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什么样的大臣才能配享太庙？对后代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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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官职中，越位高权重，越让人渴求。不过，除了朝中百官在生的时候，有想要争夺的名利与地位，死后也有。

它就是被文武大臣们趋之若鹜的“配享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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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庙并非普通祭拜神佛的庙宇，里面供奉的都是每个王朝的列祖列宗。比如明朝太庙中供奉的是自明太祖朱元璋时起的历代明朝皇帝。而臣子们配享太庙，俨然有与历代已故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

“配享太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样的功臣可以获此殊荣呢？其子孙后代们是否会因此享受到特殊的待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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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太庙出现的时期！

横空出世，却意义非凡

《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其中“太祖”指的是始封之君，也就是一个国家或朝代的第一个君主，如周公为鲁国的始封之君，姜太公是齐国的始封之君。而“太祖之庙”则为“太庙”，其意思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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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先秦之前，也就是夏商周时期，也有与太庙的意思相接近的词语，分别是“世室”、“重屋”、“明堂”。另外，其中不仅有皇室成员，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灵，以及历代皇帝所钦点的陪葬之物。

要知道，无论是哪朝的皇帝，都自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便死后，也想要将这份权力带到地下，继续生前的辉煌。而有了皇帝，怎能没有得力的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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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现了德高望重的臣子，死后可以配享太庙的例子。不过，其中最核心的作用，是拉拢人心，加强中央集权。

要知道，自秦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大多数人视死而生，将死后的名声与地位看得极为重要，而“配享太庙”，不亚于生前与皇帝共用一张桌子吃饭的荣耀。

因此，对于臣子而言，能够进入太庙中接受后世的供奉，是永生永世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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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夏官·司勋》：“王功曰勋，国功曰公，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能够配享太庙的人也并非谁都可以，需要满足极为苛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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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生前立下大功，或开拓疆域，或开国功臣，或彪炳千秋，总之都是为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其次是与皇帝的私交很好，深得皇帝的信任；最后是生前没有大的污点，即要保持好名声。

不过，历朝历代的发展也各有不同。

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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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太庙制度的首创者魏明帝，在青龙元年（233年）提出。

期间配享曹操庙庭的人有：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后来又增加了四次，共有26人；而配享曹丕的人有贾诩、王朗、曹真和辛毗。

值得一提的是，大司马曹真和大将军王朗既配享了曹操庙庭，也配享曹丕庙庭。按照正常来讲，一个人是不能配享两个太庙，但他们因为对曹魏政权有着卓越功勋，被特殊对待。

晋武帝（画像）

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国，定下规矩：除皇后可以直接进入太庙，其余外姓大臣想在死后进入太庙必须经过皇帝的认可。这也是彻底坐实“配享太庙”是大臣们的死后哀荣。

而晋代时期，配享太庙的第一位功臣，是司空、钜鹿郡公裴秀。不仅是当时大族“河东裴氏”的后代，祖辈都是有名的功臣。而且少年名气很大，成立西晋后更是拜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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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秀的人生成就中，有“第一次明确建立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还编作《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被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因此，他配享太庙一事，称得上实至名归。除此之外，司徒、乐陵郡公石苞、安平王司马孚、齐王司马攸、临淮公荀顗、鲁郡公贾充也都是在严苛的要求中脱颖而出，享受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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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社会形势混乱不堪，但也出现过配享太庙的功臣，比如出身名家的西梁司空蔡大宝，去世时西梁明帝痛哭三次，配享梁宣帝的庙庭；还有梁朝时期的名将杜僧明，以“陈朝开国功臣”的身份，进入陈朝太庙。

隋文帝（画像）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沿袭北周的“五庙制”，立高祖父杨惠瑕、曾祖父杨烈、祖父杨祯、父亲杨忠四庙。但隋炀帝杨广却热衷于宗庙制度的改革，并未有多少国家功臣，进入太庙。

可以说，隋朝时期是臣子配享太庙的停滞期。但是，唐高祖李渊建立李唐后，彻底引起追封配享太庙之风的高潮。

要知道，唐以前虽然有配享太庙的功臣，但因为根据《礼》、《令》上的标准不同，而始终无法统一，尤其是关于何时祭祀的问题上，更是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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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于对太庙的祭祀统称为“褅袷之祭”，即天子诸侯丧事结束后，在太庙中合祭远近祖先神主，以示追远孝敬之意，又分为两种祭祀时间：一种是袷祭，每三年举行一次；另一种是禘祭，每五年举行一次。

太常卿韦挺等十八名大臣们商议后决定：“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其禘及时享，功臣皆不应预。”也就是按照《贞观礼》中要求，只在袷祭之时对配享太庙的功臣进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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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唐朝是完善“功臣配享太庙”制度的界碑，此后，不止祭祀方式与流程更加流畅，配享太庙的标准也越来越有理有据。

首先是唐高祖李渊，死后其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将李神通、李孝恭、殷开山、刘政会的灵位安排进太庙，后李治安排武士彟、李隆基安排裴寂与刘文静进太庙。

唐高祖（画像）

然后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世时，为纪念与他一同打天下、治天下的二十名功臣，安排大画家阎立本对他们进行画像，由书法家褚遂良在上面题字，并修建凌烟阁进行储存，以方便时时怀旧凭吊。

房玄龄（画像）

不过，在唐太宗死后，这二十名功臣，仅有七人随其配享太庙中。第一批是李治安排的房玄龄、高士廉、屈突通，然后是李显安排魏征，最后一批是李隆基安排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

值得一提的是，随同唐高祖配享太庙的功臣中，武士彟因为生了武则天，没有其他大的功劳被移出，而房玄龄因为在立储事件中押错宝，触动了李治与长孙皇后的利益，也被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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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下的唐代皇帝中，也有因为同时期立下汗马功劳而配享太庙的功臣。其数量之多，不一一做介绍。不过，关于太庙祭祀制度，却再次得到发展，由原来“三年一袷、五年一禘”，改为“禘袷合一下的时祭”。

因此，《开元礼》中关于太庙制度的规定，贯穿整个唐朝时期。而宋朝的建立，也意味着配享太庙的功臣在改朝换代下，进行改革与创新。

赵匡胤（画像）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开始了一统中原的步伐，而潘美也追随其四处征战，最后被宋太祖亲赐配享太庙的殊荣。但是，潘美作为大名鼎鼎的将军，却一度因为投机而给人留下“大奸臣”的形象。

因此，消息一出，文武百官纷纷上书请宋太祖收回成命，不过，赵匡胤始终没有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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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时期，苏轼上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人，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既上，诏云恭依，册告宗庙，然后敢行，其严如此。

简单来说，皇帝对于配享太庙的功臣的选择上必须慎重，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召集大臣集中讨论，而且要有严格的标准与程序。

最终，苏轼的建议被采纳，也成为宋时期选拔配享功臣的主要要求之一。

宋真宗（画像）

宋真宗时期，萧何、赵普被赐予配享太庙的殊荣。并且融合唐朝对太庙的祭祀制度，敲定：凡遇冬享、禘袷及亲祠，功臣并得配享太庙祭祀。

宋英宗时期，还进行绘制配享功臣画像的活动，并做出安排：一是景灵宫功臣画像；二是馆阁功臣画像；宋徽宗时期，开始对馆阁中的功臣画像进行祭祀的活动；此后在宋理宗时期已达到大规模。

宋徽宗（画像）

可以说，宋朝对配享太庙的功臣的制度发展，深受各朝各代中的沿袭。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明朝时被移除太庙的姚广顺，以及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张廷玉。

直到清朝衰败时，这项制度才落下帷幕。但它的意义却非常深远。

一是政治目的，为皇帝拉拢并巩固势力，同时给其他文武大臣树立榜样，以便更加努力地为当朝做奉献；二是是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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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功臣配享太庙只是单纯的精神嘉奖，但荫补制度则奠定功臣后代们为官的道路。普通的大臣可荫封三代，而位高权重或功劳更大的臣子们则在此基础上叠加。这也算是政治上与经济上的间接优待。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功臣的后代们有任何逾规的言行，也会影响功臣配享太庙，甚至被移出太庙。两方之间算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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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臣子配享太庙的殊荣，无论经过怎样的发展，都离不开对皇权的巩固。如“得民心者得天下”一般，只有为皇帝所用，才有可能享受各种各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