称方位考”中层层递进阐明这一主题。首先指出齐政楼之名称源自《尚书·尧典》中尧舜禅让、舜得天命之典故（第一章）。进而对《尧典》中“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语进行考释，列举历代学者之解说，包括“浑仪说”“北斗说”“北极说”“极星+北斗说”等，并结合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授时历议》中关于“演纪上元”的重要内容，提出“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真意乃是“观察北极周围北极星、北斗的运行状态，推求日、月、五星同度，制定历法“（第二章）。基于以上两方面讨论，作者分析了由观象授时、制定历法而产生的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第三章）。书中重点论述了由天命观而形成“道统”和“治统”之关系，尤其援引历代文人，清代康、雍、乾三代帝王，以及近代孙中山先生，各自对于道统、治统关系的精辟论述，最终指出“忽必烈在元大都建齐政楼，显然是在宣告他创立元朝受命于天”，“这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古代中国之存在表现为道统与治统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并不因统治阶层族群的改变而改变”（53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四章之“齐政楼的天文意义”一节中指出，元大都将钟鼓楼设于都城中央，齐政楼（鼓楼）居南，钟楼居北，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鼓为春分之音，春分之卦为震；钟为秋分之音，秋分之卦为兑；齐政楼、钟楼南北成列，即震、兑相重而成随卦。作者援引《彖传》“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以及王弼之《注》，指出随卦具有“天下随时”“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等内涵，进一步揭示元大都以齐政楼与钟楼这两座代表时间的建筑作为城市中心标志所体现的重要象征意义，与上述受命于天等思想内涵高度契合。作者进而以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的一条重要建议，作为对齐政楼名称本义之考证的最佳注脚：“宜因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元史·刘秉忠传》）

齐政楼方位与元大都中轴线

结合以上对齐政楼名称本义的讨论，《尧风舜雨》接下来对元大都研究学术史上一直讼议纷纷的中轴线、钟鼓楼位置等“公案”进行了细致考辨（第四章）。

在较长时间里，许多学者认为元大都中轴线位于今天的北京中轴线（即明北京中轴线）以西。清乾隆朝编纂的《日下旧闻考》一书便称明紫禁城建于元大内之东；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奉宽、朱偰、王璧文等）亦据此认为元大都中轴线比明北京中轴线偏西，并与今旧鼓楼大街一线对齐。

也有学者认为元大都与明北京之中轴线相沿未变。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1930）一文即持此观点。曾为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赵正之在《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1962年口述）一文中同样认为元、明两代中轴线相沿未变，同时指出元大都中轴线的北端为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位于今钟楼址），而元代的鼓楼和钟楼位于今旧鼓楼大街以西。

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发表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基本证实元大都与明北京中轴线相重合的重要结论；然而该报告同时指出：“元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旧鼓楼大街。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始改建钟鼓楼于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的旧址附近，因此，明清北京的钟鼓楼才正建在城的中轴线上。”

此后，很多学者都采纳《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之结论。目前比较常见的元大都平面复原图即按此绘制，图中元大都中轴线由丽正门直抵位于全城中心的“中心阁”（有个别图中此处标注“中心台”），而鼓楼与钟楼则位于中轴线西侧，即今旧鼓楼大街一线。（图2）

图2

然而《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中关于元大都鼓楼、钟楼与中心阁位置的说法，与历史文献不符，并且未能提出相关证据。

1985年，王灿炽发表《元大都钟鼓楼考》一文，提出元大都齐政楼（鼓楼）旧址即今鼓楼所在地，钟楼旧址即今钟楼所在地。该文对历史文献进行了详细考证，其中所引最重要的元代文献《析津志》载：“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

此条文献写得清楚明白，齐政楼（鼓楼）南对海子桥——此桥今天犹存，即北京中轴线上的珍贵元代遗存万宁桥——位居元大都中轴线上，并记齐政楼“正居都城之中”。而“中心阁”，文中亦明言在齐政楼（鼓楼）之东。此外《元一统志》等其他历史文献亦可作为齐政楼位于中轴线的证据。

齐政楼周围有三处极易令人产生误解的地名，即“旧鼓楼大街”“中心阁”和“中心台”，此前学者对元大都中轴线、齐政楼位置产生的诸般歧义，多受此三者影响，导致结论莫衷一是。对于“旧鼓楼大街”“中心阁”之性质，王灿炽《元大都钟鼓楼考》一文亦予以翔实考证，言之成理。可惜的是，该文的重要价值并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王军在《尧风舜雨》一书中，如做新闻调查般抽丝剥茧，对上述学术史中各不相同的观点，及各学者所引文献、考古证据条分缕析，尤其详细比较了涉及元大都中轴线、钟鼓楼相关历史文献在不同版本中的不同断句差异，从而清楚地指出以往学者或因不同断句而引起的歧义，或因漏引原文某些段落而造成的误解，不一而足。在综合辨析目前所见重要历史文献、考古证据的基础上，最终认同王灿炽《元大都钟鼓楼考》一文之观点，即今天北京鼓楼、钟楼位置即元代齐政楼（鼓楼）、钟楼位置。

此外，王军将考证工作继续推进。首先增补了若干关于中心阁的历史文献，进一步论证其为元成宗、宁宗二帝之“神御殿”（亦称影堂、原庙，即悬挂帝王影像之祭祀场所），依传统礼制不可能位于元大都中轴线上、南面元朝大内宫殿。文献记载中心阁及其所在的大天寿万宁寺位居齐政楼之东，作者据此进一步考证出其具体位置及自元代已来的历史变迁。

而对于另一个长期困扰学者们的地名——中心台，作者据文献推断其位居中心阁之东，并通过实地考察推测其可能之位置。（图3）由于注意到文献记载中心台居元大都金台坊，作者提出中心台很可能象征燕昭王之“黄金台”，体现招贤纳士之义，这一提法颇具启发意义。

图3

完成齐政楼位居元大都中轴线上的考证之后，作者结合对齐政楼名称本义的辨析，进一步点明其天文学意义，指出居都城之中的齐政楼“遂成为对应北极璇玑的‘天中’标志”；“中国古代帝王追求居中而治，‘天中’被视为天帝之居，‘地中’被视为王廷所在。元大都中轴线直通齐政楼与元大内，就具有了沟通‘天中’与‘地中’的意义，被塑造为天命抵达的通道”。（76页）

我还可以补充一些旁证支撑作者的上述看法：元大内正殿名曰“大明殿”，显然取义《周易》乾卦——《彖传》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由此可知，大明殿和齐政楼一样，同样具有观象授时之天文内涵，二者一南一北，在元大都中轴线上遥相呼应，沟通“地中”与“天中”。同样由刘秉忠规划的元上都，宫城正门名曰“御天门”，与大明殿名称出处相同。

元大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之典型，元代遗迹被后世建设层层叠压在下，难于开展全面考古工作，而正式的考古报告更是令人望眼欲穿，至今犹未出版。学术界对这座伟大都城的了解程度远不能与其重要性相称。然而，根据目前的考古、文献证据，关于中轴线、钟鼓楼位置问题，王灿炽的《元大都钟鼓楼考》一文和《尧风舜雨》一书所做考证及结论相对最令人信服，理应为今后元大都研究者所重视；如再讨论中轴线、钟鼓楼及中心阁、中心台等问题时，不应回避上述认识。

阴阳数术与元大都规划

正面探讨阴阳数术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是《尧风舜雨》的又一要义。

在此前学者对元大都规划，尤其是模数制运用和构图比例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在“乙篇”中，着重探讨了元大都规划的乾坤交泰格局、阴阳模数运用、一系列经典构图比例及其背后丰富的数术内涵。

作者提出了元大都平面布局的乾坤交泰格局，这是与齐政楼名称方位考证相呼应的又一重要发现。（图4）特别是对于元大都北城墙的健德、安贞二门在城市规划中重要统领地位的强调，是此前学者大多未予注意的。作者首先解读健德门、安贞门，名出《周易》乾、坤二卦；进而指出此二门象征乾坤，统率元大都平面之交泰格局：将它们分别与东城的太庙、太史院、崇仁库以及西城的社稷坛、都城隍庙、和义库等六组建筑群的平面几何中心连线，便构成乾坤交泰之规划格局，且包含丰富的易学与天文历法内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南城墙东门文明门，取义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西门顺承门，取义坤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二者与北墙健德、安贞二门交叉相对，亦呈交泰之势。

图4

该书还进一步对汉长安、明中都、明北京等古代都城的乾坤交泰格局加以延申讨论，并一直溯源到新石器时期遗址、遗物中所表现的交泰思想。

“乙篇”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元大都平面规划所采取的模数制和构图比例及其所蕴含的数术思想的深入挖掘。

例如，根据建筑史家傅熹年先生提出的元大都总平面9X5和9X4两组规划模数（即外城面宽九倍于宫城面宽，外城进深五倍于宫城与御苑之总进深，同时四倍于皇城进深），结合冯时提出的传统建筑“阴阳法式”观念，王军进而指出傅熹年先生发现的两组模数恰可称为元大都规划的阴阳模数，且分别蕴含九五之尊、九宫之数（9X5）和“一期三十六旬”当一岁之数（9X4）等数术思想；而以上二者之结合则又体现阴阳合、黄钟之数[（9X5）+（9X4）=81，九九八十一为黄钟之数]的内涵。

图5

又如，此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常用的经典构图比例进行了探索，尤其认识到基于规矩方圆作图的√2以及√3/2等比例运用极为广泛。王军在此基础上继续深耕，对元大都规划中包含的一系列经典比例所蕴含的数术思想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文献考证——如对于元大都平面反复出现的6:7构图比例（即√3/2的整数比表现形式），依据其中数字6、7的数术含义，提出该比例表现了古人追求天地之中的观念，堪称“天地之中”比例；对于元大内平面长宽比9:7这一比例（同时也是明代紫禁城的平面比例），王军不仅指出其为《周礼·考工记》所记周人明堂比例，更依据《周易乾凿度》等文献揭示了该比例所具有的“道生一”的数术内涵。此外，对于3:2、5:3、9:10等一系列经典比例，作者皆结合十三经和二十四史天文律历志等文献的记载，对其所表现的数术思想加以详尽考释。

除了运用文献阐释这一系列比例、数字的数术含义，王军还对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遗物中所蕴含的经典比例及其数术含义进行了分析（集中表现在本书“图版”的大量分析图中），从而证明这一系列贯穿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中的经典比例，其实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其背后的数术思想亦然。通过大量实证分析，作者指出：“神秘”的数术其实导源于前文字时代“以数记事”的传统，并且“数术并不会因为文字的诞生而中断，因为它所承载的文化还在延续。中国古代营造制度习用的7:5、7:6、9:7、9:5、9:10、7:10、5:3、3:2、4:3等天地数比例，皆具有确切的文化意义”（281-282页）； “阴阳数术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失去了对这一层面的考察，古代建筑制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构图比例、斗拱制度、方位布局等）我们就无法说清” 。（第7页）

打通经学与匠学之尝试

除了以上粗略列举的《尧风舜雨》一书的重要学术发现和观点，我还想谈谈此书在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创新，即试图打通“经学”与“匠学”的尝试。

中国古代士大夫素来不屑于了解匠人之学，往往视其为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而匠人则通常文化程度不高，不事写作，技艺仅靠师徒口传心授——像北宋《营造法式》那样的建筑专著可谓凤毛麟角。鉴于此种情况，1930年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并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提出“沟通儒匠”的重要主张。梁思成先生经过其在营造学社十余年的中国古建筑考察研究，在《中国建筑史》（1943年完稿）一书中提出了“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研究体系：“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其中所谓“环境思想”，特别指向“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在建筑平面分布上的表现。这一研究体系可以视作对朱启钤“沟通儒匠”主张的深化和具体化。

王军认为“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研究体系是中国建筑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框架。在我看来，《尧风舜雨》一书便是他践行这一研究范式的探索，并着重体现在将经学与匠学的研究密切结合：既重视元大都规划的具体手法，特别是平面布局中模数制、构图比例的运用，各类建筑的经营位置等内容，又注意结合经典文献，探讨其规划思想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内涵（尤其重视其中广博而精深的数术思想），甚至藉此探讨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上之根源。正是这种注重经学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深刻联系的新视角，使得作者得以发现前人未曾注意的齐政楼名称之深意，进而揭示元大都规划中蕴含的重大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时空法式的提出，以及对阴阳数术的钻研，又令作者得以充分解读元大都平面布局中所承载着的“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

因此，《尧风舜雨》一书不仅在元大都规划专题研究方面有着值得重视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文化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不仅提供了许多新发现、新观点，同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书中几个值得作者本人，也包括学界同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第一是对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的构图比例及数术内涵的研究，此项研究由冯时等学者肇始，《尧风舜雨》对此加以拓展，限于本书主题仍未及系统展开——但这绝对是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新石器时代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源头的重要课题。

第二是以本书提出的中国古代“时空法式”来全面解读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近代西方“建筑空间”理论颇为盛行，国内建筑界谈论建筑空间者亦颇多，俨然成为建筑理论中的显学。然而中国古代空间与时间实为紧密联系之一体，有其独特的时空法式，正如本书结尾所总结的：“由观象授时活动催生的时间与空间密合的观念深刻定义了中国古代营造制度，空间被时间赋予了意义，成为知识与思想的载体，塑造了与天地环境整体生成的建筑形态”（288页）——以此时空法式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应该更能切中肯綮，为研究中国建筑史开一新局面。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