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人：邓小平（二）)

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15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比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14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16岁那年他去了法国，分派给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直到70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在法国时，邓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在法国期间，邓小平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为周恩来——他比邓小平大6岁——领导下的那个小小的中共党支部干些杂活。他当时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国学生传播左派思想的宣传册，所以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但他实际上变成了周恩来的徒弟，能够观察这位去过日本和英国、已是圈中青年领袖的人如何建立组织。尽管邓小平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进入欧洲的共产党青年组织执委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刚刚开始在这里培训中国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邓小平被编入第7组，这个组专为培养国际共运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而设。他在中山大学有机会理解苏联如何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并了解他们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展运动的看法。除了短暂的中断，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权力的位置，这使他得以从内部观察最高领导人对形势变化的反应。1927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道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因此他们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战略。邓小平不但参与了筹划城市暴动的工作，而且年仅25岁的他还被派往广西领导城市暴动。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时，邓小平也去那里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并学习到毛泽东是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在长征期间，邓小平参加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领导人脱颖而出。在长征结束前，邓小平有幸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不久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后来的内战中他又参与接管上海，领导向共产党统治过渡的工作，之后又担任了全国6个大区之一的西南区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是，由于邓小平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置身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后与其他5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建立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社会主义结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