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阳：莫道寻常非学问——回忆与刘伯谷先生的初次相遇

莫道寻常非学问

——回忆与刘伯谷先生的初次相遇

读硕士时，我希望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交叉角度寻找一个可研究的课题，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为了让学问有点“与众不同”，我大量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新兴宗教上，因缘际会之下，结识了与天帝教颇有渊源的光光先生。光光关心我的学术发展，将我介绍给四川大学的朱越利教授，朱老师又将当时在社科院做访问学者的赵敏兄介绍给我，以便于我获得学术上的支持。赵敏兄与槐轩刘门关系颇深，为人豪爽，这时我已经在马西沙教授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中读到过刘门的相关章节，又从网上购买过一些刘门和唐门的资料，对槐轩并不陌生，于是便跟赵敏兄约定，请他带我到槐轩门内“耍耍”，拜会一下刘门的传人、天才学者刘咸炘的长子刘伯谷先生，赵敏兄当即就答应了，然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此处栽种，彼处开花。不久便出现了另外的机会，槐轩的门人李明甫先生约我一起去拜见刘老。我当时已经大致读过《槐轩全书》，也读过一些学界对刘门的研究成果，对拜会刘老这样的世家充满了期待。2012年的秋冬之际，我从昆明坐了一天的绿皮火车到了成都。在明甫的带领下，当晚我们便去了著名的“苏瓦西该”（编者按：刘老住此处，用成都口音对书院西街的称呼），走过几段七转八扭胡同路后，停在了一个窄窄的门前。几声“刘大爷”之下，一位端庄的女士来开门，正是刘老的夫人。刘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我来了，站起来跟我握手。开场的寒暄内容我已经不大记得，不过我记得当时端详刘老的感觉。在我想象中，像刘门这样的大门宦，其传人不说长袍马褂，也必须有一股敛藏的霸气，如同我在云南、甘肃见过的那些“老人家”一样，而刘老身材不高，除了双目炯炯有神，不大像八十几岁老人外，跟我想象中的“夫子”有点区别，十分之寻常。房子是八十年代的旧房，绝非深宅大院。

寒暄过后，刘老开始讲述槐轩的历史和主要观点，他给人的感觉立刻就迥然不同了。刘老的记忆力惊人，逻辑清晰，对槐轩之道娓娓道来，伴随着刘沅、刘咸炘等名字和故事从刘老口中流露，一种学问的肃穆感四散开来，就像翻阅一本活生生的经典。对我们而言，槐轩之道只是历史，对刘老而言，那是他的家事。不过，刘老既没有讲“秘史”，也没有说“修炼”，只是切切实实地把槐轩之道的核心和盘托出——所谓槐轩之道，不过“天理良心”四个字，而恢复天理良心的方法，也无甚惊世骇俗，无非“存养省察”以“复性”罢了。天理就是性，在人就是良心。学道修道，也是人伦日用寻常之事，只有在生活中体贴，此道才有价值和意义，故而槐轩之学的落脚点便在生活百态之中，在生活之中去体贴这个道。

后来我将刘老所说和我自己的所思，写成了一篇名为《老为孔师：儒宗道用的槐轩之道》的文章，收入专著《明清道教》之中，文中谈到了我对刘老所传的“天理良心”之学的理解，文中写道：

止唐公认为，学问的宗旨是“复见本然”，所谓的“本然”，在三教中都各有名称。不同于其它哲学或信仰的“天人分隔”或“天人相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不承认天人之间的绝对二分性。那么“天人合一”合在何处呢，三教虽然有着不同的描述，但都认为天人之合必须要合在人的性灵之上，如儒家讲“天命”、“ 仁义”都不离“率性”即作用于心性之上，道教则强调大道与人性合于“道性”之上，而佛教则更为明显的合于“佛性”之上。止唐公敏锐地看到三教的心性之说在本质上的趋同性，都强调启发本性之中所蕴含的明朗光明，这是三教相同的一方面。

心性之说，其根底在于帮助人修心养性，为了将心性之理说圆，除了在根本上先认定心性乃是纯善无染外，为了给“无染之性何以生出滞碍”寻得一个答案，儒学家们又将心性区分为“理”、“气”、“神”、“心”、“意”、“性”等诸多维度。如前所述，开出这么多维度是为了将心性之意说圆，但未免缠缚概念，使人莫衷一是。止唐公之学亦以心性之学为主，但他能将心性说的深入浅出，易于领会。如他在《俗言》一书中将心性提拈出来称作“天理良心”，他指出：“在天为天理，在人为良心，天理良心人人有之，念念不离四字，大则希圣希天，小亦全忠孝，所以读圣人书，学圣人之行，畏圣人之言，止是要全此四字，方不愧为人。”

圣贤之学的根本在一个“性”字，而刘沅用这般白话之文将圣贤之学归纳为“天理良心”四字，就使得心性之学易于把捉。那么止唐公所谓“天理良心”又有何内涵呢？他在《子问》一文中将性称为“仁义，即性也”，可见“天理良心”又可视作“仁义”的引申，更进一步，所谓的“天理良心”就是圣人之行，圣人之言的代表，学圣人即是学“天理良心”。因此止唐公在将“性”、“天理良心”、“圣人之言（行）”三者相联系后，又将他的心性之学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之上，使其心性之学变得可学可证。

从这个道，我们又聊到孝。我跟刘老汇报道我的祖母瘫痪在床近30年，我们家人一以贯之悉心伺候，祖母吃喝拉撒虽然全在床上，但身体总体健康，精神健硕，生活质量很高，这对一个高位截瘫病人来说是奇迹，背后就是我家传承的孝文化所致。刘老听了特别高兴，给我讲了很多由孝而入的复性的道理。我又表达了家母亡故较早而不能尽孝的遗憾，与刘老的话头又转向了法言坛。刘老认为，法言坛是移风易俗、改善民心的途径，正如刘老的父亲刘咸炘所说，法事是慎终追远的一种形式，把伦常之道写成文字化在科仪之中，由那些道士唱去，唱给活人听，所以法言坛的目的不是教育亡人，而是教育活人。几年后我有幸遇到同为“民间儒学”流派的太谷学派的传人，太谷学派也借道术度人，遂对槐轩的法言坛又有深一步的理解。

如果说程朱理学及阳明心学可以被视作“正统儒学”或“官方儒学”的话，明中后期及清代所涌现出的儒学形式，如槐轩学派、太谷学派等，多体现为一种“儒道结合”的特点。不同于“正统儒学”对佛、老的拒斥，“民间儒学”贴近世俗，其教师多游走于乡间传道授业，对僻野之间的佛、道信仰氛围感受较深，故对之的态度更为灵活。他们将释迦与老子视作与孔孟同等地位的圣人，且多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合论，用道经（特别是《道德经》）及佛经来解儒、证儒。有些“民间儒学”将道教修身炼气的方法、斋醮超荐的仪式以及一些神明信仰也吸收进来，对之进行符合儒家伦理的新改造，并形成一个组织化的“教团”，槐轩学派即具有典型的儒道合一特征。

与刘老初次相遇的故事，有一个颇为温馨的结尾：大婆婆（刘老夫人）煮了一锅抄手，我和明甫一人一碗就这么吃了起来。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在世时，每次他看到我，都要给我准备很多吃的，让晚辈吃点东西似乎是长者表达爱意的方式。在临别之时，我跟刘老相约再见，刘老推荐我买点文殊院旁的桃酥给我家长辈带回去，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初次见面。

回程之后，我继续阅读槐轩的各种资料，把一套复印的《槐轩全书》画的密密麻麻，明甫也时常给我邮寄或网上发送一些资料，令我对槐轩的感受更深了，已经超越了当初单纯做一个研究的想法。2015年我专程赶到双流，参加刘门的谒祖祭祀活动并参拜刘沅夫子的墓地。可能我们家对祖母尽孝的故事给刘老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没有跟刘老说上几句话，但刘老一眼就认出了我，这时候我已经有了入门的想法，推着他的轮椅跟他攀谈了几句。后来通过明甫和赵敏兄，我又向刘老表达了入门的想法，刘老就答应了。2017年第三次跟刘老在双流彭镇银榕园会面，我正式入门，学习槐轩的学问之道，刘老还赠了一个字“晦光”给我。2017年和2018年，我出差到成都，刘老都不在成都，惜未能见。不过2017年那次有机会见了槐轩道功卓绝的老周爷一面，彼时老周爷已经年过百岁，第二年就回天了。2019年疫情乍起，行动受限，我与刘老便再难相见。20年、21年我出版自己的书《宋本<度人经>研究》和《明清道教》，都委托明甫给刘老送了过去，刘老也请明甫向我表达了鼓励之情。

近日刘老回归道山的消息传来，不若晴天霹雳，刘老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我想，与刘老的故事虽暂告一段落，但与槐轩的故事还将持续下去，我们按刘老所授勉力行去，终将“就路还家”。第一次见到刘老后，我曾写过几首顺口溜，将其中一首录在此处以为纪念：

赞伯谷老

不谈奇妙不谈玄，心安理得养先天，

莫道寻常非学问，人情到处便是仙。

学生 李政阳

中国传媒大学擘雅品牌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

北京国际品牌周组委会 秘书长

2022年4月27日