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向外媒介绍中国有六代导演

作者：Rashmi Doraiswamy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AGA Admin（2019年7月28日）

译者按：谢飞导演是令人尊敬的中国电影人，他曾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现任导演系教授。谢飞导演最被观众熟知的作品有《湘女萧萧》（1986）、《本命年》（获1990年柏林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香魂女》（获1993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2019年7月于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举办的第15届欧亚国际电影节上，印度影评家拉什米·杜斯瓦米采访了谢飞导演，后者正担任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的评审团主席。

问：为什么中国电影史的划分方式常常是以「第几代影人」而不是「时期」来划分的？

谢飞：在中国，我们见证了半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如果按照代际的划分方式，我常被划为第四代导演，也就是出生于十年动乱前的那一代电影人。我们这代人看不到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只能看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我们接受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苏联解冻时期影片的美学教育，其中包括像塔可夫斯基这样大师的作品。在十年动乱期间，没有正常的电影创作，只有所谓的样板戏。我22岁毕业，十年后，我才开始拍摄电影并开始教学。

在八九十年代，第四代的电影人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当然要提到吴天明的《老井》（1986）和《人生》（1984）。第五代的年轻导演们经常光顾他的工作室，吴天明是他们的导师，很支持他们。张艺谋和陈凯歌拍了《黄土地》（1984）以及《红高粱》（1987）。第五代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完成学校教育。在十年动乱期间，像张艺谋和陈凯歌这样的年轻人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当时中国80%的人都生活在农村，这些年轻的学生深入到中国社会。十年动乱结束后，这一代人又得到了机会回到学校学习。

《老井》

1985年《黄土地》上映，1987年张艺谋拍出了《红高粱》。这些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在八十年代，还有两位十分重要的第四代女性导演，那就是张暖忻和黄蜀芹。张暖忻的《青春祭》（1986）在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上放映，黄蜀芹的《人·鬼·情》（1987）讲述了一个唱男角的女性京剧演员的故事。

那时，第四代没有机会走出国门。我们的电影很少在国外获奖，而常常在国内的电影节上亮相，只有我的电影在柏林获了奖。后来的几代导演就不是这样了。第四代喜欢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描绘中国社会。第五代则不太关心这个。他们更喜欢幻想——在主题、色彩和影像上都是如此。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也有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张艺谋的《活着》（1994）和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

艺术电影在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中国电影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上都获了奖。1992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1993年2月，我的电影《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在柏林一起获了金熊奖；几个月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奖。之后，这样的盛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中国电影市场变得更加商业化。自1995年起，好莱坞大片开始进军内地市场，每年大约有10部好莱坞大片。港片也来到了内地。

问：第三代电影人都有哪些？

谢飞：第三代电影人是我们的老师。比如拍摄了《芙蓉镇》（1986）、《舞台姐妹》（1965）的谢晋，以及拍摄了关于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生活《早春二月》的谢铁骊。《早春二月》拍摄于1963年，领导批判了这部电影，所以它是作为「毒草」和观众见面的。但在1979年，它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放映。第三代导演接受的是解放前的传统电影教育，和我们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看过当时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上映的好莱坞电影。但他们的作品大多拍摄于解放后，而且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尽管第三代导演拍摄了几部优秀的作品，但其余大多都是宣传片。

《早春二月》

问：在第三代导演之前，有第二代导演吗？

谢飞：我们把在三四十年代工作的导演称为第二代导演。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电影人是费穆（1906 - 1951），他拍摄了经典的《小城之春》（1948）。吴永刚（1907-1982）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位杰出导演，他在1934年拍摄了电影《神女》，由著名演员阮玲玉主演。第一代导演则是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后，在无声电影时期拍摄作品的那些拓荒者。

问：第六代和第五代导演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谢飞：第六代导演，比如王小帅（1966年生）、张元（1963年生）、贾樟柯（1970年生），基本上没有受到十年动乱的冲击。他们在运动后接受了电影教育，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制度下制作电影。第六代与第五代的风格完全不同。几乎每位第六代导演都自己编剧，而第五代影片大多是改编自文学作品。第六代为自己拍电影，他们在意的是自我表达。贾樟柯是非常特别的一位第六代导演。他的前三部电影《小山回家》（1995）、《小武》（1997）和《站台》（2000）都关于他近距离观察的生活和他的家乡山西汾阳。

《站台》

第五代导演之后选择拥抱商业化的浪潮，张艺谋的《英雄》（2002）被普遍视为中国的第一部大片，而他2016年的作品《长城》与好莱坞合作，在获得高票房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批评。

问：您觉得有没有「第七代导演」？

谢飞：在未来也许会有。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没有大的政治运动带来的社会变化，而在此之前的几代导演都经历了解放和十年动乱。如今每个电影剧本都要经过审查，大纲和梗概都要审，成片后还得再审一遍。如果我们像韩国一样取消电影审查制度，改成电影分级制度，给电影人尊严和表达的自由，那个时候第七代可能才会出现（笑）。

问：北京电影学院是全国唯一的电影院校吗？

谢飞：解放前，中国还没有电影学院。第三代导演在戏剧院校学习。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于1956年，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北京电影学校」。我们曾经邀请许多专家，例如苏联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的电影人来学校讲学。北京电影学院由北京市政府支持，所以有很好的设备和基础设施。第四代、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都从这所学校毕业。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只有这一所电影学校。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许多关于电影制作、表演和相关学科的课程都已经开始建立并完善。现在全国有很多戏剧学院，很多艺术类院校，但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最悠久。在八十年代，青年电影制片厂在北京成立了，我的电影《本命年》和《湘女萧萧》都由青影厂制作。

《本命年》

问：您现在还在从事电影教学和创作吗？

谢飞：我于1965年毕业，十年动乱之后开始从事教学。我认为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而导演才是副业。我拍过九部长片和两部20集的电视剧。这两部电视剧都拍摄于世纪之交，当时国内的电视市场开始逐渐变得庞大。我的学生要进入这个行业，因此我需要有电视剧的拍摄经验，从而才能为他们开设课程。

问：解放后直到80年代，电影都是由国营电影公司制作。市场化之后，这种情况有什么变化？

谢飞：是的，解放后所有的电影都由国家资助。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电影市场不景气，于是开始了改革。观众被电视所吸引。市场上充斥着盗版的磁带、CD、DVD。政府意识到，电影市场可能会被彻底摧毁。他们开始允许私人公司制作电影并允许合作。2003年，政府进行了一次政策改革。外国制片方现在可以很便捷地与中国片方合作，并且为电影的发行制定了新的政策。传统、老式的大厅是巨大的，可以容纳1000到5000人的观众。这些都被打破了。

现代化的影厅已经建成，许多都建在商场里。如今中国有超过6万块银幕。并且并非所有的都是属于政府，其中许多属于个人。政府支持的中国电影集团是一家上市公司。中国的电影市场仍然一半由政府控制，另一半由市场协助。电视则完全由政府控制，私营公司不被允许掌控电视的拍摄，并且不可能有外国资金的介入。每个省、每个城市都有电视台和电台。

问：如今中国独立制作和政府制作的影片的比例是多少？

谢飞：如今大多数电影公司都是民营公司。最大的两家电影公司华谊兄弟和博纳影业都制作了很多票房大片和口碑佳作。

问：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观众是否还是习惯和依赖在影院观影？

谢飞：如今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不存在区别。观众已经变了。然而艺术电影缺少市场。也许大城市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愿意看艺术电影。学校里的学生课业任务很重，所以高中生很少去电影院，他们没有时间。学校的孩子和青少年不喜欢去电影院。中年人和老年人仍然喜欢去影院看电影或在家里看电视剧。贾樟柯拍了十多部电影，但到现在只有三部上了院线。政府希望有更多的艺术电影。

问：中国有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专门为艺术电影开设的影院？

谢飞：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正在努力支持艺术电影的放映，但至今却没有独立的艺术影院。没有人愿意去看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的《艺术家》（2011）。然而，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2018）——讲述了一个小男孩上法庭起诉他的父母，原因是他们生下了他——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

《何以为家》

问：中国近年来成立的电影节都关注怎样的影片？

谢飞：在九十年代之前，官方禁止举办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唯一获准举办的电影节。金鸡和百花电影节是全国性的电影节，主要关注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许多城市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电影节。

我们有两个非常好的电影节。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已经成功举办了13届。他们邀请了非常著名的电影人当评委，如王家卫、许鞍华等。这个影展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的新电影人，每年在七月底举行。

另一个是由贾樟柯牵头，创立于2017年的平遥国际电影节。马可·穆勒帮助贾樟柯一起来完善了这个影展，他们支持年轻电影人。在平遥电影节上展映的优秀作品随后在巴黎和欧洲等地放映。贾樟柯现在在中国非常有名。山西省政府也支持他，因为通过他，他们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问：为什么宝莱坞影片在中国很受欢迎？

谢飞：从2000年开始，好莱坞和中国香港电影开始在内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市场需要新类型的电影。如今每年都有两到三部来自宝莱坞的电影上映，比如阿米尔·汗的电影，也有俄罗斯电影，还有韩国和法国的电影。在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非竞赛的展映单元会放映近400部影片和世界电影大师的经典作品。艺术电影只在电影节上放映。在电影节上，这些电影票常常会在几分钟内售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